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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成为舆论焦点。有统计显示，他在两年内已遭遇 4 次暗杀企图，频率之高，在美国总统中实属罕见。
这些刺客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属于左翼阵营。而特朗普，则是美国右翼的代表人物。
因此，美国现任副总统万斯直接将此类事件定性为 “左翼暴力”。为什么左派（或者说左翼）似乎更倾向于使用暴力？ 这背后，其实牵扯到一套深刻的政治哲学和历史脉络。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评价事物要看其 “进步意义”。一件事是否 “进步”，进步了多少，成了衡量其价值的基本标尺。
从这个角度看，几乎每一个现代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 “左派”—— 因为我们都在追求比过去更好的未来。
政治光谱上，最右端是 “反动主义”。“反动”，意味着将社会拉回前现代的状态。前现代政治，无论是西方的封建主义还是东方的专制主义，其核心特征往往是权力不受制约的君主，以及权利的不平等与政治自由的匮乏。
如今，若有人还想当 “国王” 或 “皇帝”，那就会被视为对现代化的 “反动”。美国左派常讽刺特朗普想当 “国王”，其用意正是给他扣上 “反动” 的帽子。
“左” 与 “右” 的划分，源于法国大革命。当时，保卫国王的是右派，反对国王的则是左派。
随着旧制度被推翻，左派阵营开始分化。那些不那么 “进步”、还坚持一些传统价值的左派，逐渐被更激进的左派视为 “保守派”，他们索性就成为了 “保守主义者”。
保守主义的核心，并非反对一切变革，而是 “保卫” 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如自由、法治、财产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些原则的奠基者是 “自由主义”。有趣的是，保守主义的鼻祖、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至死都认为自己是 “老自由派”。
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的转变就是一个当代例子。他自称曾支持左翼的民主党，但后来被一些 “走得太远” 的左派理念（如极端的跨性别议题影响其家庭）逼成了 “右派”。
这揭示了一个关键：所谓的 “进步”，很多时候并非客观事实判断，而是一种主观价值评价。 如果 “挥刀自宫” 代表进步，那很多人宁愿选择 “保守”。
相较于传统社会，现代人有一个关键转变：时间观从 “循环” 变成了 “线性进步”。古代人认为历史是兴衰循环，普遍 “厚古薄今”；现代人则相信社会在不断进步，普遍 “厚今薄古”。这就是 “古今之变”。
推动这一变化的核心力量，是 “理性”。启蒙运动将过去视为无知和迷信的黑暗时代，认为只有依靠人类的理性，才能走向光明。
理性，取代了宗教启示和政治权威，成为衡量知识的标准，这是迈入现代社会的关键一步。科学的胜利，就是理性的胜利。它的威信源于理智，而非强制。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当一些思想家试图将研究自然科学的 “理性” 方法，全盘照搬到复杂的人类社会时，悲剧往往埋下种子。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马克思是这一路径的代表。黑格尔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 “为获得承认而斗争”；马克思则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将 “阶级斗争” 作为历史前进的动力，并预言资本主义必将被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取代。
这套理论被称为 “科学社会主义”，是典型的理性主义意识形态。
这里必须分清 “理性” 与 “理性主义”。 以理性为标准，是现代性特征；但 “理性主义” 则是一种 “唯理性是从” 的信念。
其危险在于，它认为 “理性认为是真的，在现实中必然为真”。如果现实不符，那是现实错了，必须按照理性蓝图来改造世界。
理性主义者往往对自己的理性极度自信，自以为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代表着进步、正确与正义。
因此，他们改造社会的愿望也更为迫切和激进。理性主义与激进主义，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对社会现状越不满，变革的愿望就越急切，手段也越可能趋向激烈。法国大革命就是启蒙理性结出的一个激进果实。
在法国大革命的浪潮中，诞生了近代第一位社会主义者巴贝夫。他深受卢梭影响，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旧制度，建立公有制社会。
马克思继承并光大了这一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列宁将暴力提升为革命的核心手段，通过十月革命夺取政权。中国诗人徐志摩当年游历苏联，曾感慨地写道：“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片海，一片血海。人类求得过这片血海，才能登上彼岸。”
这段 “血海论”，是对左翼暴力革命观的形象比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其颜色往往是鲜红的。在政治光谱中，最典型的左翼意识形态就是社会主义，其代表色正是红色。
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左翼分为 “红左” 与 “白左”。“红左” 对资本主义极度不满，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消灭资产阶级。
而 “白左” 虽然也对现状不满，但方式趋于温和，主张通过议会选举等制度内途径进行改革。
聊到这里，开头问题的答案已逐渐清晰。 为什么一些左派更倾向于使用暴力？因为他们通常是坚定的理性主义者，深信自己掌握了让社会变得更 “进步”、更 “美好” 的终极蓝图。
这是一项 “崇高”、“正义” 的伟大事业。任何阻碍这一 “进步” 的人，自然就成了 “反动派”。
既然是在为正义而战，那么 “代表进步消灭反动分子”，就成了一种充满使命感的行动。那几个刺杀特朗普的左翼分子，显然怀揣着这种 “崇高” 的使命感。
这种逻辑的极端体现，是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为了建立他心中的 “理想国”，他不惜使用最残酷的暴力，导致全国约四分之一人口死亡。
但直至生命终点，他都不认为自己的理论和理想有问题，声称 “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当然，这并非说暴力是左派的专利。右派同样会使用暴力，例如为了国家利益发动战争、执行死刑等。
两者的区别往往在于场景和理由：右派更倾向于民族主义、国家利益等理由；而左派的暴力，则常常与 “全人类解放”、“进步正义” 等普世价值或国际主义理念相连。
在当下西方，许多右派仍坚守自由主义的经典信条：“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一些极端左翼分子，在自认为占据 “政治正确” 和 “进步” 的制高点后，其手段却可能变得愈发不容异见，乃至激进。
当他们认为在辩论中无法 “战胜” 对方时，“从肉体上消灭对方” 就成了一个选项。这正应了那句话：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去年美国右翼人物查理・柯克遇刺，今年特朗普再次遇袭，都与此逻辑一脉相承。这也难怪副总统万斯会毫不客气地将这些事件定性为 “左翼暴力”。
这场关于 “进步” 与 “保守”、“理性” 与 “传统” 的古老辩论，至今仍在以各种方式，深刻影响着现实世界的冲突与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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