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七月末的成都热得像蒸笼，宋知年在市规划局的办公室里对着三台电脑画旧城改造的管线图，手机响了。
她接起来，赵恪的声音从那头传过来，说他把越野车改装完了，让她下班过来看看。
宋知年当时正盯着一根供水管和燃气管的交叉节点，脑子里全是标高和间距，随口应了一声好，就挂了。挂了之后她才反应过来——赵恪什么时候会主动叫她去看车了？结婚十一年，他连换机油都不跟她说。
但那天她实在忙，旧改项目八月中旬要出第一版施工图，她带着七个年轻人在加班，每天晚上十点才到家，这事转头就忘了。
赵恪也没再提。
他这人就这样，什么事只说一遍，你不接，他就不说了。宋知年早就习惯了。结婚十一年的好处是，你已经不会为这种事生气了。
儿子赵一川放暑假之后一直待在家里，由楼下张姨帮忙看着。一川九岁，瘦得像根豆芽菜，从小有轻度哮喘，宋知年把他养得精细，冷饮不让多吃，空调温度要定在二十六度半，书包里常年备着布地奈德吸入剂。赵恪每次从野外回来看到儿子，都说同一句话：“太瘦了，要练。”
他说这话的时候从来不看着儿子，也不看着宋知年，就对着空气说，好像只是在发表一个看法。
宋知年每次听到都当没听到。你一年在家待不到五十天，你跟我说儿子要练？你倒是回来练啊。
但这话她从来没说出口。不是怕吵架，是觉得说了也没用。赵恪的世界在野外，在那些她听都没听过的矿带和断层线上，她和儿子只是他休假时的一个落脚点，跟地质队的招待所差不多。
七月中旬的一个周六，赵恪难得在家吃晚饭。宋知年煮了番茄排骨汤，炒了两个青菜，赵一川坐在餐桌前慢吞吞地扒饭，赵恪突然放下筷子，说了一句话。
“我暑假带一川出去一趟。”
宋知年夹菜的手停了一下：“去哪儿？”
“川西环线。”赵恪说，“走理塘、新龙、甘孜、德格，从雀儿山那边绕回来，大概两个月。”
宋知年看着赵恪。他说话的时候语气很平，跟他说“明天要出野外”一模一样。但这个提议本身太不正常了，赵恪什么时候主动带过儿子？一川三岁那年发高烧住院七天，他在青海挖剖面，连个电话都没打回来。
“你认真的？”宋知年问。
“认真的。”赵恪说，“一川九岁了，胆子太小，见了生人都不敢说话。我带他出去走走，看看山看看水，对他有好处。”
宋知年下意识去看儿子。赵一川低着头扒饭，听到自己名字才抬了一下眼，又很快低下去了。这孩子确实内向，在学校也不怎么跟同学玩，体育课跑步永远是最后一个。但宋知年一直觉得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每个孩子性格不一样，长大了自然就好了。
“两个月太长了。”宋知年说，“他暑假作业怎么办？”
“带着写。”
“他身体你也知道，高原反应怎么办？”
“我装了车载制氧机。”赵恪说这话的时候语气终于有了一点变化，像是早就准备好了这个答案，“车也改了，加了卫星电话，走哪儿都能联系。”
宋知年沉默了一会儿。理智上她想直接拒绝，但她看得出来赵恪这次是认真的。他甚至提前做了准备，这对赵恪来说已经是破天荒的事了。
“路线给我看看。”她说。
赵恪从手机里翻出一张手绘的地图照片递过来。宋知年接过来一看，是一张康巴地区的地形图，上面用红色马克笔画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线，从成都出发，经过雅安、康定，然后往北拐进理塘，再一路向西到新龙、甘孜、德格，最后从雀儿山折返回成都。
宋知年的目光沿着那条红线一路看过去，在几个标注点上停了下来。有些地方她在地图上见过，更多的是听都没听过的地名。她在规划局工作多年，对地形图不陌生，一眼就看出红线的很大一部分都偏离了主干道，拐进了一些标注模糊的区域。在雀儿山东南侧，赵恪圈了一个小圆圈，旁边用铅笔写了两个字：“矿道”。
“这些地方是哪儿？”她指着那几个偏离主路的位置问。
“一些旧的勘探点。”赵恪把手机拿回去，放大了给她看，“我大学同学在这边做过项目，说有几处丹霞地貌很典型，值得一看。我想带一川见识一下真正的地质构造。”
“你带他去废弃矿道？”宋知年的声音拔高了一点，“那地方安全吗？”
“我干这一行快二十年了，什么样的矿道没见过？”赵恪说，“安全问题你不用操心，我心里有数。”
宋知年看着他的脸，想从上面找到一些可以让她安心的东西。但赵恪的脸永远是一张地质图，上面写满了她看不懂的符号。
“我要考虑一下。”她说。
赵恪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他把碗里剩下的汤喝完，起身去了书房。
接下来的两天宋知年一直在想这件事。她给赵恪的单位打了电话，那边说赵恪确实申请了八、九两个月的休假，理由是“家庭出行”。他的同事在电话里笑了，说赵工难得休个假，嫂子你可别让他加班。宋知年道了谢，挂掉电话，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
她又找赵恪要了他大学同学的联系方式，是一个叫周明远的人，在成都理工大学教地质学。她打电话过去，对方很热情，说确实跟赵恪聊过川西的几条地质剖面，还给他推荐了几个观测点。“不过老赵说的那些地方有些偏，普通人不太会去，嫂子你放心，老赵的专业水平没得说，野外经验比我们谁都丰富。”
宋知年最后还是点了头。
不是因为赵恪说服了她，而是她看着一川躲在赵恪身后偷偷看他的样子，心里突然冒出来一个念头——这孩子从小到大都是她一个人带的，也许真的需要跟父亲待一段时间。不管赵恪这个父亲做得好不好，他至少是真心想带儿子出去。
但宋知年有条件。
“每天三次定位共享，早中晚各一次。”她坐在沙发上，语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每天晚上视频，让我看到一川的脸。”
赵恪答应了。
“路上不能冒险，不能去没信号的地方，如果一川有任何不舒服马上返程。”
赵恪也答应了。
出发前夜，宋知年在卧室里给一川收拾行李。她把羽绒服、冲锋衣、保暖内衣一件一件叠好塞进箱子里，又在侧袋里放了两支哮喘吸入剂和一盒感冒药。一川坐在床边看她收拾，小腿一晃一晃的。
“妈妈，爸爸说要带我看雪山。”
宋知年抬头看他：“你怕不怕？”
一川想了想，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有一点。”
“怕高原反应？”
“怕爸爸。”
宋知年手里的动作停了一下。她放下衣服，在儿子面前蹲下来：“为什么怕爸爸？”
一川低着头揪自己的衣角，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爸爸不说话的时候脸很凶。”
宋知年伸手把儿子的头发往后捋了捋：“爸爸就是那样的，他对谁都那样。他不是凶你，他就是不会笑。”
一川点了点头，但脸上的表情并没有放松。
宋知年把他搂过来抱了一会儿，感觉到儿子瘦小的肩膀抵在她胸口，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酸涩。她想说“要不别去了”，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东西都收拾好了，赵恪准备了半个月，这个时候喊停，父子之间那点本来就脆弱的关系可能就彻底断了。
她放开一川，笑了笑说：“去吧，跟爸爸好好玩，每天给妈妈打视频。”
一川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宋知年很晚才睡。她躺在床上翻手机，把赵恪发来的路线图又看了一遍，把那些地名一个一个输进搜索框。理塘，海拔四千米，高原之城。新龙，丹霞地貌，游客稀少。雀儿山，主峰海拔六千一百多米，川藏线第一险。
她翻了个身，赵恪背对着她已经睡着了，呼吸声很沉。她看着他宽厚的后背，忽然觉得这个人很陌生。十一年了，他每年回来一两个月，像候鸟一样准时，但她从来不知道他在野外的时候想什么，做什么，遇到什么事。他们之间的话题永远围绕着家里的水电费和儿子的成绩单，从来没有深入过任何东西。
第二天早上六点，赵恪把最后两个箱子搬上车。宋知年站在楼道口看着那辆改装过的越野车，车顶加了行李架，后备箱里塞满了装备，后排座椅被改成了一个小床，上面铺着一川的蓝色毯子。
赵恪从她身边走过的时候，塞了一个信封到她手里。
“什么东西？”她低头拆开。
是一份人身意外险的保单，保额很高，受益人是赵恪的名字。上面显示的购买日期就是昨天。
“你给我买保险？”宋知年抬头看他。
“万一有什么事，你也有个保障。”赵恪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她，低着头在调后视镜。
“你什么意思？”宋知年的声音紧了一下，“你带儿子出去，给我买保险？”
“你想多了。”赵恪拉开驾驶座的车门坐进去，“就是顺手买的，我自己的也买了。出门在外，正常的。”
一川从后座探出头来，冲她挥手：“妈妈再见！”
宋知年走到车窗边，弯腰看着儿子：“记住了，每天给妈妈打电话。”
“知道了！”
车子启动的时候，宋知年注意到后座脚垫上放着一个黑色的长条箱子，上面印着“地质勘探专用”的字样。她没来得及问那是什么，车已经拐出了小区的大门。
后来她无数次回想这个瞬间，想那个黑色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想赵恪为什么不敢看她的眼睛，想那份保险为什么要选在出发前一天买。但当时的她只是站在楼道口，看着尾灯消失在拐角处，然后转身上楼，换衣服去上班。
八月的旧改项目正在赶工期，她没时间多想。
前三周，一切都很正常。
赵恪每天发三次定位，早上八点、中午十二点、晚上八点，准时得像闹钟。晚上的视频通话里，一川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有时候红扑扑的，有时候裹着围巾只露出两只眼睛，但总体看起来状态不错。
他在理塘草原上举着一块灰色的石头，对着镜头喊：“妈妈，这是花岗岩！爸爸教我认的！”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宋知年很少听到的兴奋，好像真的对什么东西产生了兴趣。
在新龙，赵恪把手机架在车顶，拍了一段一川拿着地质锤敲石头的视频。一川蹲在地上敲了半天也没敲下来一块，赵恪的手从画面外伸进来，握着他的小手教他用力的角度。一川敲下来一小块，举起来对着镜头笑，牙齿白白的。
宋知年把那段视频反复看了好几遍，看到最后鼻子有点酸。她想，也许这次她真的做对了。也许父子之间就是需要这样单独相处的时间，没有她在中间替他们铺路搭桥，他们才能找到彼此相处的方式。
但从第四周开始，情况慢慢变了。
先是视频的时间变短了。以前一川会抱着手机说十几分钟，从吃了什么到看到了什么，事无巨细地跟她汇报。但到了第四周，每次视频都不超过三分钟，有时候甚至只有一分钟，一川说几句就把手机还给赵恪。
而且一川开始戴口罩和墨镜。八月的川西并不冷，宋知年第一次在视频里看到儿子裹得严严实实的时候，心里咯噔了一下。
“怎么戴口罩了？”她问。
赵恪的声音从画面外传过来：“紫外线过敏，脸上起了疹子。这边的太阳太毒了，我让他捂着点。”
“让我看看疹子。”
一川把口罩往下拉了拉，露出的脸颊上确实有些红点，但画面太模糊，宋知年看不清楚。她让赵恪拍张清楚的照片发过来，赵恪答应了，但第二天发来的照片光线很暗，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
宋知年心里开始不踏实了。
她跟同事老周说起来这事。老周在规划局干了三十年，见多识广，听了之后皱了皱眉：“紫外线过敏戴墨镜能理解，戴口罩也算正常。但你不觉得奇怪吗？一个九岁的孩子，出去玩了一个月，按理说应该晒黑了才对，怎么还捂上了？”
宋知年听了这话，当天晚上就给赵恪打了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接，赵恪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背景里有风声。
“你们现在在哪儿？”宋知年问。
“甘孜附近，信号不太好。”赵恪说，声音断断续续的。
“一川呢？让他接电话。”
过了好几秒，一川的声音才传来：“妈妈。”就两个字，声音闷闷的。
“宝贝你怎么样？身体有没有不舒服？”
“没有。”
“你嗓子怎么了？”
“没有。”
“你把口罩摘了，让妈妈看看脸。”
画面晃了一下，一川把口罩拉到下巴，露出整张脸。屏幕上的画面像素很低，但宋知年还是看出来，儿子脸上的那些红点已经变成了深色的斑块，不像过敏，倒像是——她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但她不敢往下想。
“爸爸呢？让爸爸接电话。”
赵恪接过手机，宋知年直接问：“一川脸上的东西不是过敏吧？你带他看医生了吗？”
“看了，甘孜县医院的医生说是紫外线过敏加湿疹，开了药膏。”赵恪的语气很平，听不出任何异样，“你不用这么紧张，高原上条件有限，但不是什么大问题。”
“你把诊断证明拍照发给我。”
“明天白天拍，现在光线不好。”赵恪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宋知年拿着手机坐在沙发上，心跳得很快。她告诉自己不要多想，赵恪虽然性格冷淡，但他是一川的亲生父亲，他能对儿子做什么？也许真的只是她过度紧张了。
但她还是打开了电脑，开始查甘孜县医院的电话。
电话打过去，那边说最近一周没有接诊过一个叫赵一川的九岁男孩。
宋知年挂掉电话，手心全是汗。
她给赵恪发了一条微信：“你说去了甘孜县医院，我刚打电话问了，那边没有一川的就诊记录。你们到底在哪儿？”
这条消息发出去之后，没有回复。
她又发了一条：“赵恪，你给我回电话。”
没有回复。
她拨了赵恪的手机号，响了，没人接。又拨了三次，第四次的时候直接关机了。
宋知年坐在办公室里，手里攥着手机，指节发白。她看着窗外成都灰蒙蒙的天空，脑子里一片空白。窗外的蝉叫得声嘶力竭，和中央空调主机的嗡鸣搅在一起，像一根生锈的锯条，来回锯着她的神经。办公室里冷气明明开得很足，她后背的衣服却湿透了，贴在皮肤上又凉又黏。
从那天开始，连续五天，赵恪的手机都是关机状态。
宋知年几乎崩溃了。
她报了警，但警方说家属失联需要走程序，而且失联地点在川西高原，辖区归属不好界定。她给赵恪的单位打电话，单位那边也很重视，立刻调了车载GPS的数据。
GPS数据显示，车辆最后的定位在雀儿山以东约四十公里处，一个标注为“废弃矿道”的区域附近。最后一次回传信号是在八月十七日下午三点十二分，之后信号彻底消失。
单位的技术员告诉宋知年，这种情况通常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车载GPS设备损坏了，要么是车辆进入了完全无信号的区域。雀儿山东侧确实有大片的信号盲区，这一点倒是说得通。
但宋知年不信。
她是做规划的，她知道现在北斗卫星的覆盖范围，所谓的“信号盲区”不可能连续五天没有任何回传。除非——有人主动关了GPS。
她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任何人。她开始自己查。
她翻遍了赵恪留在家里的一切东西。书房的抽屉、衣柜的顶层、储藏室里的旧箱子。在书桌最下面的一个抽屉里，她找到了一沓手写的笔记，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各种地质符号和坐标，她看不懂。但其中一页的角落里，画了一个简图，像是一个山谷的剖面，标注了“走向北偏东15度”和“深度约40米”等字样。图的最下面写了一行小字：“康定·老榆林·碉堡山矿道”。
宋知年把这页纸拍了照，发给了赵恪的同事，问这是不是他们平时工作的内容。那边回复说，赵工研究的区域主要在青海和甘肃，川西这边不是他的项目范围，这些笔记应该是他个人的研究。
个人的研究。
宋知年把这几个字念了一遍，心里越来越凉。
一个在地质队工作近二十年的人，带着九岁的儿子去一个跟自己工作毫无关系的区域，走一条手绘的路线图，进入废弃的矿道——这不是旅行，这是有计划的行为。
但她还是想不通，赵恪到底要干什么？
八月二十二号，失联的第十天，宋知年的手机收到了一条彩信。
发件人是赵恪。
她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手指发抖，点了好几次才点开。照片拍得很暗，像是傍晚或者阴天。画面里是一个男孩的背影，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冲锋衣，站在一片碎石地上，背后是灰色的山体。男孩的身形看起来跟一川一模一样，但头发长了很多，乱糟糟地堆在领口。
照片下面配了一行字：“平安，勿念。”
宋知年立刻回拨过去，电话通了，但没人接。她连拨了七次，第七次的时候被挂断了。她发了一条消息：“让我跟一川说话。求你了。”
没有回复。
她盯着那张照片，放大、缩小、再放大。背景里的碎石地面看起来很松散，像是碎石堆砌的废矿渣。更远处是一面风化严重的赭色崖壁，密密麻麻布满了凿痕和孔洞。照片的边角很模糊，可能是在运动中随手抓拍的。照片边缘处有一截灰绿色的东西，像是一截裤腿，但角度太低，更像是有人坐在地上。
那截裤腿的颜色，跟赵恪出发前穿的那条户外工作裤一模一样。
这说明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赵恪坐在地上，他儿子站在远处，背对着他。
这个画面让宋知年的后背一阵阵发麻。
她把照片交给了警方，但警方说仅凭一张照片无法判断更多，只能确认孩子当时还活着。他们建议宋知年继续等待，说大部分失联案件最后都是虚惊一场。
宋知年没有等待。
她开始联系赵恪大学同学周明远，但对方的电话一直没人接。她又打了三次，最后终于通了，周明远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嫂子，我最近在带学生实习，山里信号不好。老赵的事情我听说了，但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出发之后就没跟我联系过。”
宋知年问他：“他出发前跟你聊过什么？你有没有觉得他有什么异常？”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周明远说：“嫂子，老赵这个人你比我了解。他做事从来不说原因，只说结论。他找我聊川西的地质构造，我就跟他聊了，但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带儿子去。要是我知道，我肯定劝他。那些地方，有的连我们专业搞地质的都不敢随便进去。”
宋知年挂了电话，坐在黑暗的客厅里，很久没有动。
她开始回想赵恪出发前的每一个细节。他主动叫她去看车，她没去。他给她买保险，她不以为意。他在路线图上标注废弃矿道，他说是为了看地质构造。这一切现在回想起来，每一个细节都像是在铺垫什么。赵恪不是一个善于隐藏的人，他从来都是懒得解释、不屑掩饰，所以她才会习惯性地忽略那些不对劲的地方。但现在当她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忽略的是一座冰山。
九月过去了，十月来了。
旧改项目进入施工阶段，宋知年白天在工地上跑，晚上回来守着手机等消息。她瘦了十多斤，脸颊凹下去，眼窝深陷，同事见了她都说她老了十岁。她不在意，她只想知道儿子在哪儿。
十月六号，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
那天晚上成都下了雨，宋知年独自在家，坐在沙发上，屋里没开灯。她蜷在沙发一角，一只拖鞋掉在地上，另一只还趿着，她没力气去捡。电视开着但没有声音，屏幕上的光一闪一闪地照在她脸上。
十一点四十分，她听到了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
宋知年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从沙发上弹起来。她冲到玄关，门从外面打开了，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
赵恪站在门口。
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冲锋衣，胡子拉碴，脸上带着一种她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疲惫，不是愧疚，而是一种空洞的、近乎麻木的平静。他的眼睛看着宋知年，又好像没有在看她，目光穿过她落在身后的某个地方。
宋知年往他身后看去。
没人。
她推开赵恪冲到楼道里，楼道空空荡荡，只有雨声。
她转过身，声音发抖：“一川呢？”
赵恪没说话，弯腰脱鞋。
“我问你一川呢！”宋知年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拽直了，“儿子在哪儿？！”
赵恪低头看着她的手，然后抬起头，目光终于聚焦在她脸上。他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有说。他只是抬起手，推开了她。
那一推并不重，但宋知年的手还是松开了。她退后了一步，背撞在鞋柜上，柜门弹开，里面的一川的小拖鞋掉了出来，啪嗒一声落在地上。
宋知年低头看着那双小拖鞋，又抬头看着赵恪。
“赵恪。”她的声音忽然平静下来，平静得连她自己都觉得陌生，“你带走的儿子，你一个人回来了。你给我一个解释。”
赵恪绕过她往客厅走，脚步有些踉跄。他走到茶几前，拿起上面一川的水杯看了看，又放下了。
宋知年跟在他身后，死死盯着他的后脑勺：“你说啊。你是不是把他放在康定了？还是在哪儿？你告诉我，我现在就去接他。”
赵恪转过身来。
宋知年后来回忆这个瞬间的时候，说她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东西，一种像是被逼到绝路的困兽才会有的光。
她向前走了一步，伸手抓住他的衣领：“赵恪，你说话——”
她的手还没有收紧，就感觉到一阵剧烈的疼痛从左肩传来。
赵恪用什么东西砸了她。她踉跄着退了两步，余光瞥见他手里攥着一把地质锤，锤柄朝外，锤头还沾着干涸的泥土。她来不及反应，第二下已经落了下来，砸在同一个位置。骨头碎裂的声音从身体内部传上来，又闷又钝，像冰层断裂。她整个人歪倒在沙发扶手上，左臂像不属于自己了，剧痛让她眼前发黑。
赵恪站在她面前，呼吸粗重，手里的地质锤垂在身侧。他看着蜷缩在地板上的宋知年，眼睛里没有任何情绪，就像在野外看着一块被敲开的石头。
然后他转身走进了卧室，关上了门。
宋知年用右手够到茶几上的手机，拨了一一零。
二十分钟后，两个民警到了。赵恪被从卧室里带出来的时候没有反抗，只是低着头，被一个民警按着肩膀走在前面。出门时他的肩膀撞了一下门框，整个人晃了一下，然后被推着出了门。宋知年已经被扶到沙发上坐着，左臂用一条围巾简单吊着，脸色白得像纸。一个女民警蹲在她旁边跟她说话，她一句都没听进去，眼睛一直盯着门口赵恪消失的方向。
医院诊断：左肩胛骨线性骨折，软组织严重挫伤，需制动固定至少六周。
赵恪被拘留五日，理由是酒后伤人和家暴。在派出所里，民警反复问他儿子赵一川的下落，他始终只说一句话：“寄养在康定一个朋友家。”
“朋友叫什么？联系方式是什么？”
他不说话。
民警又追问了几次，他改口了：“我跟宋知年商量好的，孩子留在那边上学，她知道的。”
“她要是知道，还用报警？”民警拍了一下桌子。
赵恪又不说话了。
五天后赵恪被释放，但他没有回家。宋知年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也不想知道。她只想知道一件事——儿子在哪儿。
她从医院出来那天，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保险公司打来的，说她名下有四份人身意外险，受益人都是赵恪。其中三份是过去三年陆续购买的，第四份是她出发前一天买的。客服的声音很甜，问她是否需要调整受益人或增加保障，说赵先生之前咨询过大额理赔的流程，想确认一下是否需要补充资料。
宋知年挂掉电话，右手指甲掐进了掌心，好半天没有松开。
她开始回想赵恪出发前的所有安排。改装车、手绘路线、避开主干道、标注废弃矿道、购买保险——这些碎片终于拼成了一个完整的图景。赵恪从来不是临时起意，他计划了很久，每一个环节都提前安排好了。
但她还是想不通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他要儿子做什么？或者说，他要通过儿子得到什么？
十一月十七号，距离赵恪独自归来整整四十一天。
宋知年接到修理厂的电话，说她送修的那辆越野车修好了，让她去取。
“什么车？”她愣了一下。
“赵先生的车啊，八月份撞过一次，底盘和前保险杠受损，拖到我们这边修的。”修理厂的人说，“赵先生一直没来取，我们打他电话打不通，就打给您了。”
宋知年完全不记得见过这辆车。赵恪回家的第二天，车就被当作涉案工具拖走了，扣了几天后听说被一个亲戚开走了——那个亲戚是赵恪那边的表弟，姓刘，住龙泉驿。她连看都没看上一眼。
但她还是去了。
在修理厂的院子里，她看到了那辆改装过的越野车。车身上糊满了干涸的泥浆，右前灯碎了一个，前保险杠上有一道很深的刮痕。最触目的是右侧车门下方，有大片深褐色的痕迹，从下往上溅上去，像是碾过什么之后飞溅起来的。
“这车是赵先生八月底联系我们叫拖车的。”修理厂的师傅翻着工单说，“拖回来的时候底盘磕得厉害，油底壳都裂了，前轴也有变形。他说是在雀儿山那边开夜路，没看清路况冲下路基了。车里没人受伤，但车动不了了，他就叫我们把车拖回来修。”
宋知年蹲下来，看着车门上那些深褐色的痕迹。她伸出手指碰了一下，痕迹已经被风吹日晒得发硬，但颜色还是深的，像是渗进了漆面里面。
“这些是什么？”她问。
师傅弯腰看了看：“哦，这个洗不掉，可能是泥浆里的矿物质染的吧，那边的土含铁量高。”
宋知年站起身，绕着车走了一圈。她的目光落在挡风玻璃内侧，行车记录仪的支架上——记录仪不见了。
“行车记录仪呢？”
“不知道啊，拖来的时候就没看到。”师傅挠了挠头，“可能撞的时候震掉了。”
宋知年打开车门，在副驾驶座位下面找到了那个记录仪。它被塞在座椅和扶手箱的缝隙里，像是被人随手扔进去的。她把它抠出来，机身已经裂了一道缝，但存储卡还在卡槽里。
她把记录仪握在手心，对师傅说：“这车我先不取，你帮我保管几天。”
然后她拿着那个裂了缝的记录仪，去了电脑城。
电脑城三楼最里面有一家数据恢复的小店，老板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看了看记录仪，说存储卡物理损坏不严重，但如果文件被深度删除了，恢复需要时间。
“多长时间？”
“三天。”
“多少钱我都给。”宋知年说，“里面每一段视频我都要。”
三天后，她拿到了一个U盘。
老板把U盘递给她的时候表情有些古怪：“女士，里面的视频我恢复了三段被深度删除的。文件删除的时间集中在八月中旬到九月初，手段很干净，不是误删，是手动逐条删的，删完之后还做了覆写处理。如果不是这个卡本身质量好，根本恢复不出来。”
“前面的视频都很正常，就是自驾游拍的，风景、孩子、吃饭、休息。但这三段……不太一样。”老板犹豫了一下，“您回去自己看吧。”
宋知年拿着U盘回了家。她把U盘插进笔记本电脑，双击打开。
视频文件有三个，按照时间顺序排列。
她拖动进度条，拍摄时间是白天，光线充足。画面里是一片灰白色的碎石地，远处是陡峭的山壁。
然后赵恪走进了画面。
宋知年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她的右手死死攥着鼠标，指节咔咔作响。她拖动进度条，把画面定在赵恪转身的瞬间，身体猛地向前倾，脸几乎贴到了屏幕上。
画面里的那一幕，彻底击碎了她最后一丝希望。
宋知年看到的画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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