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下得很大,砸在脸上生疼。
我蹲在天桥下,烤红薯的炉子冒着白气,热腾腾的,跟这冷得刺骨的天气形成对比。
一个裹着破棉袄的女人走过来,头发乱糟糟的,脸上都是灰,嘴唇冻得发紫。
她蹲在炉子前,盯着红薯看了好一会儿。
“老板,能赊一个吗?”
声音沙哑,但我还是听出来了。
是肖真熙。
我的手抖了一下,红薯钳差点掉在地上。
十年了,我从没想过会在这种地方见到她。
当年那个穿名牌、开跑车的班花,如今穿着我大学时丢的那件破棉袄,蹲在天桥下讨一个红薯。
她抬眼看我,愣住。
“程光济?”
我没说话,把炉子里最大的一个红薯夹出来,塞进她手里。热腾腾的蒸汽扑在她脸上,她低下头,眼泪砸在红薯皮上,溅起细小的白气。
“你妈的事,我知道了。”
风很大,吹得炉子里火星直窜。我看着她,想起十年前她说过的话:“程光济,跟我打牌,我输给你10万块。”
那是我这辈子拿过的最烫手的钱。也是我这辈子还不清的债。
01
大一的冬天,我在食堂被肖真熙撞翻餐盘。
那是开学第三个月,我每天的伙食费控制在五块钱以内。
早上一个馒头,中午打一份素菜,晚上就着开水啃馒头。
钱不多,但能撑过去。
那天我打了人生中第一份红烧肉,想犒劳自己考了全班第一。
三块钱一份,我犹豫了半分钟才递出饭卡。
红烧肉刚端到手,后背被人撞了一下。
盘子飞出去,红烧肉洒了一地。汤汁溅到我洗得发白的鞋子上,油汪汪的一片。鞋子是我妈寄来的,她说在镇上买的,三十五块,让我穿暖和点。
“你眼瞎啊?”肖真熙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我蹲在地上,一片一片地捡肉。周围同学都停下来看我,有人拿手机拍。我没什么感觉,只是心疼那块肉,三块钱一份呢,够我吃两顿素菜了。
“你……”肖真熙的声音忽然变了,“你在干嘛?”
我没抬头:“捡起来,洗洗还能吃。”
“你恶不恶心?”她踩住我捡起来的肉,“有钱买肉,没钱买个新盘子?”
周围有人笑出声。
我慢慢站起来,看着她。
她穿着一件白色羽绒服,牌子我认识,在商场里见过,标价三千八。
头发扎成高马尾,化了淡妆。
长得很漂亮,但下巴总是抬得高高的,看人都是用眼角瞟。
我从口袋里掏出饭卡,递给她:“刷卡吧,盘子的钱我赔。”
她没接,反倒从钱包里抽出两百块,甩在我面前。
“拿去买个新碗,别用手吃饭了,丢我们班的脸。”
钱落在地上,刚好落在那滩油污里。红色的钞票沾了油,在灯光下反着光。
我看着她,没说话,也没弯腰捡钱。蹲下去继续捡我的红烧肉。一块一块,全捡起来,放进碗里。油渍沾了我一手,黏糊糊的,但我不在乎。
“你……”她声音有点抖。
我端着碗站起来,从她身边走过去。
没走两步,听她猛地踢翻旁边的凳子,冲出食堂。
凳子在地上滚了两圈,发出刺耳的响声。
食堂阿姨在后面喊:“同学,凳子坏了要赔钱的!”但她已经跑远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教学楼刷厕所。
勤工俭学,一个小时五块钱。
男生宿舍楼三层,一共六个厕所,每天晚自习后刷一遍,刷完差不多十点半。
我刷到第三间的时候,听见有人在外面的走廊哭。
我推门出去,看见肖真熙坐在楼梯上哭。
她穿的那件白羽绒服在昏暗的灯光下格外刺眼。她把头埋在膝盖里,肩膀一抖一抖的,哭得很压抑,像是怕被别人听见。
她看见我,立刻擦掉眼泪,站起来就走。
“等等。”我叫住她。
她回头,眼睛红红的,眼线都花了。
我递给她一包纸巾。那是食堂里顺的,我平时舍不得用,揣在口袋里应急。她犹豫了一下,接过去。
“程光济,”她忽然说,“你是不是恨我?”
“不恨。”
“那你为什么不捡那两百块钱?”
我看着她的眼睛,说:“因为我妈教过我,钱可以赚,尊严不能丢。”
她愣住了。
过了好一会儿,她忽然笑了一下:“你妈是个好老师。”
“你怎么知道我妈是老师?”
她像是说漏了嘴,立刻转身跑了。脚步声在楼道里回荡,越来越远。
我看着她消失在楼道尽头,心里隐隐觉得奇怪。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妈教过她。也不知道,我妈是因为她,才生病的。
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室友都已经睡了。
我躺在硬邦邦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想着那两百块,落在地上,我为什么没捡?
晚上饿了,啃了一个昨天剩的馒头,喝了两杯开水。
肚子咕咕叫,但我忍得住。
这样的日子,我过了二十年了。习惯了。
02
那之后,肖真熙开始出现在我打工的地方。
学校食堂二楼,我负责收盘子和擦桌子。
每天早上六点半到八点,中午十一点到一点,晚上五点到七点。
一天六个小时,一个月三百块。
活不累,就是站得腿疼。
她每天中午都来,点最贵的菜,然后一口不吃。
水煮鱼、椒盐排骨、红烧狮子头,每样七八块,够我吃两三天。
她就坐在靠窗的位置,盯着我看。
我看她的时候,她又会假装在看窗外的风景。
我以为她是故意来找茬的。但她不闹事,就是坐着,眼睛一直追着我。
每次我收拾她那张桌子,盘子底下都压着点什么。
有时候是一百块,有时候是两百块,还有一次是一张超市购物卡。
我把钱和卡收起来,整整齐齐地摞在口袋里,准备找机会还给她。
我知道她家在江边有别墅,开的是保时捷,不在乎这点钱。
但我在乎。
我不想欠任何人。
第一周结束的时候,我把钱装在一个信封里,写了一句话:“谢谢,但我不能要。”然后塞进她的书包。
第二天她就当着全班的面把信封撕了。
碎纸片飞了一地,像雪花一样。
“程光济,”她拍着桌子喊,“你以为我稀罕这点钱?”
全班同学都转过头来看我。我坐在角落里,一句话没说。我早就习惯了成为焦点,只是没想到是因为这种事。
那天下晚自习,我看见她蹲在教学楼后门的角落里哭。这次哭得比上次还厉害,整个人都在发抖。
我走过去,递给她一包纸巾。还是食堂顺的。
“又怎么了?”
她没接纸巾,抬头看着我,眼睛又红又肿。
“程光济,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讨厌?”
我实话实说:“是。”
她眼泪又掉下来,但没发火。她用袖子擦了一下,袖子很快就湿了一片。
“我不是故意的,”她说,“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话。”
“那就别说。”
我转身要走,她忽然叫住我:“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我一愣:“你问这个干嘛?”
“不干嘛,”她低下头,“随便问问。”
我没多想,随口说:“姓程,叫程玉珑。”
她身子猛地抖了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她的手攥着羽绒服的衣角,指关节泛白。
“你怎么了?”
“没事,”她站起来,背对着我,“过两天,我找你打牌。”
“我不会打牌。”
“我教你。”
她走了几步,又回过头看着我:“程光济,打牌能赢钱,你就不用在食堂干活了。”
“我不要你的钱。”
“谁说是我的钱?”她笑了笑,眼泪还挂在脸上,“赢来的钱,是你自己的。”
那时候我不懂她什么意思。
只记得她说完这句话,眼底有我从未见过的难过。
那种难过不像是一个富家女会有的,更像是一个背负着什么的人,压抑了很久之后露出的表情。
03
肖真熙真的带人来找我打牌了。
那是一个周六的晚上,她带了三个同学,敲开了我们宿舍的门。
我正躺在床上翻一本破旧的计算机书,那是我在旧书摊上花两块钱淘来的,书页都发黄了,但内容还挺有用。
室友们都看见她进来,全都愣住了。
“程光济,”她把手里的牌往桌上一扔,“打牌。”
“我不会。”
“我教你,很简单的。”
我看着她,想拒绝。
但室友们都用一种“你傻啊”的眼神看着我。
其中一个压低声音说:“程光济,她家在江边有个别墅,一顿饭钱够你一个学期的生活费。你跟她打一局,说不定能赢下个月的伙食费。”
我咬了咬牙,坐到了桌前。
那一晚,我输了五百块。
但我没出一分钱。肖真熙把赢来的钱全推到我面前:“我耍赖的,这算我们平局。”
“你……”
“拿着,”她站起来,“明天继续。”
接下来的两个月,每隔三五天她就来找我打牌。
有时候在宿舍,有时候在学校的茶室,有时候在她江边的别墅。
那别墅很大,光是客厅就有我们宿舍四倍大,装修得金碧辉煌。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
“别紧张,”她给我倒了杯果汁,“这就是个打牌的地方。”
技术越来越好,手气也越来越顺。
从一开始的紧张,到后来的从容,再到看见她的牌面就知道该不该叫牌。
她每次输钱的时候就抿着嘴笑,像是早就料到了一样。
我赢的越来越多。
从五百到一千,从一千到五千,最后到一个晚上赢了两万块。
钱整齐地摞在她面前的桌上,她一张一张地推过来,从来没有皱过眉头。
“肖真熙,你不心疼吗?”
“不心疼。”她盯着手里的牌,头也不抬。
“两万块,够我过一学期了。”
“那你就好好过。”
那天晚上,我赢了十万块。
她把最后一张牌扔在桌上,把一叠现金推到我面前:“程光济,你赢了。”
我看着她,手有点抖。
十万块,是四年的学费,是一家人几年不吃不喝才能攒下的钱。
我爸在工地上搬砖,一个月两千块,一年两万四,要攒四年才能攒够十万块。
“为什么?”我声音发哑。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故意输给我?”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谁说我故意输?你是真打得好。”
“肖真熙……”
“拿着,”她站起来,“程光济,这钱是你凭本事赢的。”
我咬了咬牙,把钱装进口袋。手摸到那些钱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自己手指在发抖。不仅仅是兴奋,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愧疚。
那之后,全班都知道了。有人羡慕我,有人嫉妒我,但更多的人在背后说我“攀上富二代了”
“吃软饭的”。
这些话传到了我耳朵里,但我没解释。
解释什么呢?
说我是凭本事赢的?
谁会信?
一个贫困生,一个富二代,日夜打牌,赢走十万块。
最难堪的是张雪儿。
张雪儿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一个文文静静的姑娘。
我跟她接触不多,但她偶尔会借笔记给我,也会在我打工回来晚的时候帮我打一份饭,放在我桌上,压在书底下。
那天晚上,她把我叫到操场边上。操场很大,周围种了一排法国梧桐,叶子落了一地。风一吹,沙沙响。
“程光济,”她低着头,声音很小,“你是不是喜欢肖真熙?”
“不是。”
“那你为什么天天跟她在一起?”
“我说了,是打牌。”
“打牌?”她抬起头,眼睛红了,“同学们都在说你……”
“说什么?”
“说你靠她吃饭。”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面子上还是冷静:“他们爱说就说。”
张雪儿咬了咬嘴唇,忽然说:“程光济,如果你缺钱,我可以……”
她没说完,我打断了她:“不用,谢谢。”
我转身走了。
不是我狠心,而是我知道,我配不上她。
那时候我穷得连自己都养不活,拿什么去喜欢一个人?
张雪儿家境一般,但至少过得去。
我找了她,就是拖累她。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这话传到了肖真熙耳朵里。
第二天,她站在教室门口,黑着脸等我。
04
“程光济,”肖真熙把我拽到走廊尽头,“张雪儿找你表白了?”
“没有。”
“她要是表白了,你会答应吗?”
“不会。”
“为什么?你不是喜欢她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我谁都配不上。”
她愣住了,然后低下了头。过了好一会儿,她忽然说:“程光济,你最近看过你妈的体检报告吗?”
我一愣:“什么意思?”
“没什么,”她摇摇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这个是南方的创业机会,那边有科技公司招人,你成绩这么好,应该去试试。”
我接过那张纸,是一张招聘传单。
上面印着某某科技公司,在深圳,招软件开发实习生,包吃住,月薪三千五。
三千五,是我爸辛苦搬砖两个月的工钱。
我看着那张纸,心里翻涌着说不清的情绪。她为什么这么帮我?为什么要给我这种机会?
她递给我,转身就走。
“肖真熙!”
她停住,没回头。
“你为什么要帮我?”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打算回答了。
“因为你妈是个好人。”
她走了,剩下我一个人站在走廊里,对着那张纸发呆。风吹过来,纸张哗哗响。我把它折好,放进口袋里。
而我不知道的是,三天后,我妈的体检报告出来了。
胃癌晚期。
那天晚上,我给我妈打电话。
她声音很轻,说是有点胃不舒服,没大事,让我别担心。
我信了,因为我妈从来不说自己不好。
从小到大,她只说“没事”
“不要紧”
“你放心读书”。
后来,我才知道她那时候已经瘦了二十斤,吃什么吐什么,但还是每天去学校上课。
她教了一辈子书,从来没有请过假。
我把那张招聘传单翻出来,看了又看,最后收进抽屉里。没去。因为我知道,我去了,就再也见不到我妈了。
我妈是那年的冬天走的。
我赶回去的时候,她已经说不出话了。
她拉着我的手,瘦得只剩下一层皮。
指甲盖泛着青白色,上面还有粉笔灰的痕迹。
她费了好大的劲,才说出一句话:“光济,要记得对得起那些人。”
我问她谁,她没说,只闭上了眼睛。
她走之后,我整理她的遗物。
衣服、书、笔记本,都整整齐齐地叠着。
她连走都走得那么利索,不给我添一点麻烦。
她的书桌上放着一摞作文本,是学生的,改到最后一篇,批注只写了两个字:“很好。”
我坐在她的书桌前,终于哭了出来。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哭。也是最后一次。
翻她的衣柜的时候,发现一个铁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大堆信。全是写给一个人的,但一封都没寄出去。收件人名字:肖真熙。
我一封一封地看,越看手越抖。
妈在信里说:“熙熙,老师不怪你了。那件事之后,老师一直在想,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才让一个学生做出那种事。”
“听说你考上了好的大学,老师很高兴。”
“老师这辈子教过很多人,最牵挂的就是你。”
“希望你能好好的,也希望有一天,你能替老师照顾光济。”
信的日期,是我大一那年。
所以,肖真熙是因为我妈,才来找我的。
可我妈为什么会对她说“替老师照顾”?
那件事,是什么事?
我翻遍所有信,没找到答案。
只在一封信的背面,看见我妈用铅笔写的一行小字:“胃癌确诊,别告诉光济,让他安心读书。”
字很小,铅笔写的,歪歪扭扭。看得出来,写的时候手在抖。
我抱着那堆信,坐在她书桌前,一夜没合眼。
妈告诉我,要记得对得起那些人。可那些人,是谁呢?
是肖真熙吗?
是那个害她生病的人吗?
05
十年。
从那天到现在,整整十年。
我读完大四,用那十万块交清了学费,拿着肖真熙给我的那张纸,去了南方。
坐了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硬座,屁股都坐麻了。
但我没觉得苦,因为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程光济,你妈用命换来的机会,你不能浪费。
从最基层的程序员做起,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从来没休息过。
睡过公司的地板,吃过五毛钱一包的泡面,熬过三天三夜的连续加班。
第三年自己开了公司,做金融软件,运气好赶上了行业风口。
第六年,公司市值超过三个亿。
我什么都有了。
但妈没了。
她是在我毕业那年的冬天走的,没能看见我穿上西装,也没能看见我站在自己的公司里。
我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带电梯,窗外能看到江。
房子装修好了,家具买好了,可她一天都没住过。
我每年回老家,给她上坟,烧纸,放鞭炮。
村子里的人都叫我“程总”,说我出息了。
可我只想叫一声妈,告诉她,她儿子现在过得很好,不用再啃馒头了,不用再刷厕所了,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去哪去哪。
可是她听不见了。
今年冬天,母校一百周年校庆。
我本不想去,但校长亲自打电话来,说我是学校的杰出校友,要上台发言。
我推不掉,就飞了回去。
坐的是头等舱,空姐笑容满面地问我喝什么。
我想起十年前在绿皮火车上,连一瓶矿泉水都舍不得买,渴了就蹭洗手间的水龙头。
校庆那天,我穿着定制西装,站在台上的时候,底下很多人都在拍照。
“咔嚓咔嚓”的快门声此起彼伏。
我对着话筒说:“谢谢母校培养了我,也谢谢那些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的老师和同学。”
我刻意没提肖真熙的名字。
天知道,我说不出口。
那天的晚宴上,我遇到了宋俊杰。
宋俊杰是我们那一届最有钱的几个人之一,家里做房地产。
大学的时侯,他追过肖真熙,追了大半年,又是送花又是送包,但被拒绝了。
听说他当时气得把车都砸了。
“程总,”他端着酒杯走过来,“好久不见。”
我点了个头:“好久不见。”
“听说你公司做得不错。”
“还行,混口饭吃。”
他笑了笑,压低声音:“肖真熙的事,你知道吗?”
我端着酒杯的手一顿:“什么事?”
“你不知道?”他故作惊讶,“她爸的公司破产了,跳楼了。她欠了三百万,日子很不好过。”
三百万。
我的手有点抖。
宋俊杰递给我一张照片。
照片上,肖真熙站在一个破旧的阳台上,穿着洗旧的毛衣,在数钱。
头发干枯松散,脸上没什么肉,颧骨都凸出来了。
跟她记忆里的那个班花判若两人。
当年那个穿三千八羽绒服的女孩,现在连一件像样的毛衣都穿不起了。
“她住在哪?”
我把照片翻过来,看见背面的地址。
一个烂尾楼,城郊。
吃完饭,我开车找到那个地方。
导航导了半天,越走越偏,周围连路灯都没有了。
是十年前烂尾的一片小区,据说开发商跑路了,楼没盖完,没水没电,墙皮都掉光了。
路边的野草长到膝盖高,风吹过来,哗啦啦响。
她住在五楼。我爬上楼梯的时候,听见有人在哭。哭声断断续续的,像是怕被别人听见,捂着自己的嘴在哭。
我走到门口,透过门缝往里看。
门是坏的,关不严实,露出一条缝。
屋里没有灯,只有一根蜡烛点在角落。
她坐在地上,面前摊着一堆账单,一只手拿着笔,一只手撑着额头,肩膀一抖一抖的。
地上全是揉成团的纸,白花花的一片。
我一直没进去。
下了楼,我掏出手机给宋俊杰打电话:“那三百万,我替她还。”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程光济,你疯了?”
“我没疯。”
“你知不知道那笔钱是怎么欠的?”
“不管怎么欠的,我还。”
宋俊杰在电话里冷笑了一声:“你是不是以为肖真熙是个受害者?”
我愣住了。
06
宋俊杰约我在学校对面的一家咖啡馆见面。
那是十年前我们常去的地方,如今装修翻新了,但柜台的位置没变。
老板换了,墙上挂的照片也换了。
我还记得大学的时候,肖真熙经常带我来这里,说这里的咖啡最香。
但我从没喝过,太贵了,一杯顶我半个月的生活费。每次来我都只点一杯白开水,坐在角落里看他们打牌。
“说吧。”我坐在宋俊杰对面。
他喝了一口咖啡,慢慢放下杯子。咖啡勺碰在杯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你知道你妈是怎么得病的吗?”
我心里“咯噔”一声:“跟这有什么关系?”
“你妈是胃病。”
“是胃癌。”
“对,胃癌。”他看着我,“你知道她为什么会得胃癌吗?”
我没有说话。
“因为你妈被人举报了。”
“举报?”
“有人举报她打学生,体罚学生,事情闹得很大。学校为了息事宁人,让她停职一年。她气不过,身体就垮了。”
“谁举报的?”
宋俊杰没说话,只是看着我的眼睛。他的眼神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跟他无关的事。
我脑子“嗡”的一声,猛地站起来:“不可能!”
“你可以不信,”宋俊杰靠在椅背上,“但你可以问问肖真熙。”
我的手在发抖。我拿起手机,翻出肖真熙的号码,拨过去。
响了三声,接了。
“喂?”她的声音沙哑。
“是我,程光济。”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压抑的哭声。哭声很小,像是怕被我发现她在哭。
“你知道了?”她问。
“我想听你说。”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挂了。
“是,我举报的。”
她的手抓着他的胳膊,满脸泪痕。
“高中那年,你妈是我的班主任。我带头逃课,带头搞小团体,带头跟她作对。我那时候特别叛逆,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我。”
“那天晚上我着急想找人打牌,我一直在找你,但是找不到……是你妈不让你接电话。我一气之下就去举报了……”
“我不知道她胃不好。我不知道事情会闹那么大。”
“等她被停职的时候,我才知道她已经病了。”
“后来,我去看她,她不但没怪我,还跟我说没关系。”
“她说,你是个好学生,让我好好读书,将来照顾你。”
“程光济,我对不起你。真的对不起。”
我拿着电话,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窗外开始下雪了。雪花很大,一片一片地贴在玻璃上,很快就融化了,留下一道道水痕。
我挂了电话,坐在咖啡馆里很久。服务员过来问我还要不要点什么,我摇摇头。
我把那杯凉透的咖啡端起来,一口喝完。
苦的。
真的很苦。
07
我回到车上,坐了很久。
雪越下越大,车窗上覆了一层白。我看着玻璃上自己的倒影,觉得自己像个笑话。一个天大的笑话。
这十年,我一直在想,肖真熙为什么要帮我。
我以为她是好心,是善良,是可怜我。
可我从没想过,她是在赎罪。
她做错了事,所以用钱来弥补。
可我妈呢?
我妈被她气病了,到死都没怪她一句。
妈在信里说“不怪你”,在铅笔字里写“别告诉光济”。
她一个人扛着所有,连死都不肯让我知道真相。
我该恨她。
我该把这十万块甩在她脸上,告诉她我不稀罕。
可我说不出口。
因为我知道,没有那十万块,我不可能完成学业,不可能去南方,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没有她,我现在可能还在工地上搬砖,或者在小工厂里打零工,一个月挣两三千块。
所以我该感谢她。可我也知道,如果没有她,我妈不会那么早走。妈才四十六岁,还能再教十年书,还能再过几年好日子。可是她什么都没等到。
这笔账,我算不清楚。
我把手机扔在副驾驶座上,发动了车。引擎轰隆隆响了两声,我踩下油门,车子冲了出去。
但刚开出两米,我又停了下来。
我想到她的声音。
想到她站在烂尾楼上数钱的样子。
想到她说“我对不起你”的时候,那个小心翼翼的语气,像是怕我挂电话。
想到我妈的信:“希望有一天,你能替老师照顾光济。”
我攥紧方向盘,指关节发白。
过了很久,我松开方向盘,把手伸进衣服口袋里,摸到那张发黄的纸条。
那个招聘传单。
背面有一行字,是肖真熙写的:“程光济,你一定能出人头地。”
字很丑,歪歪扭扭的。她写字一直不好看,小时候没好好练过。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终于闭上了眼睛。
08
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我买了一个烤红薯炉子。
在一家五金店里买的,旧的,但还能用。老板说:“小伙子,你要这个干嘛?这玩意又脏又累。”
我没回答。又去了菜市场,买了五十斤红薯,挑的最好的那种,红心的,烤出来又甜又糯。
然后租了天桥下的一个摊位。一晚上五十块,从晚上六点到凌晨两点。
我想了一整夜,想用最普通的方式见她。
我不想让她觉得,我是来施舍她的。也不想让她觉得,我是来报复她的。我只是想,让她吃一个热红薯。就像当年,她给我那张招聘传单一样。
第二天,雪还在下。
我穿上大学时穿的那件旧羽绒服,洗得发白了,袖口都磨破了。
我一直没扔,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舍不得,也可能是想留个念想。
我把炉子支好,红薯一个个摆上去,火开小点,慢慢烤。红薯的香气飘出去,混着雪落在炉子上的“滋滋”声,很好闻。
路过的行人偶尔会停下来买一个。三块钱一个,热腾腾的,捧在手里暖呼呼的。我就这么蹲在炉子前,看着时间一点一点流走。
快到中午的时候,一个穿破棉袄的女人走过来。
她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钱,数了又数,最后收回去。
我抬起头,看见那张熟悉的脸。
她的头发乱蓬蓬的,脸上被冷风吹得发红,嘴唇干裂,起了皮。她的手上都是裂口,旧棉袄的袖子短了一截,露出来的手腕瘦得像根柴。
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穿着三千八的羽绒服,头发扎得一丝不苟,脸上画着精致的妆。现在,她连一件完整的棉袄都买不起了。
我认识那件棉袄。
那是我大学时穿的。毕业的时候搬宿舍,我把它丢在了垃圾堆旁边。太旧了,洗得都起球了,我想着扔了算了。
她捡起来了,还穿在身上。
她看见我的那一刻,眼睛睁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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