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政府官员与地方士绅掌控着十方寺住持的任免权，他们的支持对禅师而言至关重要。禅师必须先出任十方寺住持，方能传法于弟子、延续法脉；由此，士大夫实际上掌控着各禅门法系延续发展的成败。这导致不同禅师、乃至不同宗派之间，有时为争取居士支持而展开竞争。”在写下上述文字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孔雁终于舒了一口气——《禅何以为禅：开悟之争与宋代中国禅宗的形成》的翻译终于接近尾声。
十余年前，她初涉宋代禅宗研究时，便在导师推荐下接触到丹麦裔美国汉学家徐默霆的代表作《禅何以为禅》。这部被国际学界视为宋代禅宗研究里程碑的著作，当时对她而言颇为艰深，她一度希望未来能有中文译本。如今，已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宋代禅宗研究领域崭露头角的她，成为这部著作的译者。而这部在中国禅宗与佛教史研究中绕不开的经典，也即将迎来中文版出版。
孔雁
澎湃新闻：您是在什么契机下接触到这本书的？
孔雁：研二准备硕士论文开题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宣方副教授建议我研究宋代禅宗，并开了一份书单，其中就包括这本书。他还鼓励我尝试翻译其中一章。那时我专业基础尚浅，英文水平也有限，读起来相当吃力。或许因为作者来自北欧，行文中大量使用从句，常常需要反复阅读才能理清句意；再加上史料丰富、考证细密，不熟悉相关背景的读者很容易感到无从下手。当时伯兰特·佛尔（Bernard Faure）《正统性的意欲：北宗禅之批判系谱》（The Will to Orthodoxy: A Critical Genealogy of Northern Chan Buddhism）中译本刚问世不久，我就在想：如果这本“难读”的书也能有中译本该多好。没想到多年后，自己竟成了它的译者。后来我到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经过系统训练，再回头读这本书，理解已远非当年可比。我的博士论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与这本书对话。我想，这或许是陈金华教授最终邀请我翻译这本书的原因之一。
澎湃新闻：在众多有关禅学的著作中，您认为它最独特的价值是什么？
孔雁：过去禅学研究的重心多集中于唐代。尽管有马克瑞（John McRae）、格里弗斯·福克（Griffith Foulk）、伯兰特·佛尔等学者在早期禅宗研究方面贡献卓著，并开始关注宋代，但真正长期深耕这一领域者并不多。因此，徐默霆的这本书尤其珍贵。我认为，它最大的价值不在于提出全新的理论框架，而在于凭借极其扎实的文献考证，将禅宗置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中，重构了宋代禅宗内部思想分化与宗派形成的历史过程。它有力地证明：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典型禅宗”——公案、看话禅、顿悟、临济宗的主导地位——其实是在北宋末至南宋初逐渐形成的。换言之，禅宗真正完成制度化和宗派化，恰恰是在宋代。十余年来，这本书已被国际学界公认为宋代禅宗研究的里程碑。对中文学界而言，它的意义尤为突出。我们长期更熟悉铃木大拙、柳田圣山、印顺、葛兆光等人的研究，而对西方学界关于宋代禅宗内部竞争与宗派形成机制的探讨，了解相对有限。这本书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澎湃新闻：在翻译过程中，您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又是如何应对的？
孔雁：接下陈金华教授的邀请时，我其实还没有意识到这项工作的难度。陈老师让我先试译第二章《禅宗与宋代政权》。那三个月几乎都在反复字斟句酌、修改校订。后来与青年学者交流才得知，自2008年原著出版以来，曾有多位前辈尝试组织翻译，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完成。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专业术语与文本理解。有些看似“不符合英文习惯”的表达，其实是作者根据古汉语文献直译而来，我必须回溯原始史料，核对英文出处，必要时还要查阅作者引用的研究成果，才能准确把握其意图。尤其是宋代禅宗语录特有的诗化语言，更需要在“信、达、雅”之间反复权衡，既保留禅语的机锋，又符合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作者个别解读也未必完全准确，这时就需要重新核对原文、加以校正。这让我真切感受到本土研究者的文化优势，也看到自己可以补充和推进的空间。其次是脚注翻译。第一章正文只有13页，但全书脚注多达53页、918条。脚注不仅信息量巨大，更考验译者的耐心与毅力。最后，书中引用了大量日文研究成果，我需要根据英文转译逐一追索日文原文，并按出版规范统一标点和体例。这些繁琐的细节，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作者在文献考证上的严谨，也促使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更加重视史料溯源与版本校勘。
澎湃新闻：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是否有某些章节或观点让您产生新的思考？
孔雁：由于与自己的研究密切相关，这本书在翻译之前我已经读过数遍，徐默霆的许多观点，直接启发了我后续的一系列研究。比如，他非常重视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对禅宗发展的影响，但在经济层面主要讨论士大夫布施，较少涉及寺院经济。这让我意识到其中仍有值得挖掘的空间，于是撰写了《寺院经济与宗派复兴：宋代曹洞宗的经营体系研究》，尝试从经济角度解释“曹洞新宗”何以成功复兴。又如，他提出十方制加剧了宗派竞争，催生了史无前例的宗派主义，但我随之产生疑问：既然住持选拔并不拘泥于宗派和本寺弟子，禅师们为何仍要以宗派形式展开竞争？为什么法嗣繁衍变得如此重要？这中间似乎缺少关键的一环。后来，我写了《十方制与宗派性：宋代曹洞宗的宗派嗣续何以可能？》，尝试补上这一环。最令我震撼的是，他指出，大慧宗杲批判的“默照邪禅”不仅针对真歇清了和宏智正觉，更是对准整个十二世纪的曹洞宗。当时，内地学界几乎没有人将大慧的批评与真歇乃至整个曹洞宗联系起来。我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深挖史料，发现了更多大慧批判真歇甚至夺其门徒的证据，并对过往学界为何就此争论不休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撰写了《宋代禅宗史上看话与默照公案之了结》一文，希望为这场持续数十年的学界谜案提供更具有解释力的辨析。徐默霆还指出，大慧将默照禅描述为枯木死灰、一味静坐、不求开悟，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论战策略。受此启发，我重新梳理曹洞诸师关于“开悟”的论述，发现真歇、宏智等人确实有“不求悟”的说法，但那是在超越迷悟对待的立场上，反对“将心求悟”，这很可能是受到《圆觉经》的直接影响。对我而言，徐默霆的研究不仅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更像一座灯塔，持续照亮并引导着我的学术航行。
大慧宗杲画像
澎湃新闻：对您来说，这本书对今天的中国读者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孔雁：首先，它重新评价了默照禅的历史地位。八百多年来，大慧宗杲对默照禅的批判影响深远，许多人习惯透过他的描述来认识默照禅。但徐默霆通过系统梳理真歇清了、芙蓉道楷、丹霞子淳、宏智正觉等人的文献指出，大慧在很大程度上夸大甚至扭曲了曹洞宗的立场。默照禅并非消极枯寂、不求开悟的修行，而是宋代曹洞宗对佛性思想与坐禅传统的系统发展。这一判断，对于重新认识曹洞宗历史至关重要。其次，它揭示了日本曹洞宗的思想源流。国内对道元的研究相对薄弱，而本书证明，道元所继承的南宋曹洞宗，并非唐代曹洞宗的简单延续，而是经过芙蓉道楷、大洪报恩、真歇清了、宏智正觉等人重新塑造的“曹洞新宗”。因此，理解真歇、宏智与默照禅，也就成为理解道元和日本曹洞宗的关键。这本书实际上搭建起了中国禅宗史与日本曹洞宗史之间的桥梁。第三，它纠正了许多关于宋代禅宗的“常识”。例如，默照禅作为系统修行理论，并非自洞山良价以来就已存在，大致形成于芙蓉道楷之后；看话禅本身也是宋代的新创造，而非达摩以来的古老传统。这些观点都对传统禅宗史叙事提出了有力挑战。第四，它展示了国际学界研究中国禅宗的新范式。过去的研究多依赖《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灯录材料，而徐默霆广泛运用墓志铭、语录、地方文献以及日韩保存的禅宗文献来重构历史。这种方法，对今天的中国佛教史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总之，这本书让我们看到，宋代禅宗并非一个早已定型的传统，而是一个充满思想竞争与创造力的历史过程。
澎湃新闻：您如何评价一位研究中国禅的外国学者？他的研究视角和中国本土学者有什么不同？
孔雁：徐默霆的可贵之处，不在于“更懂禅”，而在于观察角度、问题意识和学术训练的差异。中国本土学者往往带有一种天然的“内部视角”。比如研究《景德传灯录》，传统方式往往侧重于梳理某位祖师的思想、某个宗派的传承谱系，以及这些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这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禅宗自身建构的历史框架。而徐默霆则更关注：《景德传灯录》的编纂得到了朝廷怎样的支持？它在法脉编排上是否存在偏重（比如对法眼一系多有推崇）？祖统叙事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不同法脉之间的竞争？更重要的是，书中所呈现的唐代祖师形象，究竟有多少是宋人为满足自身需求而进行的“历史建构”？换句话说，本土学者更关注“禅宗讲了什么”，徐默霆更关心“禅宗为什么这样讲”。例如，传统禅宗史通常认为，曹洞宗自洞山、曹山以来一脉相承，徐默霆却追问：十二世纪以前，真的存在后来所说的“默照禅传统”吗？他一路追查洞山、曹山、石霜庆诸、投子义青、芙蓉道楷等人的文献，最终得出结论：默照禅并非古老相传的传统，而是两宋之际曹洞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的。这种问题意识，带有鲜明的历史批判色彩。再如，在讨论看话与默照之争时，中国学者的传统写法往往淡化冲突，强调大慧宗杲与宏智正觉的友好往来；而徐默霆则会追问：为什么偏偏在十二世纪爆发这场争论？大慧批判的对象究竟是谁？他将问题置于国家宗教政策、丛林竞争与法统合法性的背景下考察，发现默照与看话之争不仅是思想之争，更是宗派资源与领导权之争。这种社会史视角，极大拓展了我们理解禅宗史的方式。
有趣的是，不少西方禅宗研究者都深受日本学界影响。柳田圣山、石井修道、镜岛元隆、佐藤秀孝等学者，兼具中国传统文献处理能力与西方历史学训练，尤其重视版本学、文献学与历史批判。徐默霆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这一学术传统之上推进研究的。他的导师斯坦利·韦恩斯坦曾在日本接受系统训练，徐默霆本人也曾赴日访学，从本书大量征引日文研究成果，便可见这一学术谱系。翻译这本书的过程，对我而言也像是一场方法论的洗礼。
《景德传灯录》
澎湃新闻：这本书的名字叫“How Zen Became Zen”（《禅何以为禅》），您认为，徐默霆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看似同义反复的问题？
孔雁：这个问题其实直指全书的核心命题。传统禅宗史通常将宋代禅宗视为唐代禅宗的自然延续，但徐默霆敏锐地指出，这种叙述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建构。如他在第一章中所言：“‘经典’唐代祖师的言谈举止，几乎均是以宋代及此后所赋予的形式流传至今。虽不能完全排除这些材料的核心部分初步成形于唐代，但显然宋代编者为其赋予的形式，旨在服务于宋代禅宗的需求。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禅”——包括公案传统、对顿悟的强调、话头禅的流行以及临济宗的主导地位——并非直接承自唐代，而是在北宋末至南宋初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其间充满了思想争论、宗派对立与资源竞争。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禅宗形象，实际上很大程度是特定历史阶段“胜利者书写”的结果。因此，“禅何以为禅”所追问的，并不是禅的本质，而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禅”，究竟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换句话说，“禅”并非固定不变的传统，而是在具体历史情境中不断被重新定义与生成的。
澎湃新闻：您是佛教研究的专业学者，在翻译过程中，您是否发现徐默霆有某些独特的治学方法值得特别介绍给中文读者？
孔雁：徐默霆的研究方法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对文献进行“考古式”细读，二是将禅宗放回社会制度脉络中考察。他特别喜欢追溯“最早”：最早的版本、最早的引用、最早出现的术语。他不会简单将禅宗语录视为直接史料，而是不断追问：这部文献写于何时？距离所记事件有多久？是否存在更早的版本？哪些内容可能出自后人的增补？因此，他极为重视《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等早期禅宗文献的细读与版本比较，并结合宋人文集、碑刻等非佛教史料，将禅宗思想置于当时的政治、社会与制度脉络中加以理解。正是通过这种严谨的版本批判与文本互证，他揭示了宋代禅宗史书写的“层累构造”：所谓“曹洞新宗”的禅法风格、祖师传记与法系传承，实际上已与早期传统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这种方法论使他的论证异常扎实，也让我在翻译时不得不反复核校每一条脚注、追溯每一处原始文献。有一个细节令我印象尤深。2022年，我们共同参加了耶鲁大学举办的国际禅学会议，主题为“禅流河东复河西：禅宗跨地域与跨文化传播的跨学科考察”。主办方要求与会者提前录制20分钟英文报告视频。徐默霆的视频不仅内容精炼，还细致标注时间锚点，并设置侧边交互式导航目录，观众点击条目即可直接跳转。这种对传播体验的周密考量，与他治学中“绵密周全、一丝不苟”的风格如出一辙——他的每一个结论背后，往往都有几十条脚注和上百页文献作为支撑。在自己的研究中，我也一直在尝试沿着这种“内外史结合”的路径，追问宋代曹洞宗复兴背后的经济与社会机制。这或许正是徐默霆带给我最重要的启发。
澎湃新闻：当下“内卷”“躺平”等社会心态讨论很多，默照禅强调打坐、不做刻意追求；看话禅讲究在疑情中逼拶参究。您认为这两种禅法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各自有什么现实意义？
孔雁：“内卷”与“躺平”看似两极，实则同源——都是个体在压力与意义感缺失中失去平衡的表现。看话禅与默照禅，恰好提供了对治这两种极端心态的智慧。二者目标一致，皆指向体悟空性，获得真正的自在；只是路径不同：看话禅以“疑”破“迷”，默照禅以“静”生“慧”。
看话禅的核心在于“大疑”。修行者被要求死死咬住一个无解的话头，如“狗子还有佛性也无？——无”，反复参究，直至疑团爆破、豁然开朗。内卷的本质，正是在既定而有限的赛道上不断加码，越努力越焦虑，却始终找不到出口。看话禅的“疑团爆破”，很像一颗炸弹从内部引爆。话头就是引信，参究就是不断加压的过程。思维像一座看似坚固的堡垒，里面塞满“我应该怎样”“我必须成功”的执念。当疑团凝聚到极点时，就像引信烧到尽头——“喷地一发”，思维堡垒从内部被炸开。碎片散落之后，你才发现：原来根本没有围墙，也没有所谓的“出口”，你的心原本就是自由的。
与看话禅不同，默照禅强调“只管打坐”，不刻意追求开悟，而是静静安住当下，如实观照。然而，这种“静”绝非枯木死灰，而是彻底休歇后的生命重启，是能量回归后的活泼泼。躺平的“安静”常常意味着麻木、无感与放弃；默照禅的“静”则让人体验到：即使没有任何外在成就，当下的觉知本身便具有价值。照见“本来无事”，冰冷虚无渐消。当焦虑如“红炉片雪”化去，平凡生活也重新焕发光彩。对于长期紧绷的内卷者而言，往往被“必须有所作为”驱使，难以允许自己停下。默照禅的“休去歇去”，则主动为生命留白：放下手机，放下焦虑，暂时进入“无所知、无所求”的澄明状态。这种“静”不是逃避，而是让被俗务填满的心灵得以喘息，使纷乱的思绪重归清明，从而积蓄重新出发的力量。当一个人不再被“必须成功”的执念驱使，反而更能以从容而持久的方式投入生活。那种活泼泼的平常心，正是“吃饭时吃饭，走路时走路”的当下圆满。
看话禅与默照禅，一刚一柔、一破一立，实则相辅相成。看话禅的“疑”，避免默照禅堕入死坐枯寂；默照禅的“静”，防止看话禅沦为将心求悟。二者最终共同指向的，是一种不被外界裹挟的内心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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