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九七三年的那场连阴雨，下得透骨的凉，像是要把人身上的热乎气全抽干。
屋檐下的雨水滴答滴答地砸在青石板上，在空荡荡的院子里砸出沉闷的响声。
那是我把翠柳娶进门的第三个月。
夜里我翻了个身，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清冷月光，静静地看着她背对我的单薄身影。
也是从那天起，一股腥臭味，萦绕在她身边。
我带着她走了一天一夜的山路，去了县里最好的人民医院，可穿着白大褂的老大夫翻来覆去地查，却说她身子骨好得很。
那股味道散不去，而我所有的疑心，最终都落在了屋角那口始终挂着黄铜大锁的樟木陪嫁箱上。
娶周翠柳那年，我赵德汉刚满二十四岁。
我是个粗人，爹娘走得早，留下两间漏风的土坯房和一院子的荒草陪着我。
在那个凭工分吃饭的年月，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常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粗布汗衫，在生产队里干最累的苦力。
翠柳是邻村嫁过来的，命苦，过门不到半年，前夫就在后山砍柴时失足摔下了野狼沟。
村里那些闲言碎语像刀子一样，都说她是丧门星，是克夫的命。
她娘家嫌丢人不管她，婆家更是把她当成扫把星，恨不得早点把她赶出家门。
我第一次仔细看她，是在村东头那片干涸的盐碱地里。
那天毒太阳挂在天上，大队书记让大家伙儿挑水浇棒子苗。
大家都躲在柳树底下乘凉抽旱烟，只有她一个人，挑着两个豁了口的黑陶水桶，一瘸一拐地走在干裂的土埂上。
她的肩膀被扁担磨出了血印子，顺着粗布衣裳渗出来，汗水把额头前的几绺碎发死死地贴在苍白的脸上。
她不喊苦也不喊累，就像一头不知道停歇的老黄牛。
我实在看不过眼，把手里的烟袋锅子往鞋底一磕，大步走过去拦住了她。
“你放着，俺来挑。”我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都不敢直视她，只盯着她脚上那双快要磨穿底的黑布鞋。
翠柳吓了一跳，身子猛地往后一缩，水桶里的水荡出来，溅了她半身泥点子。
她死死抓着扁担，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德汉哥，不中，这要惹人闲话的。”
“谁敢嚼舌根，俺撕烂他的嘴！”我一把夺过扁担，连同那两桶水稳稳地压在自己的宽肩膀上。
从那天起，我就认定了这个女人。
我不管什么克夫不克夫的鬼话，我只知道，这么踏实肯干的女人，不该在这个世道里被活活欺负死。
我拿出了爹娘留下的唯一一点家底，又找生产队的刘老支书借了五十斤棒子面，硬是去她前夫家把亲事定了下来。
结婚那天，没有吹拉弹唱，也没有红盖头。
我用红纸剪了个双喜字贴在土墙上，托人从供销社称了半斤大块糖分给相熟的几个邻居，就算是办了喜事。
翠柳进门的时候，全身上下只有一套洗得没有补丁的旧蓝布衣裳。
她手里紧紧攥着的，是她唯一的嫁妆。
那是一口半旧的樟木箱子，箱子边角已经被磨得发亮，上面挂着一把沉甸甸的黄铜挂锁。
刚结婚的那段日子，是我赵德汉这辈子过得最舒坦的时光。
有了翠柳的家，才真正像个家。
以前我起早贪黑，锅灶里十天半个月不见一点火星，总是啃凉透的窝窝头对付一口。
翠柳来了之后，每天天刚擦亮，灶房里就会准时飘起袅袅的炊烟。
她总是轻手轻脚地起床，生火、添柴，把掺了糠的玉米面糊糊熬得浓稠香甜。
每次我端起粗瓷大碗，她总是坐在小马扎上，默默地看着我吃，眼神里透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满足。
白天在生产队干活，她干得比队里的壮劳力还猛，拔草、掰棒子，那双手粗糙得像干枯的树皮。
夜里回了家，就着一盏忽明忽暗的煤油灯，她还要端着针线笸箩，一针一线地给我补那几条破洞的裤子。
灯芯草燃烧的微光打在她的侧脸上，把她的轮廓映得柔和极了。
我常常坐在炕沿上，静静地看着她纳鞋底的动作，心里头觉得滚烫。
“翠柳，别熬坏了眼睛，明天再缝吧。”我伸手去拿她手里的针线。
她总是温顺地躲开我的手，嘴角挂着一丝极淡的笑：“德汉哥，我不累，你白天出大力，穿破衣裳人家要笑话的。”
我听得心里发酸，只能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多挣几个工分，让她过上不愁吃穿的好日子。
那口樟木箱子，被她安置在了里屋最角落的地方。
村里人都有把贵重物件锁起来的习惯，我只当里面装着她爹娘留下的念想，或者是几件舍不得穿的新衣服。
偶尔打扫屋子的时候，我会顺手拿抹布擦一擦那口箱子。
每当这个时候，翠柳虽然不会说什么，但眼睛总会死死地盯着我的动作，手里挑拣野菜的动作也会停下来。
她脖子上用一根红头绳拴着那把黄铜锁的钥匙，贴肉戴着，洗澡睡觉从不离身。
我心里觉得好笑，这个穷家荡产的院子里，哪有什么贼惦记。
但我从来没开口问过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两口子过日子，总得给对方留点底裤，她是个苦命的女人，有自己的防备心，我能理解。
那时的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口普普通通的樟木箱子，日后会把我们俩逼到那步田地。
前两个月的日子，就像门前那条缓缓流淌的小河，虽然泥沙俱下，但总归是平静安宁的。
直到立秋过后的那场雨降临，一切都开始慢慢变了味道。
入了秋，天黑得一天比一天早，地里的活计也越来越繁重。
那股味道，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的。
起初，它很淡，淡到我以为是院子外头那条臭水沟泛上来的水腥气。
第一天夜里，我正睡得迷糊，突然被一阵钻进鼻腔的怪味熏醒了。
那是一种夹杂着死鱼烂虾和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腐败气息，闷在潮湿的土屋里，格外刺鼻。
我猛地坐起身，四下闻了闻，推了推身旁睡得正沉的翠柳。
“翠柳，你闻见没？屋里是不是进死耗子了？”我压低声音问道。
翠柳揉了揉眼睛，眼神在黑夜里闪烁了一下，含糊不清地说：“哪有什么味儿，是你白天下地累出幻觉了吧，快睡吧。”
她一边说着，一边拉过粗布被子，把自己的身子裹得紧紧的，翻过身朝向了墙里。
我以为是自己鼻子出了毛病，便重新躺下，可那股味道却丝丝缕缕地萦绕在枕头边，怎么也挥之不去。
接下来的几天，那股腥臭味不仅没有消散，反而越来越浓烈。
我发现，那味道根本不是从院子里飘进来的，而是从翠柳的身上散发出来的。
尤其是一早一晚，她一出汗，那股混合着腥气和酸腐的味道就直冲脑门。
村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这种反常很快就瞒不住了。
那天晌午，翠柳去村口的老井打水。
隔壁的孙大嘴正端着一盆脏衣服在井台边搓洗，看见翠柳走过来，突然捏住鼻子，夸张地往后退了两步。
“哎哟我的老天爷，德汉家的，你身上咋掉茅坑里了还是咋的？一股子死蛤蟆味儿，熏死个人了！”孙大嘴扯着大嗓门嚷嚷，引得周围几个干活的婆娘都停下动作看过来。
翠柳的脸色瞬间白得像纸一样，她一句话也没反驳，只是把头死死地低着，匆忙打满水，挑起担子落荒而逃。
我正好从自留地里挑粪回来，大老远就听见孙大嘴那破锣嗓子在嚼舌根。
我心里的火气“噌”地一下就冒了上来，扔下粪桶就冲了过去。
“孙大嘴，你再满嘴喷粪，信不信俺一扁担敲碎你的牙！”我指着她的鼻子破口大骂，眼睛瞪得像铜铃。
孙大嘴吓得一哆嗦，端起洗衣盆灰溜溜地跑了，临走还不忘嘟囔一句：“本来就是臭的，还不让人说了。”
赶跑了那些长舌妇，我回到家，看到翠柳正蹲在灶坑前发呆，眼泪吧嗒吧嗒地往柴火灰里掉。
我走过去，心疼地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可刚一靠近，那股浓烈的腥臭味再次扑面而来，逼得我本能地屏住了呼吸。
“翠柳，俺带你去县医院看看吧，别是身子哪里憋出病了。”我强忍着心里的不适，放柔了声音哄她。
翠柳猛地摇头，眼泪流得更凶了，死死咬着下嘴唇：“我不去，去那地方得花多少钱啊，我没事，洗洗就好了。”
可这事由不得她。
第二天一大早，我厚着脸皮去大队部借了那辆旧地排车，铺了一层厚厚的软草，硬把她拉上了车。
走了一天一夜的土路，赶到县人民医院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医院里弥漫着刺鼻的来苏水味，稍微掩盖住了她身上的气味。
接诊的是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军医，戴着厚厚的酒瓶底眼镜。
抽血、把脉、听诊器在翠柳胸前背后听了半天，老军医眉头紧锁，拿着一叠化验单看了又看。
“大夫，俺媳妇这到底是什么病？怎么身上一股怪味散不去啊？”我紧张地搓着满是老茧的手，手心全是冷汗。
老军医摘下眼镜，有些疑惑地打量着我们：“病？什么病？各项指标比一般农村妇女还好，根本没毛病。”
我愣住了，急得语无伦次：“不可能啊大夫，您再仔细查查，那味道……那味道真真切切的啊！”
“可能是干农活汗腺分泌的问题，或者是沾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回去多用热水洗洗，不用吃药。”老军医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打发我们出去。
回村的路上，地排车在坑洼的土路上颠簸。
翠柳坐在车上，把头埋在膝盖里，一言不发。
我拉着车辕，冷风顺着脖领子灌进来，心里却比这深秋的风还要凉。
医生说她没病，可那股实实在在的腥臭味是从哪里来的？
也是从医院回来的那天起，我发现了一个让我毛骨悚然的细节。
以前我起夜去后院茅房，家里的屋门都是虚掩着的。
可现在，只要我前脚刚迈出屋门，后脚就能听到屋里传来清晰的、插门栓的声音。
有一次我起夜回来的早，隔着糊了报纸的窗户棂，隐隐约约听见屋里有金属碰撞的清脆响声。
那声音我太熟悉了。
那是黄铜锁被钥匙拧开的声音。
她在开那口樟木箱子。
不知怎的，我的脑海里突然蹦出一个荒唐的念头。
从县医院回来的那个月，我们家成了全村人躲着走的地方。
那股腥臭味非但没有因为老军医的“没病”诊断而消散，反而像是扎了根一样，一天比一天浓烈。
以前干完农活，总有几个相熟的汉子来院子里借个火、抽袋旱烟。
现在，只要我家的院门一开，路过的乡亲都会下意识地加快脚步，捂着鼻子走过去。
连生产队分粮食的时候，记工员都不愿意让翠柳往前凑，远远地把装红薯的麻袋扔在地上，像躲瘟神一样。
翠柳变得越来越沉默。
她不再像刚结婚时那样，夜里坐在煤油灯下给我缝补衣裳。
每天天一黑，她就匆匆洗漱完，和衣躺在土炕的最里侧，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我们中间像是隔着一条看不见的冰河。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躺在炕头上，听着外面呼啸的秋风，鼻子被那股腥腐的气味塞得发酸。
我好几次想开口问她，问她到底瞒着我什么，问她那夜里开锁的声音是怎么回事。
可是话到了嘴边，看着她单薄瘦削的背影，我又硬生生地咽了下去。
我怕一问出口，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这个家，就彻底散了。
直到那天，下了一场连绵的秋雨。
地里干不了活，社员们都窝在家里猫冬。
屋里潮湿阴冷，那股腥臭味被闷在不透风的土墙里，发酵得让人头晕恶心。
我实在憋闷得慌，起身想去里屋找件厚实点的棉袄披上。
里屋光线很暗，只有窗户纸透进来的惨白的天光。
我刚踏进门槛，就看见翠柳正背对着我，跪在那个樟木箱子前面。
她的手紧紧攥着那把黄铜挂锁，肩膀微微发着抖，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极其紧绷的状态。
“翠柳，你干啥呢？”我冷不丁地出声。
“咣当”一声。
翠柳吓得猛地一哆嗦，手里的黄铜锁重重地砸在樟木箱面上，发出一声闷响。
她转过身，脸色煞白，像看陌生人一样惊恐地盯着我，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没……没干啥，我想找找去年的旧鞋垫。”她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眼神四处躲闪，就是不敢看我。
我看着她那副魂不守舍的模样，心里的无名火“噌”地一下窜了上来。
我大步走过去，死死盯着那口箱子。
那股让人作呕的腥臭味，此刻正浓烈地盘旋在箱子周围，几乎凝结成了实质。
“你让开。”我咬着牙，声音冷得像掉进了冰窟窿。
翠柳不仅没让开，反而猛地扑上去，用整个身子死死地护住了那口箱子。
“德汉哥，你别碰！求求你别碰！”她眼泪夺眶而出，双手死死抓着箱子的边缘，指关节都泛着青白。
“这里面到底装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我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力气大得连我自己都没察觉。
“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我爹娘留给我的几件破衣裳！”翠柳拼命地挣扎着，哭得撕心裂肺。
“破衣裳能有这么大的腥臭味？破衣裳能让你天天像防贼一样防着俺？”我指着那把黄铜锁，眼睛憋得通红。
这是我们结婚以来，我第一次对她发这么大的火。
翠柳不说话了，只是把头埋在胳膊里，绝望地抽泣着，身子缩成了一团。
看着她这副可怜又倔强的样子，我高高举起的手僵在了半空中，最终还是无力地垂了下来。
我猛地踹了一脚旁边的破板凳，转身冲进了雨地里。
冰冷的雨水砸在我的脸上，却浇不灭我心头那把名为“猜忌”的野火。
那口上了锁的樟木箱，成了横在我们夫妻之间的一根毒刺。
十一月初，北风刮得像刀子一样，天阴沉得仿佛要塌下来。
那天傍晚，大队部的大喇叭突然刺耳地响了起来。
“全体社员注意！全体社员注意！后山水库的堤坝出现渗漏，所有青壮年劳力，带上铁锹和麻袋，立刻到大队部集合！”
刘老支书焦急的声音在风中沙哑地回荡。
村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狗叫声、呼喊声响成一片。
我赶紧从墙角摸出铁锹，套上那件打满补丁的旧棉袄。
翠柳也慌乱地找出一块破塑料布披在身上，拿起一把铲子就要往外走。
“女人家去添什么乱，在家里待着！”我一把拉住她。
“刘叔说了要所有人去，我不去，人家又要说闲话扣工分了。”翠柳挣脱我的手，低着头匆匆走进了夜色里。
我看着她消失在风雨中的背影，心里突然打了个突。
她走了，家里没人了。
自从那次争吵之后，她对那口箱子盯得更紧了，连去茅房都要把里屋的门反锁上。
这是这半个多月来，那口箱子第一次脱离她的视线。
我握着铁锹的手心开始往外冒冷汗，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外面风雨交加，大队部的方向传来阵阵嘈杂的人声，所有人都在往水库赶。
我站在院子里，脚下却像生了根一样，怎么也挪不动步子。
满脑子都是那股挥之不去的腥臭味，还有那把泛着冷光的黄铜大锁。
一个疯狂的念头在我的心里野蛮生长，怎么也压不下去。
我猛地转过身，扔下了手里的铁锹，大步走进了灶房。
我在柴火堆里翻找着，终于摸到了一把生了锈的劈柴刀。
刀柄上的木刺扎进了手心，微微的刺痛感让我不仅没有清醒，反而更加坚定了心里的念头。
我倒要看看，你周翠柳到底在老子眼皮子底下藏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
我提着柴刀，轻手轻脚地走进里屋，仿佛生怕惊动了什么看不见的鬼魅。
屋子里没有点灯，那股让人窒息的腥腐味在黑暗中浓郁到了极点。
我摸黑走到墙角，指尖触碰到了那口冰冷的樟木箱子。
雨点砸在屋顶的瓦片上，发出劈里啪啦的闷响，恰好掩盖了我粗重的喘息声。
我摸到了那把黄铜锁。
没有任何犹豫，我高高举起手里的柴刀，用尽全身的力气，对着那个脆弱的锁扣狠狠地劈了下去。
“咔嚓”一声脆响。
年久失修的锁扣被柴刀生生劈断，黄铜挂锁在黑暗中滚落到了满是泥土的地上。
我的心脏狂跳到了嗓子眼，握着刀的手剧烈地颤抖着。
屋外的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吹得窗户纸哗啦啦作响。
我丢下柴刀，双手抠住樟木箱子的边缘，深吸了一口气，猛地掀开了沉重的箱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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