“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这并不是保罗·蒂贝茨一时嘴硬，而是一直以来他都这么说过，并且说了很多次。在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第六十个年头里，一个年轻的女记者在广岛采访的时候问到：“广岛死了很多的人，你会不会向他们表示歉意呢？”九十多岁高龄的老将军直接拒绝了，并且加了一句：从来没有因为那个原子弹而睡不着觉。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自然就显得很刺耳了。放在现在也是闹得沸反盈天。而问题也就在这里：关于广岛原子弹的事情，并不是只谈是否残忍的问题，还有另外一层更加痛苦的判断——如果不使用它的话，付出的代价是不是更大一些？
把时间往前推一推。1944年，29岁的时候，蒂贝茨接到了一个绝密的任务，那就是要建立一支专门进行特种轰炸的第五零九混合大队。当时大多数飞行员不知道自己在练习什么，只觉得它比一般的炸弹厉害多了。到1945年的8月5日为止，核心人物才得知第二天要向日本投放原子弹。
8月6日零点四十五分左右，蒂贝茨开着B-29“恩诺拉·盖伊”号从提尼安岛起飞了。机上有十二个人，“小男孩”的位置在弹舱里面。飞行大约六个小时之后到达了广岛上空。当地时间早上八点十分十七秒的时候，炸弹就扔出去了。43秒之后，在大约600米的高度处发生爆炸。飞机已经做了一个急转弯进行避险，但是仍然被冲击波给追上了，并且机身受到了强烈的震动。蒂贝茨后来也否定了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即他说过“天哪，我们干了些什么？”他给出的理由是冰冷而典型的：执行任务的时候，军人要集中精力去完成指令。
冷酷不冷酷呢？很多人都说这是对的。但是仅仅关注爆炸的那一刹那，讨论就变得非常肤浅了。1945年的德国已经投降了，而日本方面仍然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打算进行本土决战，并且还喊出了“一亿玉碎”的口号。当时的日本动员国民义勇战斗队人数达到2800万之多，老人、妇女和学生都参与其中，很多人的武器都是竹枪或者菜刀等简单的工具来进行训练。
盟军并不是空口无凭，在登陆日本本的“没落行动”中就已经有所体现：首先攻打九州，然后进攻本州，所用兵力估计为250万人左右。美国军方内部评估非常恐怖，仅仅第一阶段九十天的时间内，美军死伤人数就会达到四十五万六千人；两个阶段全部结束之后，总的伤亡人数可能会超过一百二十万。最高估计数字是五十万到一百万之间。那么日本人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按照硫磺岛、冲绳战例来看的话，正规军、平民、饥荒、瘟疫一起作用下的人口死亡数量会达到百万级别或者千万级别的水平。
冲绳已经把这种逻辑展示了一遍。82天的战争中，美军死伤人数达到八万多人，日本军阵亡人数超过十万人，平民死亡人数也有十四万之多。这是外岛，并非本岛。简单来说就是当年美国政府决定使用原子弹并不是因为觉得它很残忍，而是认为直接登陆日本国将会更加残忍。
因此蒂贝茨的观点才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不变：他觉得自己的身份并不是决定战争的人，而只是一个按照终战计划行事的士兵；应该为此负责的是那些发动了侵略战争却又不肯迅速投降的日本军国主义者。
不只是这样认为的人。曼哈顿计划中的物理学家哈罗德·阿格纽曾经亲自乘坐飞机到广岛进行观察，并且目睹了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情景。2005年的时候他就去了广岛，日本人安排了幸存者的见面会让他当面向他们道歉。听完之后并没有退缩的意思，反而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珍珠港事件也一样，在追究责任的时候不应该只关注到广岛这个结果上面来，而忽略了战争是如何爆发出来的。
这样的回答，在日本受害叙事中自然是很难让人接受的，在今天普遍的标准下也是过于强硬了。但是它代表着一种很实际而且很不舒服的战争逻辑，并非是“原子弹正义”，而是在一众糟糕的选择当中选择了成本更低的一个。
蒂贝茨晚年几乎每过几年就会有人问他一个问题：后悔不悔？他给出的答案都是一样的。1975年他说没有遗憾，2002年他又说假如回到当年的情况之下还会再做一次。在2007年去世之前，他还未向对方道歉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说法。更不用说留有墓志铭了，以免引起争执而使墓地成为焦点。
许多历史上的人物，在年龄增长之后说的话就越容易被别人接受。但是蒂贝茨则不同。他所犯错误并不是“敢不敢说实话”的问题，而是把战争判断完全局限在战争的语言中，不愿意接受后来出现的道德语言。听起来很刺耳，但是这也是这段历史中最难以避免的部分：广岛是一个灾难，这一点没有争议；但是把灾难仅仅当作一个受害者的故事，则不够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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