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秦德君》词条、《浦江纵横》徐家俊著《秦德君：从死囚牢里走出的女革命家》、《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上海市档案馆史料、维基百科《秦德君》词条、《毛森》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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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上海，四月的黄浦江上春风还带着寒意。
码头边停着的轮船上，有人悄悄把细软藏进行李箱；外滩的洋行里，有人连夜把账本烧掉；福州路上的警察局，每天深夜还亮着灯——不是在办案，是在烧文件。
这座城里，心思最活络的一批人，早就开始打算自己的退路了。
旧上海的日子，过到了最后的关口。
黄浦江边的外白渡桥上，进出的轿车比往年少了许多。
百乐门舞厅的灯还在亮，爵士乐还在响，但舞池里的人已经稀稀落落，有钱的人家里，小姐少爷们的皮箱已经悄悄收拾好了，只等一声令下立刻登船。
国民党的政府大员们，有的早就在香港置了房子，有的托人把金条运到台湾，还有的打着最后的算盘，盘算能不能趁乱再捞一把。
整座城市笼罩在一种说不清楚的气氛里：既有繁华末世的纸醉金迷，又有大难将临的惶惶不安。
与此同时，一个化名"胡亚平"的女人正在悄悄穿越这座城市的街道。
她打扮得像一个从南京逃难来的阔太太——旗袍剪裁考究，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步态从容，不疾不徐。
没有人能想到，这个走在福履里路上的"贵妇"，已经在共产党的地下网络里摸爬滚打了将近三十年。
她见过李大钊，跟过邓中夏，在西安主持过市委妇女部，在北伐军里带过女子宣传队，在日本与茅盾同居两年，在四川卧病四年后重新回到队伍，最终在1946年以四十一岁的年纪只身来到上海，深入敌人的腹心，从事军事策反工作。
她是秦德君，1905年生，四川忠县彝族人，相传是抗清名将秦良玉的后代。
16岁参加革命，二十三年党龄。上海警察局的秘密档案里，她的名字旁边标着一个价码：二十万美元。
1949年5月17日下午4点半前后，她刚走上建国西路的马路，四面八方同时涌来了特务。
两支枪同时对准了她——一支抵着胸膛，一支顶着太阳穴。
从这一刻起，一场足以让整个上海滩为之颤抖的审讯与酷刑，在福州路警察局的地下室里悄然拉开了帷幕，而最终目睹这一切的，是五楼一间名为病房、实为囚室的房间，以及一个即将改变上海命运的黎明——九天之后，批准处死她的那个人，连夜仓皇出逃，独自跑路，连告别都省了……
【一】从成都到延安：一个彝族女孩的三十年
要讲清楚1949年那间牢房里发生的事，得先把秦德君这个人说清楚。
她不是普通的地下党员。
1905年中秋之夜，秦德君出生在四川忠县一个彝族家庭。她自幼个性坚韧，特立独行。
那时候的中国，彝族女子能读书已经算是奢侈，能走出大山更是稀奇。偏偏她不服这个命。
1919年，她在成都省立女子实业学校读书，五四运动的浪潮卷到四川，她不光参加了学生运动，还成立了"四川学生联合会"，在《川报》和《国民公报》上以"秦文骏"为笔名发表文章《要求女子参政》，号召全国女子追求独立，敢于革命。
更让周围人瞠目结舌的是，她带头剪掉了长发，成为四川女子里公开剪发的第一人。这不是一件小事。
在那个年代，女人剪发意味着彻底与传统决裂，意味着要被人戳脊梁骨的。
她偏偏带头干，还因此被学校开除了学籍。在当时的四川，被学校开除是很严重的事，等同于断了出路。
可她不在乎，整个人脑子里装的是另一套东西，那叫"革命"。
开除就开除，她去了北京，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参加了革命活动。
后来她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1923年，经邓中夏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彼时她18岁。
那个时代，多少人连党是什么都不清楚，她已经是一名正式党员，在沪宁一带从事工学运动的通讯员工作。
1925年冬，她受邓中夏的委派，去西安从事地下工作。
1926年，她出任中共西安市委常委兼妇女部长——这在当时是要命的职务，一旦暴露就是杀头。
她在西安的日子里，遇到了当时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
两人都是四川人，都是革命者，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相识相知。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两人分开，秦德君独自承担了这段感情的全部重量。
1927年，她又担任第二集团军特别党党委成员和女子宣传队队长，随军北伐，亲历南北会师与中原战役。
那时的她，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见过了无数生死，也早就把自己的命交给了革命这件事。
大革命失败之后，1927年那场腥风血雨席卷全国，无数人在这场政治风暴里倒下。秦德君流亡上海，先借住在陈望道家中，辗转谋求出路。
1928年7月，她以中共组织派遣的身份，与文学家茅盾一同乘船赴日。
当时两人都处于政治上的低谷期。
茅盾因《蚀》三部曲遭到左翼文人批判，想暂时离开上海；秦德君则受了伤，想去苏联深造，但陈望道建议她先去日本。
就这样，两人在日本京都共同生活了近两年时间，在漫长的异国岁月里产生了感情。
茅盾依据秦德君和她挚友胡兰畦的人生经历，在这段时间里创作出了长篇小说《虹》——而秦德君本人，也在茅盾的影响下开始写作，在《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笔名"秦觉"或"辛夷"。
这段感情最终以秦德君独自吞咽苦果而告终。
1930年4月，她随茅盾回到上海，叶圣陶去码头迎接。之后不久，两人各奔东西，形同陌路。
茅盾在后来数十年的回忆录里，对秦德君这个名字只字未提，仿佛那两年从未存在过。
此后她漂泊巴蜀，卧病四年。1938年，她秘密前往延安，根据组织安排去重庆工作。
抗战期间，她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1军司令部参议官、第七战区司令部参议官，以这些公开身份掩护地下工作。
1946年后，受组织委派来到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此时她已40多岁，走过了半个中国，经历了无数生死存亡的关口，头上没有半根白发，但眼神里藏着旁人读不透的东西——那是见过太多事情之后才会有的那种平静，不动声色，四两拨千斤。
【二】1949年春，上海滩最后的棋局
1949年春天的上海，是一座正在等待易主的城市。
外面，解放军已经打到了长江边上。城里，国民党的大员们一批批消失——有的是跑了，有的是开始暗中打探消路。
上海这座城市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有人惶恐，有人期待，有人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继续在大光明电影院里看电影，继续在和平饭店里喝下午茶。
租界留下的那些老洋房里，家家户户灯火通明到深夜，但说的不是生意，是退路。
上海地下党的工作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彼时，中共上海地下党员总数约有八千人，另有数万人的外围组织与之协同。
这支庞大的隐形力量，分散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工厂里、学校里、警察局里、银行里、海关里，有人在传递情报，有人在保护工厂设备，有人在策反国民党内部人员，有人在组织工人护厂。
这张网铺得很宽，细节也很精密，外人根本看不出来。
这时候的上海警察局，局长换成了一个叫毛森的人。
毛森是军统老牌特工，浙江江山人，绰号"毛骨森森"，是当时在上海滩响当当的特务头目。
1949年3月7日，他正式接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职务。
汤恩伯亲口劝说他就任的时候说的是：上海治安必须确保，希望你能大力肃清败类。
毛森清楚这话背后的意思——把能抓的人全抓了，把能杀的人全杀了，在离开之前，给这座城市留下一摊血。
他一上任就在上海展开大规模搜捕，出动军警、宪兵、密探，把上了"黑名单"的革命志士一批批抓起来。
不到两个月时间，他指挥逮捕爱国志士3000多人，杀害了其中300多人，其中包括了红色经典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主人公的原型——地下电台报务员李白烈士。
毛森在任80天，用这个数字给自己的上海岁月做了注脚。
这个毛森，是秦德君那一年在上海的最大对手。
与此同时，解放军的炮声正在一天天逼近。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
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政府宣告覆灭。这个消息传到上海，整个城市的神经瞬间绷到极点。
有人跑，有人哭，有人彻夜烧文件，有人开始悄悄把武器藏起来——不是为了打仗，是为了留着投降的时候好交出去。
4月26日凌晨，国民党军警宪特对上海17所大学同时进行了搜捕，共有352名学生被逮捕，交通大学一所就被带走56人。
这是困兽犹斗的最后疯狂，也是末日前夕的最后暴力。
秦德君在1946年落脚上海之后，化名"胡亚平"，从事的是一项危险系数极高的工作——军事策反。
她与镇守吴淞要塞的国民党海军舰艇人员建立了联系，任务是争取40艘炮艇上的海军人员，在解放军进攻时不开炮阻拦，配合解放，从内部瓦解上海的军事防线。
这不是动动嘴皮子的差事。40艘炮艇，意味着数百名官兵，意味着无数条秘密联络线，意味着每一次接头都可能是最后一次。
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整张网就会崩塌，而她就会变成那张网里最醒目的那根线头。
事实上，就在这一年的2月25日，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已经在上海吴淞口秘密起义，驶向解放区，给了国民党当局一个不小的震动。
这说明海军内部的人心，早就在悄悄转向了。秦德君做的工作，正是顺着这股暗流往前推。
1949年5月，战局已经明朗。秦德君知道，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留给敌人的时间也不多了。
整个上海滩都在倒计时，只是有人盼着那个时刻快点来，有人盼着那个时刻永远别来。
【三】被捕：建国西路上的那十几秒
1949年5月17日，下午。
那天是一个普通的上海初夏，路边的法国梧桐已经绿了，遮出一片荫凉。
空气里带着一种湿润的热意，偶尔有黄包车轱辘压过石板路的声音，和远处偶发的枪炮声混在一起，构成了这座城市最后日子里特有的声响。
秦德君化名胡亚平，妆扮成一个从南京来上海避难的贵妇人。
旗袍是深色的，头发梳得服帖，手里没有拿包，走路不快不慢。
这样打扮过的她，混在建国西路的人流里，和其他来避难的有钱太太们没有什么区别。
她的目的地是拉都路（今襄阳南路）102号——那里有她要联系的人，和40艘炮艇的起义事宜还有最后几个细节需要确认。
她从福履里路（今建国西路）的息村出发，走上了街道。
她不知道的是，在那条街的某处阴影里，一群特务已经等候多时了。
后来的史料记录没有说清楚消息是如何泄露的，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些特务是有备而来的，不是碰巧路过，他们等的就是这个人，等的就是这个时间，等的就是今天。
秦德君刚走上马路，四面八方同时涌来了便衣——没有任何预警，没有任何先兆，甚至没有给她任何反应的时间。
两支枪同时对准了她，一支抵着胸膛，一支顶着太阳穴。
从看见那些人影到被完全控制，前后不过十几秒。她被押上一辆车，送往福州路的上海市警察局。
审讯马上开始了。
特务们第一句话就亮了底牌，也说明他们对她的情况掌握了相当程度："胡亚平，你16岁就做共产党，大学生，还留学日本。你现在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快把电台交出来，快把那个矮胖子的湖南人交出来！"
她不慌不忙地回答，说自己是从南京逃难来的，人地生疏，没有什么熟悉的人。
桌子被拍得山响，骂声随之而来，要她交出机关和共产党的头子。
秦德君毫不退让，反驳道："你们并没有把什么机关、什么人交给我，矮胖子的湖南人多着哩，你们要的是哪一个？我又没有开过保管公司。"
这样的回答，需要极大的镇定。
她此时已经知道，对方掌握了她的化名，知道了她的部分背景，说明这次被捕不是随机排查，是有人对她实施了针对性的跟踪和监视。
换一个人，面对这种情况可能已经腿软了。秦德君没有。
她用四川口音的普通话，不疾不徐地回应着，仿佛在说一件与她无关的事情。
接下来发生的事，写在了后来的史料里，读起来字字沉重。
【四】铁钉穿脚跟：五天五夜里的地狱
那群特务气急败坏，不再问话，直接动手。
用毛巾塞住秦德君的嘴，蒙住她的双眼，捆住手脚，剥去外衣。
拳头像雨点一样打下来，没有停顿，没有间歇，打得她浑身都是伤。
随后又叫来一个高个子女人，对她进行全身搜查。翻遍了她身上的每一处，一无所获。
审讯换了方式，酷刑随之升级。
特务们把秦德君赤身仰面绑在长板凳上，塞住嘴巴，一个人压住她的肋骨，用铁钉钉她的脚后跟，用铁夹钳夹她的手指。
铁钉穿入脚跟的那一刻，那种从神经深处迸发出来的撕裂感不是普通的疼痛，是一种让人想要嘶吼却被堵住了嘴、想要挣扎却被压住了身体的彻底的崩溃感。
脚跟这个部位，聚集着人体最密集的神经末梢，历史上有不少极权统治下的审讯者都知道这一点，精心选择了这个部位下手——不是为了让人死，恰恰相反，是为了让人在极度痛苦里还保持着意识，在这种意识里崩溃开口。
秦德君没有开口。
他们又把她绑住悬空吊起，用木棍、皮鞭抽打。一下又一下，一遍又一遍。
她浑身伤痕，两条大腿肿得像一对高脚灯笼，脚后跟的伤口在渗血，手指被铁钳夹过，已经没有知觉了。但她一个字都没有说。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
酷刑停了又来，来了又停。特务们知道硬来行不通，便换了花招，把她关进一间小房间，几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让她在极度疲惫和饥渴中自己崩溃。
什么"进步人士改过自新"的道理也说了，什么"去台湾安享晚年"的条件也开了，什么"家里人会受到牵连"的威胁也用了。
一概无效。
到了第五天，敌人变换了手法，把秦德君弄到一间华丽的房厅里，让她坐上沙发，又是献茶，又是敬烟。
地毯铺在脚下，墙上有画，灯光柔和，完全是另一副面孔。
逼供诱供的花招全都用尽，但秦紧闭双眼，以沉默相对抗。
那个来劝说她的人，从容貌气度来看是个经过专门训练的审讯者，话说得漂亮，条件开得也大方，但秦德君就是不说一个字，也不睁眼睛看他。
后来，那个人只能灰溜溜地走了，一批打手把她押进牢房。
其中一人宣布："现根据中央谷正纲部长的证明，汤恩伯司令员的命令，胡亚平就是秦德君的化名，按照叛国罪判处死刑，关押死牢。"
但是，"立即执行"四个字，没有接在后面。
他们还没从她嘴里得到任何东西，杀了她，什么都捞不到。
那些他们想要的名字、地址、联络暗号、电台位置——全都还在这个女人的脑子里。所以她死不得，又非死不可。
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得知情况后，大发雷霆，拍着桌子骂道："我们花了二十万美金的代价，抓一个女人来，什么东西也没有搞出来，你们真是饭桶！务必严加审讯！"又补充命令："在未取得口供以前，谁把这个女人搞死，谁就处死刑！"
二十万美元。这个数字在1949年的上海意味着什么，值得停下来想一想。
1949年上海一个普通工人月薪折合成美元不过几块钱，二十万美元够在上海最繁华的地段购置一栋体面的洋房，够一个殷实的中产家庭用上几代人。
毛森用这个价码来衡量秦德君身上的情报价值，说明他们对她掌握的情报有多渴望，也说明她在上海地下网络里的位置有多重要。
可偏偏，这个价码在她嘴里没有换来一个字。
秦德君在死牢里撑过了一天又一天。
死牢不是普通牢房，是单独关押判了死刑的犯人的地方。没有窗，光线只有头顶那一盏昏黄的灯。
白天和夜晚在这里没有太大区别，时间也仿佛停止了。
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里面的人全凭耳朵猜——偶尔传进来的炮声，远远的，沉闷的，一下又一下，不知道是哪里在打，不知道打到了什么程度。
5月17日被捕，每过一天，她就离上海解放近一天，也离被杀害近一天。
她身上的伤口没有得到任何处理，脚后跟的钉孔在那种潮湿阴暗的环境里慢慢感染，两条腿都肿了，手指也开始化脓。
身体在一点点消耗，但她的头脑始终清醒。
她知道，那些她没有说出口的名字，是还在外面坚守的同志，是整张地下网络里最薄弱也最关键的节点。
她只要开口一个字，就可能扯出一长串的后果，让外面的人一个个落网。
她没有开口。
1949年5月22日，被捕后的第五天，一辆急救车从福州路警察局出发，带着刺耳的悲鸣驶向长阳路上的警察医院。
担架上躺着一个血肉模糊、奄奄一息的人，正是秦德君。
她已经被折磨到了命悬一线的边缘，特务们在她身上没有捞到任何东西，却又不能让她就这样死掉——上级的命令是"在未取得口供以前"，谁搞死了这个人，谁就得偿命。
所以他们把她送进了医院，让她先活着，好继续审。
送她进去的人对医院工作人员留下一句话："这是一个要犯，你们四天以内必须送回活人！"
四天，1949年5月22日到26日。
这个期限不是随便定的——特务们需要的是一个还能开口招供的人，而不是一具尸体。
他们给秦德君留了四天时间，让她在医院里恢复到足以被再次审讯的状态，然后送回去，继续那些她已经拒绝过无数次的问题。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四天里，上海城外的战局正在以他们无法控制的速度急速变化，历史的齿轮已经开始以它自己的节奏转动，而那个四天的期限，将会以一种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的方式，彻底改写秦德君此后的命运——以及批准处死她的那个人，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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