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天的菜我记得清清楚楚，八个冷盘、六个热菜，还有一条整鱼摆在正中间。
建国提前两天就去镇上订了席，说要给智扬庆贺。
亲戚们从早上就开始陆陆续续来，二爷余德厚带着老伴来得最早，在门口就大声嚷嚷，说我们余家出了个读浙大的，这是积了几辈子的德。
我心里那叫一个熨帖。
智扬坐在正席，穿着件干净的白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亲戚们轮流过来敬酒，他站起来一杯一杯地接，脸上带着笑，礼数一点不差。
我在旁边看着，眼睛都有点热。
那时候我们这里，能考上浙大的，镇上三十年才出一个。
可我眼角余光扫到角落，就扫到智诚了。
他坐在靠墙那张小桌子旁边，那张桌子是给小孩子坐的，摆了几个凉菜，没人专门招呼。
我以为他是去晚了没找到位置，叫淑华给他挪一挪，淑华去了，又回来说没事，诚诚说那边坐着挺好的。
我没再管。
后来端菜的时候我路过那张小桌，看见他面前的碗是空的，筷子搁在碗沿上，一口都没动。
我站在那儿问他，怎么不吃。
他抬头看我，眼睛里头没什么特别的神色，平平的，说，"没事，就是有点累。"
建国也走过来问，还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说没发烧啊，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智诚把头偏开，说，"爸，我没事，你去招呼客人吧。"
建国就走了。
我站了一会儿，没再说话，也走了。
那时候我心里想的是，这孩子是在别扭，高考考了680分，和他哥一样的分，他哥拿这个分保送了浙大，他自己非要去读职业技术学院，说什么要学机械，学机械有什么出息，工厂里头的活，泥里油里，一辈子洗不干净手。
我当时没跟他说这些，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怎么开口。
后来酒席快散的时候，余德厚喝了酒，声音很大，在席上说了一句，"680分去读职高，这孩子脑子没问题吧？"
旁边有几个人跟着笑，笑声不大，可我听见了。
我那时候没忍住，眼泪下来了。
不是因为智诚，是因为丢人。
我养了两个孙子，一个要去浙大，一个要去职高，这话叫人怎么说，叫我怎么在亲戚面前站得住。
我用袖子擦了擦眼角，没让人看见，自己去厨房装作收拾碗筷。
等我再出来，角落那张小桌已经空了。
智诚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椅子往外拖出来一点，碗里还是空的，筷子还搁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动过。
我问淑华，诚诚呢。
淑华说，他说去外头透透气。
我没追出去。
那晚上送走客人之后，我进了智诚的房间，他已经把灯开着，坐在书桌前头，桌上摊着一本厚书，封面是蓝色的，印着几个字，我认不全，只认出一个"机械"。
我说，都这么晚了，睡觉。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奶奶，这里头的东西比语文卷子有意思多了。"
我当时就觉得这孩子是在跟我赌气，说什么胡话，机械有什么意思，能当饭吃吗，能给你在人前撑起一张脸吗。
我没回他这句话，只说快睡，明天还要早起，然后把他的房门带上了。
那本厚书留在桌上，灯光打下去，页边翻起一个角。
我那时候没多想，转身就走了。
后来几天，智诚去职高报了名，行李收拾得很少，一个黑色的大包，装了几件衣服，那本蓝皮书被他夹在衣服中间带走了。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他出门，建国去送他，淑华红着眼睛，我没掉眼泪，只是扭过头去，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
我心里想，读职高就读职高吧，能怎么办。
可我到底还是觉得亏了这孩子。
不是亏在路上，是亏在脸面上。
亏在我往后多少年，要怎么跟人开口提这个二孙子。
那年智扬去浙大报到，建国开了辆借来的车，一家人热热闹闹送过去，我也去了，在学校门口照了相，我站在中间，智扬站在我旁边，高高的，笑得很好看。
那张照片我后来放在床头柜上，放了很多年。
智诚入学那天，我没去送。
我在家里喂了鸡，烧了饭，等建国回来，问了一句，诚诚安顿好了吗。
建国说好了，那孩子挺利索的，自己就把东西归置好了，还说让你们别担心。
我嗯了一声，就去盛饭了。
那顿饭，桌上少了两个人，我吃得很快，没说什么话。
碗筷收拾完，我坐在院子里，月亮出来了，很圆。
我盯着月亮看了一会儿，想起酒席上那张空碗，想起他说"有点累"时的眼神，又想起余德厚那句话和席间的笑声。
我鼻子酸了一下，没让它继续酸下去。
我告诉自己，智扬有出息，这就够了，余家有一个顶着就行。
可是那天晚上，我做梦梦见了那张小桌，桌上的碗还是空的，筷子还在原来的地方，椅子空着，没有人坐。
我在梦里走过去，想看看碗里有没有东西，弯下腰，什么都没有，只有碗底一圈淡淡的水渍，像是被什么东西打湿过，又晾干了。
我醒过来，天刚蒙蒙亮。
枕头边是湿的。
智扬进大厂那年，我把院子里晾衣服的绳子换了一根新的。
不是因为旧绳子断了，是因为我想做点什么，手里不拿着东西我就不知道往哪儿站。
建国打来电话说，妈，扬扬签了，年薪三十八万，试用期过了还有调薪。
我嗯了一声，把旧绳子卷成一圈放进柴房，出来继续晾衣服，晾到一半，手停住了，眼眶就热了。
三十八万。
我们这条街，老余德厚家的儿子在县城开了个修车铺，一年撑死挣个七八万，还要养三口人。
三十八万是什么概念，我当时算不清，只知道很多，多到我站在院子里觉得脚底下的地都结实了不少。
智扬第一次回来，带了两盒茶叶，一套保暖衣，还有那块表。
表放在一个小绒布袋里，他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到我手心，说奶奶你戴着，出去走走好看。
我打开看，表盘是金色的，表链子摸着沉甸甸的，背面有字，我眼神不好，凑近了才认出来，是他的名字，余智扬，还有年份。
我戴上了。
那之后，我去买菜，去村口和人聊天，去赶集，这块表就在手腕上。
余德厚的老伴儿问我这是什么，我说我大孙子买的，他在杭州上班，大公司。
她眼神往我手腕上扫了一圈，没再问，我也没再说，但我知道她看见了。
那段时间，我觉得日子很稳。
智扬每隔两三个月打一次电话，说工作忙，说项目多，说最近要出差，说年底奖金下来了。
我每次听完，心里都是踏实的。
他说的那些词我听不太懂，什么架构、什么迭代、什么需求评审，我就嗯嗯嗯地应着，等他说完，问一句吃饭了没，他说吃了，我就说那行，忙去吧。
诚诚偶尔也打电话，但少。
他那边打来，我接了，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还行，在厂子里做事，挺好的。
我问哪个厂，他说机械配件，我问在哪个城市，他说苏州那边，我问工资多少，他停了一下，说够用。
够用是多少，我没细问。
我当时心里想，读职高出来，能找到个稳定的厂子做工，不出去乱跑，也算踏实，比那些东混西混的强。
我没有太担心他，因为我的心思大半都在智扬那边，智扬那边有太多值得高兴的事情，我要记着，要跟人说，要把那块表戴出去，让大家都知道。
有一年冬天，诚诚打来电话，时间很短。
我记得那天我正在堂屋里剥花生，建国在院子里劈柴，天气冷，手冻得有点不灵活。
电话响了，我擦了擦手接起来，是诚诚的声音，听着有点哑，像是嗓子受了寒。
他说，奶奶我最近有点忙，你身体好就好。
就这一句。
我说好，我身体好着呢，你注意别冻着，他说嗯，然后就挂了。
前后不到一分钟。
我把电话放下，继续剥花生。
剥了两把，邻居刘婶来串门，说桂芝你家诚诚最近怎样，我说在外头做事，机械配件那一块。
刘婶说哦，挣得多吗，我说够用吧，也不知道混得怎样，他那孩子不爱说话。
刘婶点点头，说你们家智扬才是出息，在杭州大公司，一个月顶人家一年。
我没有反驳，也没有接话，低头又剥了一把花生。
可我当时心里是认同的。
我认同刘婶说的话，认同得很自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智扬在杭州，年薪涨到后来我听说超过了百万，他自己没跟我说，是建国漏了一句，我假装没听清，其实记住了，记得很牢。
百万，一年，我把那个数字放在心里，有时候走路，有时候睡前，会不自觉地想起来，想起来就觉得这辈子没白过。
诚诚那通电话，我没放在心上。
他说忙，我就当他忙，他说好，我就当他好。
我从来没有多问一句，忙什么，好在哪里，有没有难的地方，有没有撑不住的时候。
我以为我了解他，其实我只是了解智扬告诉我的那些，以及诚诚没有告诉我的那些空白。
那块金表，那几年我戴得很勤。
春节、清明、邻居家办喜事，我都戴着。
有一回余德厚在村口遇见我，盯着我手腕看了一眼，说桂芝，你这表不便宜吧。
我说我大孙子买的，他在杭州。
余德厚哦了一声，没再说话，转身走了。
我记得他转身那个背影。
我记得那一刻我手腕上的表有多稳，多沉，多亮。
我不知道的是，那通冬天里的短电话，诚诚那边是什么情形。
我不知道他那个时候手头是什么处境，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压着，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又咽下去了。
我只知道他说了一句你身体好就好，然后挂断了。
那句话我当时没多想，就当是普通的问候，随口的一句。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开始想，那天他打电话的时候，他那边是什么声音，是安静还是嘈杂，他是站着还是坐着，他说完那句话挂掉电话之后，又回去做什么了。
可那时候我已经想不清楚了。
我只记得那天花生很难剥，壳有点潮，刘婶走的时候带走了一把，我送她到门口，手腕上的表在冬天的光里亮了一下。
那年过年，诚诚没有回来，说厂里有事走不开。
我嗯了一声，多烧了两个菜，摆了四副碗筷，有一副一直没人动。
饭吃完，建国把那副碗筷收走了，没说什么，我也没说什么。
直到那年秋天，建国有一次接了个电话，接完进屋，脸色有点奇怪，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就是诚诚那边最近在忙一件大事。
我问什么大事。
建国顿了顿，说，他说让我们别担心。
建国那句"他说让我们别担心"，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天。
我问过他一次，那件大事到底是什么事。
建国说不知道，诚诚没细说。
我就没再追问。
那时候我心里有个惯性，诚诚的事情，问了也是问一个大概，说不出什么来，还不如不问。
那年冬天我睡得不太好，总是很早醒，醒了就躺着，听外头风声。
不知道为什么，有几次醒来，我会想起诚诚那个电话，想起他说"你身体好就好"时候的声音，那声音平平的，像是刻意压下去的，压得太整齐，反而让我觉得哪里不对。
可我没想太多。
我告诉自己，他是大人了，有事自己会说的。
智扬那边倒是常打电话，说公司又发了年终，说项目做完了，说要带我去哪里玩。
我每次都笑着应，挂了电话就去找刘婶说，说我大孙子又发奖金了，说浙大出来就是不一样。
手腕上那块表，那时候我天天戴着，睡觉都不摘。
就这样过了好几年。
直到那年秋天，家里要办一次大聚会。
建国说，今年难得，两个孩子都能回来，我们把亲戚叫一叫，热闹热闹。
我说好，开始张罗菜单，想着要做几个硬菜。
聚会定在第二天。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客厅，建国去隔壁屋打牌，电视开着，我也没认真看，就是开着图个声音。
播到一半，换了个财经节目。
主持人说话很快，我听不太懂那些词，就当背景音听着，手里在剥核桃。
然后我听见了一个名字。
我手里的核桃停了一下。
主持人又说了一遍，我抬起头，看见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我看见屏幕右下角打出来的公司名字旁边，并排着一张人脸，我愣在原地，手里的核桃滚到了地上。
那张脸我认识。
不是说长得像，是就是他，是余智诚，是我二孙子，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衬衫，站在一排机器前面，背景是厂房，灯光很亮，他侧着身子在跟人说话，没有看镜头，神情很平静。
字幕在他脸旁边滚动，我没戴老花镜，只能看个大概。
主持人的声音说得很清楚，我听见她说——这家专注工业机器人核心传动零部件的企业，深耕国产替代赛道已逾十年，本轮融资完成后——后头那串数字我没能全跟上，只听见她嘴里干干脆脆地吐出一个字：亿。
我坐在那里没动。
主持人的声音还在继续，说什么减速器，说什么精密件，说什么打破了进口垄断。
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只是盯着屏幕上那张脸。
诚诚的脸。
他在说话，我看不见他说什么，只看见他嘴在动，然后他侧过身，伸手指了指旁边的一台机器，那台机器比他高出一头，银色的，上面有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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