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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21日下午三点多，台南成功大学医院的一间病房里，一位老人安静地走完了她的一生。
算下来，她在这个世界上活了102个年头，脚步跨过了三个世纪的门槛。
这位老人叫苏雪林，本名苏小梅，字雪林。说起民国文坛，知道她名字的人不算少。
上世纪三十年代，她和冰心、凌叔华、冯沅君、丁玲齐名，被人一块儿称作"五大女作家"。
一部散文集《绿天》，一部自传体小说《棘心》，让她在文坛上结结实实地火了一把。
她一生执教五十年，笔耕八十载，著作六十多部，写下两千多万字。
文字这碗饭，她吃得淋漓尽致，从青丝吃到白头，一支笔握了快一个世纪都没撒手。
可就是这么一个在文字里活得轰轰烈烈的女人，私底下的婚姻生活，却冷清得让人心里发凉。
她和丈夫张宝龄的这桩婚事，名分上挂了三十多年，真正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日子，加起来还不到四年。
两个人始终隔着一层化不开的冰。丈夫走后，她一个人又过了几十年，至死都没有再嫁。
外头的人猜了几十年，谁也说不清这里头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个口口声声讲究独立、追求自由的新女性，怎么会把自己困在一段有名无实的婚姻里大半辈子。
一个把名声看得比天还大的才女，又是怎么在万千非议里，把那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守了一生。这中间藏着的东西，她捂了一辈子，连最亲近的人都摸不透。
要把这桩事说明白，得从一个安徽姑娘的童年讲起，从一封封漂洋过海的家书讲起，从苏州那栋怪模怪样的船形房子讲起……
【第一节·从瑞安到太平岭下的倔强女孩】
苏雪林1897年2月24日出生，祖籍安徽太平，也就是今天的黄山一带。
她出生那会儿，祖父正在浙江瑞安做县丞衙门的差事，所以她生在了瑞安。
小名"瑞奴""小妹""小梅"，都跟这段出身扯得上关系。
一个女娃娃，名字里头就带着这么多变数，倒像是为她日后跌宕的一生，先打了个伏笔。
她家是那种典型的旧式书香门第，规矩一套接一套，从早到晚把人箍得严严实实。
在那个年月，读书识字是男孩子的专利。
女孩子嘛，认得几个字、学会针线女红、将来嫁个好人家相夫教子，就算尽了这辈子的本分。
书本笔墨这些个营生，跟女孩子是不沾边的。家里头的老人觉得，"女子无才便是德"，这话是金科玉律，错不了。
可苏雪林打小就是个不安分的主儿。她偏不信这个邪。
家里不让她正经上学，她就动起了歪脑筋。
哥哥们在私塾里念书，她就守在门口窗下，竖着耳朵偷听，把先生教的那些个字，一个一个往脑子里塞。
白天不得空，她就等晚上。家里人都睡熟了，她一个人摸黑爬起来，借着昏黄的油灯，捧着不知从哪儿淘换来的《三字经》，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一句一句地琢磨。
那时候她才六岁出头，小小的人儿，心里头却揣着一团旁人摁不灭的火。
这股子倔劲儿，从她六岁那年点着，一直烧到她一百零二岁咽气，中间没断过。
凭着这份不服输，她软磨硬泡，连哭带闹，总算从家里人手里，一点一点抠出了上学的机会。
这一路走得不容易。她先后念了安徽省立安庆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在那个女子识字都稀罕的年代，一个姑娘家能一路念到师范，背后得跟家里头掰了多少回手腕，受了多少白眼，恐怕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
1919年秋天，她升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
也是在这一年，她把名字里头那个"小"字给去了，改叫苏梅。
这一改，像是要跟从前那个被规矩捆着的小女孩告个别。
也是在这段日子里，她拜在了胡适门下，成了胡先生的学生。胡适这个人，后来在她心里的分量，可以说重得没有第二个人能比。
这位恩师对她一生的影响，远不止学问那么简单，连她日后许多绕不开的恩怨纠葛，都跟胡适这两个字脱不了干系。
按笔者的理解，苏雪林这一辈子最拧巴的地方，打从年轻时候就埋下了根。
她脑子里装着一肚子新思想，一心想挣脱旧家庭那套束缚，想活成一个独立自主、谁也管不着的新女性；可她骨子里头，又被那套从小喂大的传统道德观念牢牢拴着，一寸都挣不脱。
这两股劲儿在她身上拧巴了一生，谁也没能彻底压过谁。
一头是新派的脑子，一头是旧派的心，这两样东西在一个女人身上打了一辈子的架。
这桩婚姻往后的种种悲剧底色，其实在她还是个偷偷认字的小姑娘的时候，就已经悄没声地定下了。
五四运动那阵子，新思想像潮水一样涌进来，苏雪林是站在潮头上的人。
她读新书，写新文，满脑子都是男女平等、个性解放这些个时髦的字眼。
在外人看来，这姑娘是彻彻底底跟旧世界决裂了。
可只有她自己知道，那套旧东西在她心里头扎的根，比她想象的要深得多。
等到真正要拿主意、要做选择的时候，那根旧弦，总会先一步绷紧，把她往回拽。
【第二节·一封封通信里读出的"性情不合"】
苏雪林的婚事，定得很早。早到她自己都还没想明白婚姻是怎么回事，红线就已经替她系上了。
男方叫张宝龄，是个五金商人家的儿子。
这门亲事是家里给安排的，正儿八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两边门当户对，在外人看来挑不出半点毛病。
张宝龄这个人，条件实在是相当拿得出手——他肄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来又远渡重洋，跑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去攻读理工科。
在那个年代，能出这么一个喝过洋墨水的理工科高材生，是相当稀罕、相当露脸的事。
家境殷实，学业拔尖，性子又稳重老成，没什么不良嗜好，烟酒赌一概不沾，是个正派得挑不出错的上进青年。
照着世俗那杆秤来称，一个姑娘家能许给这么一户人家，简直是天大的福气，多少人求都求不来。
可苏雪林心里头，从一开始就别扭得很，怎么也舒坦不起来。
1921年秋天，她做了一个让全家都瞠目结舌的决定——撇下这门婚事，去法国留学。
为了能顺顺当当走成，不让家里头横插一杠子，她把这事捂得严严实实，瞒着所有人，一直拖到临行前一天的晚上，才轻描淡写地告诉了母亲。
等家里人反应过来，生米都快煮成熟饭了。
她考进了吴稚晖、李石曾在里昂办的海外中法学院，先学西方文学，后来又转去学绘画艺术。
这一去就是三年。人虽然飘洋过海到了法国，可那桩婚事却像根扯不断的线，远远地、紧紧地牵着她，让她一刻都没能真正轻松。
在法国那几年，她和这位素未谋面的未婚夫，断断续续通过几次信。
两个隔着大半个地球的人，本该靠着这一封封信，把彼此的心拉近些。
可偏偏是这几封信，把苏雪林心里头那点仅存的念想，一点一点给浇灭了。
问题就出在两个人压根不在一个频道上，差了十万八千里。
苏雪林是个浪漫到骨子里、文艺到指尖的女青年。
她写信，是盼着能找个跟她心意相通的人，能陪她聊聊文学，谈谈天上的月亮地上的花，说几句缠绵的知心话。她要的是灵魂上的那点共鸣。
可张宝龄呢，是个彻头彻尾的理工脑子，讲究的是实在、严谨、有一说一。
他写起信来，字字句句都透着一股客套和疏离，干巴巴的，像在写一份公文。开口闭口规规矩矩，半点温度都没有。
有那么一回，苏雪林心里头不甘心，想再探探这个人到底是怎么个心性。
她特意写了一篇观点鲜明的文章寄过去，想看看对方能有个什么反应，是赞同还是反驳，好歹得有个态度。
结果张宝龄回过来的，还是干巴巴一句不咸不淡的话，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各管各的。
这种四平八稳、滴水不漏的回应，反倒把苏雪林彻底问住了。
她实在没法理解，一个大活人，怎么能对什么事都拿不出一点自己的脾气和主张来。
读出了这一层，苏雪林的心，一点一点凉透了。她在心里头给这桩婚事下了个判词：性情不合。
这四个字，成了横在两人之间一辈子都搬不走的一座山。
读出了这层不对付，苏雪林动了退婚的念头。她是个想做就做的人，提起笔就给父亲写信，把话挑明，要求解除这门婚约。
可她到底是低估了那个时代，一个旧式家庭压在女儿身上的分量。
【第三节·母命难违，"认"下的这门亲】
父亲的回信，把苏雪林劈头盖脸申斥了一顿，骂得相当不留情面。
说到底，在那个新旧思想交替、青黄不接的当口，苏雪林反抗包办婚姻的那点勇气，并不彻底，禁不起真刀真枪地碰。
她在外头学了满满一肚子的进步思想，张口闭口都是自由解放；可这些个新东西，一旦撞上"父母之命"这沉甸甸的四个字，那点反抗的火苗子，立马就矮了半截，蔫了下去。
骨子里头，她终究还是个被旧规矩泡大的传统女人。新思想是穿在身上的衣裳，旧道德才是长在身上的肉，衣裳好脱，肉难剜。
更要命的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家里头接二连三地出大事，一桩接着一桩，把她往墙角里逼。
她在法国待了三年，本就水土不服，三天两头闹病，身子骨一直没大好过。
偏偏这时候，坏消息一个接一个漂洋过海地砸过来。先是父亲病故了。
她一个人远在异国他乡，连父亲临终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等消息传到的时候，人早就入了土。
这件事成了她心里头一道再也填不平的坑，疼了一辈子。
父亲尸骨未寒，紧接着，母亲也病倒了，躺在床上起不来。
这位病中的母亲，一封封地写信催她回国完婚，话说得一次比一次软，一次比一次恳切，到后来，那字里行间几乎就是在哀求自己的女儿了。
法国那几年，追求苏雪林的人，说起来还真不少。
她那份才情和倔强的性子，自有打动人的地方。
这些个多情的男子里头，有一位甚至大着胆子，正正经经向她求了婚。说句实在话，苏雪林对这个人，也不是全然无意。
她为之动过心，甚至可以说是有几分倾倒的。要是搁在一个没有牵绊的姑娘身上，这或许就是一段佳话的开头了。
可苏雪林动了心，却没敢动身。
她一想到远在故国的父母双亲，想到那张维系着家族颜面的脸，想到自己打小到大，就没真正顺着家里的意思活过，反倒让二老为她操碎了心、忧断了肠，一股子愧疚就堵得她喘不上气。
最后，她把所有的追求者，不管是爱的还是不爱的，统统狠下心拒绝了个干净。
她身上那套老中国封建传统女性的道德，到了这个关口，还是顽固地占了上风。
她心里头反反复复，就念叨着一句话：不能再这么自私了，得为母亲想想，得为这个家想想。
1925年，苏雪林以母亲病重为由，提前结束了法国的学业，动身回了国。
也正是在这一年，她把名字正式改成了"苏雪林"。
回国之前，她在法国还大病过一场，病得很重，躺在医院里头。
住院那些日子，几位天主教的修女把她照顾得无微不至，端汤送药，嘘寒问暖，让一个漂泊在外、举目无亲的病人，心里头说不出的暖。
苏雪林深受感动，后来在一位外国友人的劝说下，皈依了天主教，成了一名虔诚的教徒。
谁能想到，这次因着一场病、一份恩结下的信仰，日后竟成了拴住她整段婚姻的又一道死结。
回到国内，她二话没说，遵从母命，跟那个从没见过面、只在信里头打过几回交道的张宝龄，把婚给结了。
这一年她28岁。两个性情南辕北辙的人，就这么被一纸婚约，硬生生捆到了一处。
婚后没过多久，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就病故了，撒手人寰，给她留下了满心填不满的遗憾。
她拼了命想顺从母亲、宽慰母亲，到头来母亲还是没能多享几年女儿的福。
折腾来折腾去，她终究还是把这门亲给"认"了下来。
这一声"认"，看着轻飘飘的，实则把她往后大半辈子的光阴和自由，全都搭了进去，再也赎不回来。
新婚之后，小两口收拾收拾，搬到了苏州安家落户。
那段日子，是这桩冰冷婚姻里头，难得见着的一抹暖色，也几乎是唯一的一抹。
张宝龄在苏州东吴大学教书，苏雪林应了苏州景海女师的聘请，出任中文系主任，后来又经人介绍，在东吴大学兼着教授古典诗词。
两口子都是有头有脸的高级知识分子，一个是理工科的台柱子，一个是中文系的当家人，挣的薪水不薄，日子过得相当宽裕。
在外人的眼里头瞧着，这真真是天造地设、神仙也羡慕的一对璧人。
新婚头几个月，两个人的感情，确实还是有过那么一段甜的。
张宝龄为了能跟妻子贴得近些，私底下下了不少笨功夫。
苏雪林随口说了句，用家乡话交流听着更有情趣、更亲热。
张宝龄把这话记在了心上，二话不说，硬是在一个月之内，把太平岭下那一口拗口的方言给学会了，往后跟她说话，就专拣她的家乡话来说。
这份心意，苏雪林当时是实实在在地被打动过的，心里头泛起过暖意。
这段新婚燕尔的甜蜜光景，她后来用笔名"绿漪"，一笔一笔写进了散文集《绿天》里头，字里行间满是情意，把那点子柔情写得缠缠绵绵，看得无数女读者心都化了。
要是这日子能照着这个甜法一直过下去，倒也算修成了正果。可偏偏，那道裂缝来得比谁都快，刚尝着点甜，苦就跟上来了。
张宝龄拿着分家分来的钱，在苏州城里买了块地，又凭着自己造船的那点专业本事，亲手设计了一栋船形的房子。
这大概是一个理工男的脑子里头，能琢磨出来的、最别致最浪漫的玩意儿了。
他自个儿觉着巧妙得很，得意得很。可苏雪林一搬进去，浑身上下哪儿哪儿都不自在，直说在这屋里头待着，"说不出的难受"。
她瞧着这艘搁在岸上、不伦不类的"船"，心里头莫名地发慌，只觉得自己这桩婚姻，可不就跟这艘船一个样，摇摇晃晃，漂在汪洋大海上，前头的路一片看不分明的不安。
两个人骨子里的那股子拧巴劲儿，渗进了过日子的每一件鸡毛蒜皮里头。
有回家里来了客人，张宝龄想让妻子下厨露一手，给客人尝尝。
这本是寻常人家再正常不过的一桩事，搁苏雪林这儿，却当场就炸了锅。
她最怕、最忌讳的，就是自己堂堂一个新女性，沦落成婚姻里头那个围着锅台转、伺候人的"老妈子"，一辈子被男人呼来喝去地指使。
这份对独立的执念，几乎到了敏感的地步，可张宝龄从头到尾，愣是没瞧明白妻子心里头那根弦。
在他看来，让媳妇做碗汤，天经地义，哪儿就招谁惹谁了。
比这更深、更过不去的一道坎，是那个怎么盼都盼不来的孩子。
苏雪林婚后，肚子一直没有动静。她寻思着想抱养一个女儿来身边热闹热闹，弥补弥补这冷清的家。
可张宝龄却没跟她商量，自作主张，过继了哥哥家的一个侄子，当了张家的养子。
这事儿办下来，非但没把两口子的心拉近半分，反倒把那道裂痕扯得更大了。
两个人为这事儿吵得不可开交，你怪我自私，我嫌你自作主张，谁也不让谁。
性格上那道填不平的鸿沟，过日子里数不清的磕磕绊绊，再加上苏雪林心疼娘家，常年把自个儿挣的薪水拿去贴补姐姐和嫂子，这事儿让一向务实的张宝龄难以容忍，两口子没少为这个红脸……桩桩件件的不痛快，跟滚雪球似的越积越多，最后沉甸甸地压塌了这段本就摇晃的婚姻。
结婚拢共还不到四年的光景，两个人就分了居，各睡各的，各过各的。
那道横亘在他们两人中间的河，又宽又深，谁也没能蹚得过去，谁也不肯先迈那一步。
本以为这段缘分到这儿也就算到了头，谁知道，分居之后，这有名无实的夫妻名分，竟又硬生生维系了三十多年，直到生命的尽头。
是什么把两个早已离心的人，捆在了一起捆了大半辈子，张宝龄到死都把这桩谜攥在手心里，没对外吐露过半个字。
而苏雪林心底里那个真正的缘由，更是被她锁进了最深的匣子里，一锁就是一辈子，直到她油尽灯枯的那一刻，才肯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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