钥匙插进去三次，都没对准锁孔。
我手心全是汗，那点汗顺着钥匙往下淌，黏糊糊的。
好不容易对上了，刚一拧，门“咔哒”一声开了，可我没推。
门缝里透出来一股浓重的中药味，混着消毒水的味道，直冲鼻子。
这味道我太熟了——当年我妈得肝癌那会儿，病房里就是这个味儿。
我正愣着，屋里传出一个小孩的声音，脆生生的:“奶奶，熬好了！”奶奶？
我脑子里“嗡”的一下。
紧接着门从里边猛地拉开，一个陌生女人抱着个三四岁的小孩，警惕地看着我:“你找谁？”
我张了张嘴，挤出一句:“我……我住这儿。”
那女人上下打量我:“你是冯老师的前夫？”
01
2019年秋天，天凉得比往年都早。
我下班回家的时候，玉珊正在厨房里忙活。
我换了鞋，看见客厅茶几上扔着一顶灰扑扑的安全帽，那是我戴了五年的“吉利帽”，上头还有我爸当年用油漆写的“平安”两个字，早就模糊得看不清了。
我正要拿起来放回鞋柜上，玉珊从厨房探头出来:“我正要扔呢，你别动。”
我手一顿:“扔了干嘛？我又不是不戴了。”
“你看那上头多少灰，脏得跟从垃圾堆里捡回来似的。”她擦了擦手走出来，“我给你买了新的，搁在鞋柜上呢。”
我转头一看，鞋柜上确实搁着一顶崭新的安全帽，亮黄色，标签都还没撕。
“你退了吧，我戴惯那个了。”
“彭成业，”她把围裙解下来，“你那破帽子戴了多少年了？上头全是油渍，你好意思戴着去工地，别人看了还以为你是个叫花子。”
我听了这话，心里头的火“噌”就上来了。
我这人脾气倔，吃软不吃硬。
你要是好好跟我说，我兴许还能听两句。
可她这么一句话，就跟拿刀子往我脸上划似的。
“我戴了五年也没见谁笑话我，就你嫌。”我把帽子往茶几上一拍，声音大得她愣了一愣。
玉珊的脸“唰”就白了。她这人温婉了一辈子，最怕的就是吵架，但骨子里也有股倔劲。我了解她，她越不说话，气越往心里去。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谁也没说话。女儿彭悦在房间里做作业，出来盛饭的时候看了看我俩的脸色，端着碗又回房间了。
我扒了两口饭，越想越气。不就是一顶安全帽吗？至于这么嫌弃？
吃完饭我把碗一推，坐沙发上看电视。玉珊洗碗的动静很大，碗碟撞得“乒乒乓乓”响。我知道她那是故意的，可我也不肯服软。
到了十点多，我准备睡了，发现她坐在客厅里没动。茶几上摆着一杯水，已经凉透了。
“还不睡？”我问了一声。
“睡不着。”她抬起头看着我，“彭成业，我问你一句话。”
“问。”
“你是不是觉得跟我过日子特别没劲？”
我没吭声。
“你天天在工地上，回来的时间越来越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说你两句你就甩脸子。这个家对你来说算个什么？”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有点不耐烦了，“我天天在外头累死累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这个家？”
“为了这个家？”她冷笑了一下，“你是为了你自己吧。你出去跟工友喝酒，打牌，什么时候管过这个家里的事？彭悦今年高三了，你关心过她的学习成绩吗？她上次月考退步了三十名，你知道吗？”
我被她噎得说不出话来。
“你什么都不知道，”她站起来，声音有点抖，“你什么都不知道，还好意思说是为了这个家。”
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被她扒得干干净净，狼狈极了。
为了找回一点面子，我说了这辈子最后悔的一句话:“行了行了，这日子没法过了。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说完我转身回了卧室，把门摔得震天响。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玉珊已经出门了。茶几上那顶旧安全帽还在，旁边搁着一把剪刀。我拿起来一看，帽子上被剪了一道口子。
我心想，她是铁了心要扔啊。
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我那天上午去了公司，正好看到一个海外项目的通知——非洲某工地招建筑工程师，工期三年，待遇翻了将近两倍。
我二话没说就报了名。
下午回家的时候，玉珊还没下班。我收拾了一个箱子，把旧安全帽塞进去，留了张条:我去非洲了，三年。
我承认我当时是故意的——我想让她着急，让她后悔，让她知道没了我她什么都干不了。
可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停了一下。茶几上那顶新安全帽还搁在那儿，标签都没撕。我看了半天，拿起来放进鞋柜里。
那时候我想的是:等回来再说吧。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一走，就是三年。
02
非洲的工地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第一天到的时候，我就傻眼了。
沙漠边缘，白天四十多度，晚上能降到零度。
住的工棚是用铁皮搭的，空调一停就跟蒸笼似的，蚊子嗡嗡地围着人转，赶都赶不走。
我掏出手机，一格信号都没有。
“别看了，”旁边一个老工友笑着说，“这地方信号全靠运气，有时候一连好几天没信号，你就当自己进了深山老林吧。”
我心里有点发毛。本来想着打个电话回去报个平安，现在倒好，想打也打不了。
头一个星期我硬撑着不着急。我想的是——反正都出来了，先干着吧。等有信号了再说。
可一个星期过去，十天过去，半个月过去，信号时有时无，就从来没稳定过。偶尔有一格信号的时候，我拨玉珊的电话，不是忙音就是没人接。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时间段她正在上课——她在学校当老师，手机都是静音的。
我跟我自己说:算了，发个微信吧。
微信发出去，转了半天圈圈，最后显示一个红色的感叹号。
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恐慌。
我以前从来没想过，一个人可以失联得这么彻底。
到了第三个月，我终于能跟国内联系了。那天工棚里难得有稳定的信号，我赶紧给玉珊打电话。响了，一声，两声，三声……我心跳得厉害。
第四声的时候，电话接通了。
“喂？”是她的声音，很平静。
我张了张嘴，结果说出来的第一句话是:“我在非洲呢。”
那边沉默了几秒钟，“我知道。”
“家里……挺好的？”
“挺好的。”
然后就冷场了。我本来想说点什么软话，但嘴好像不是自己的，怎么都开不了口。
“那你注意身体，”她先说话了，“那边热，多喝水。”
“嗯。”
电话就这么挂了。我握着手机站在工棚门口，看着外头一望无际的沙漠，心里头空落落的。
后来这样的电话我打了几次。
每次都是她接，每次都聊不了几句——不是我不想聊，是说了几句就不知道说什么了。
隔着七个小时的时差，隔着几千公里，原本就没什么话说的两个人，更不知道说什么了。
有几次我本来想问问彭悦的成绩，可一想到上次她说的那话——“你关心过她的学习成绩吗”——我就张不开嘴了。
我这个人要面子，死要面子。
后来有一次我再打那个电话，没人接了。连续打了好几次，都没人接。
我心想，她大概是不想接了吧。
那是2020年春天，我不知道的是，那时候玉珊已经开始觉得不对劲了——乳房经常疼，摸着有个小硬块。
她以为是乳腺增生，没当回事。
学校里事情多，学生们马上要中考了，她想着等忙完这一阵再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呢，接着在工地上熬。
熬到夏天的时候，我的右腿开始隐隐作痛，是旧伤复发。
我年轻的时候在工地上摔过一次，伤了膝盖，一直没养好。
现在天天在工地上走来走去，膝盖又开始疼了。
我咬牙撑着。干这一行的哪个不是一身伤？抱怨没用，没人听你抱怨。
累到极点的时候，我倒头就睡。
有时候睡不着，我就翻手机相册。
相册里都是彭悦小时候的照片——扎着两个小辫子，笑得很甜。
玉珊的照片不多，仅有的几张还是几年前拍的，她穿着白裙子站在学校的操场上，笑得没什么心事。
我看着那些照片，有时候会想:我这是在干嘛呢？
可那念头一冒出来，就被我压下去了——回来再说，等混出个人样再说。
03
2021年春天，我在工地上出了事。
那天刚下过雨，工地上的路全是泥巴，一脚踩下去能淹到脚踝。我踩着脚手架往上面爬，脚底打滑，整个人仰面摔了下去。
摔下去的那一瞬间，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要是摔死了，玉珊会不会哭。
后来我听工友说，我摔下去的时候头先着地，幸好戴着安全帽——就是那顶被我带来非洲的旧安全帽。
帽子上裂了一道口子，但我脑袋没事，就是右腿压在了钢管下面，伤得有点重。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人已经躺在卫生院的床上了。
说是卫生院，其实就是一栋小破楼，墙上全是裂缝，天花板上的吊扇嗡嗡地转着，看着随时会掉下来。
护士是个黑人大姐，说话我一句都听不懂。她给我扎了三次针才扎进去，疼得我直冒冷汗。
我躺在那张硬板床上，盯着天花板，心想我这是图什么呢？
同房的还有一个中国工友，叫薛懿轩，也是腿伤了，比我早来两天。
他看我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递了根烟给我:“兄弟，多大点事，好歹没摔断脖子。”
我接过烟，没抽，搁在床头柜上。
“你家里有人没？”他问我。
“有，老婆，女儿。”我顿了顿，“你呢？”
“离了。”他把烟点上，“前妻带着孩子改嫁了，一年也见不上一面。”
我没说话。
“想家了吧？”他看着我问。
我点了点头。
“那就回去呗。这活又不是非干不可，钱挣多少才算多？”
我没吭声。他哪知道，我走得那么决绝，连个台阶都没给自己留。
那天晚上，我让薛懿轩帮我打了一个电话。
我没打给玉珊，打给了我一个老工友，老张。
老张是干我这行的老前辈，跟我关系不错，家里的事他多少知道一点。
电话接通了，老张的声音很惊讶:“成业？你小子跑哪去了？一年没你的消息了！”
“非洲呢，”我说，“张哥，求你个事。”
“你说。”
“帮我打听打听我家里……玉珊她们，好不好。”
老张沉默了一下，“我听说你老婆好像在找你，打了好几次电话到公司，都说找不到你人。”
我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
“还有呢？”
“还有，你女儿好像考试没考好，你丈母娘气得骂了你半天，说你不是个东西。”
我苦笑了一下。
“成业，”老张的声音压低了，“要我说，你回来吧。家里再大的事，能有多大？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清楚？”
“我知道了，张哥。”
挂了电话，我躺在床上一整晚没睡着。
等我伤好得差不多，能拄着拐走路的时候，已经过了两个月了。
那两个月的住院费加上药费，花了我小半年的积蓄。
薛懿轩说得对，这活不是非干不可。
我决定干完这一年就回去。
04
2022年夏天，我在工地食堂吃饭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消息——国内疫情放开了，回国的航班开始正常了。
我愣了一下，然后放下碗给老张打了个电话。
“张哥，我想回去了。”
“那就回来呗，”老张说，“我帮你问问机票。”
“顺便帮我打听打听我家里的情况。”
老张沉默了一会儿，说:“上次我就想跟你说了，你那丈母娘，好像搬到你妈留下的那间老房子里去了。”
“搬过去干嘛？她的房子不是挺好的吗？”
“不太清楚，我也是听别人说的。”老张顿了顿，“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挂了电话，心里头隐隐觉得不对劲。
丈母娘彭桂芝住在城东那套老房子里，住了快二十年了。她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没事搬到城南我家的老房子里去住什么？
除非……是玉珊搬过去了。
我越想越觉得发慌。但那时候工期还没结束，我签的合同到年底，要是中途违约得赔一笔违约金。我咬了咬牙，想着再熬半年就回去了。
那半年我度日如年。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都在想——玉珊怎么样了？彭悦考没考上大学？她们娘俩过得好不好？
我越想越觉得自己是个混蛋。
可我这个人骨子里有股执拗劲，越觉得自己混蛋，越不知道怎么回头。
我想打电话回去，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说对不起？
太轻了。
说我想你们？
说不出口。
后来有一天，我忍不住了，给岳母打了个电话。
号码是三年前存的，我不知道换了没有。拨出去，通了。我的心跳得砰砰响。
响了五声，有人接了:“喂？”
声音很苍老，像是老太太的声音。但我听出来了——确实是我岳母。
“妈……”我张了张嘴，“是我，成业。”
那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挂了。
“你还知道打电话？”岳母的声音很冷，“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娘仨死在外头了，你才想起来打个电话？”
“妈，我……”
“别叫我妈，”她声音抖得厉害，“你知道你老婆什么情况吗？你知道你女儿这一年怎么过的吗？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在外头当你的缩头乌龟！”
“玉珊她……”
“她得了癌，”岳母的声音忽然平静下来，平静得让人害怕，“乳腺癌。动完手术了，还在化疗。”
我的手机“啪”地掉在地上。
我蹲下去捡起来的时候，岳母还在说话:“你要是还有一点良心，就赶紧回来。别到时候，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上。”
电话挂断了。
我握着手机，蹲在工棚门口，半天没站起来。
那天晚上我去找了项目经理，说我要走，多少钱的违约金我都赔。项目经理看了我一眼，说:“你早干嘛去了？”
我知道，我早干嘛去了——我早干嘛去了，我自己也不知道。
05
2023年春天，我踏上了回国的飞机。
在飞机上我翻来覆去地想一件事——岳母说的“癌”，是不是真的？
会不会是她们骗我回去的？
毕竟我这个岳母平时就爱说我，骂我不是个好东西。
她会不会是故意吓唬我，好让我赶紧回去？
可我又想，玉珊那个人，从来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
飞机降落的时候是下午两点。
我拖着行李箱走出机场，发现县城变了很多——多了几栋高楼，路边种了新树，连车站旁边的老面馆都关门了，换成了一个超市。
我找了个小饭馆吃了碗面，然后打了一辆车。
“师傅，去城东花园小区。”
司机是个中年男人，一口本地话:“三块起步，去城东十块钱。”
车开到一半，我忽然想起岳母说的话，又改了主意:“师傅，不去城东了，去城南柳树巷。”
柳树巷，就是我家的老房子，我妈留下来的那套。
“柳树巷？”司机看了我一眼，“那一片都拆了五六年了，你找谁？”
“拆了？”我愣了一下——我没听老张说过啊。
司机想了想:“哦不对，你说的是老柳树巷那一片吧？大部分都拆了，就剩靠河边几间老房子还没拆。那地方偏得很，你去那干嘛？”
“去看个人。”
十几分钟后，车停在一排破旧的老房子门口。
我下车一看，果然是柳树巷——但跟我记忆里完全不一样了。
原来宽宽的巷子变得窄了，两边的老房子破破烂烂的，有的已经塌了一半。
我往里走了几步，看见了一棵大柳树。柳树还在，树底下的老房子还在——那就是我妈留给我的房子。
那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我妈在的时候，每年过年我都回来住几天。
后来我妈走了，这房子就一直空着。
玉珊嫌弃这个地方偏，说什么都不肯搬过来住。
可现在，窗户是亮的，阳台上晾着一件旧棉袄。
我站在门口，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
我深吸了一口气，掏出钥匙。三年前的钥匙，还挂在我的钥匙串上，已经生锈了。
我把它插进锁孔，转了三次才转开。
门开了，一股药味扑面而来——那是中药，混着消毒水的气味，直冲鼻子。
我整个人僵住了。
那味道太熟悉了——跟我妈当年得肝癌时，病房里的味道一模一样。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屋里就传出一个小孩的声音，脆生生的:“奶奶，熬好了！”
奶奶？我们家哪来的小孩？
我正愣着，门从里面打开了。一个陌生的中年女人站在门口，抱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警惕地看着我:“你找谁？”
“我……”我张了张嘴，“我住这儿。”
那女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你是冯老师的前夫？”
“前夫”两个字像一把刀，从我的心口直直地捅下去。
“什么前夫？”我的声音都变了调，“我是她丈夫！你是谁？你怎么住在我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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