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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 月 7 日清晨六时五十五分，邵逸夫在香港家中安详离世，享年一百零七岁。
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当日发表声明，公布了这一消息。
随后，香港各界以及内地、海外华人社会纷纷以各种方式表达悼念。
邵逸夫的一生，横跨两个世纪。
他原名邵仁楞，1907 年 11 月 19 日出生，祖籍浙江宁波镇海。
他是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创办人之一，也是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的荣誉主席。
在他的主导下，邵氏电影拍摄了超过一千部华语影片，TVB 成为全球最大的华语商营电视台之一。
在慈善领域，邵逸夫同样留下了深刻印记。
自 1985 年起，他通过邵逸夫基金与教育部合作，连年向内地教育事业捐赠款项。
截至 2014 年，赠款金额累计近四十七亿五千万港元，建设各类教育项目六千零一十三个，遍及全国三十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这些项目中，许多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被命名为逸夫楼，成为各地校园中的常见建筑。
按照香港税务局与邵氏集团后续披露的数据，邵逸夫名下资产总额约为二百三十八亿港元。
其中一百八十亿港元按遗嘱注入邵逸夫慈善信托基金，三十亿港元留给第二任妻子方逸华，剩余二十八亿港元用于偿还邵氏债务与发放员工福利。
邵逸夫与第一任妻子黄美珍育有两子两女，分别是长子邵维铭、长女邵素雯、次女邵素云、幼子邵维钟。
四人通过律师联合发表声明，表示自愿放弃全部继承权，不参与父亲遗产的任何分割。
这一决定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外界对邵逸夫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多有猜测，各种说法流传于坊间……
【一】早年经历与南洋创业
邵逸夫原名邵仁楞，1907 年 11 月 19 日出生于上海。
父亲邵玉轩早年在上海经营颜料生意，家境较为优渥。
邵玉轩育有子女八人，五男三女，邵仁楞排行第六，后来自号逸夫。
邵逸夫早年就读于上海青年会中学，这是一所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教学以英文为主。
在校期间，他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基础，这一能力在他后来的创业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邵家与电影的渊源始于大哥邵醉翁。
邵醉翁早年从事律师职业，后来转向娱乐业。
1925 年，邵醉翁在上海创办天一影片公司，几个弟弟相继加入。
老二邵邨人负责财务，老三邵仁枚负责发行，老六邵逸夫则从基层做起，参与摄影、剪辑等多个环节的工作。
天一影片公司成立后发展迅速，拍摄了多部卖座影片，在上海电影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
但天一的崛起也引发了同行的竞争。
1926 年，上海六家规模较大的电影公司联合成立六合影片营业公司，对天一实施联合抵制，限制其影片在上海主流影院的放映渠道。
面对封锁，邵家兄弟决定向外拓展市场。
当时东南亚地区华人人口众多，对华语电影有较大需求，而当地的电影放映市场尚未充分开发。
邵仁枚与邵逸夫兄弟被派往南洋开拓市场。
1926 年，十九岁的邵逸夫中学毕业，放弃了继续升学的计划，跟随三哥邵仁枚前往新加坡。
这是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初到新加坡时，兄弟二人的创业条件十分艰苦。
他们携带的设备仅有一台旧式无声电影放映机和几部影片拷贝。
没有自己的影院，他们就租赁场地放映电影，有时在露天场地搭起临时银幕。
为了扩大放映范围，兄弟二人经常奔波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地。
当时许多地区交通不便，他们需要扛着放映设备步行或乘坐简易交通工具，深入到乡村和矿区。
住宿条件也较为简陋，有时就在放映场地附近休息。
邵逸夫在这段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基层经验。
他不仅负责放映工作，还参与影片宣传、票务管理、设备维护等多项事务。
有一次放映机出现故障，附近没有专业维修人员，邵逸夫对照说明书自行研究，最终将设备修复，保证了当晚的放映。
随着业务逐步扩大，邵氏兄弟开始从流动放映转向固定影院经营。
他们从租赁影院开始，逐步积累资金，然后自行购置和建造影院。
1930 年，邵氏兄弟公司在新加坡正式成立，旗下已有数家影院，业务涵盖电影发行和放映。
1931 年，邵逸夫做出了一项重要决策 —— 引进有声电影设备。
当时有声电影技术刚刚问世，成本较高，市场前景尚不明确，许多业内人士持观望态度。
邵逸夫判断有声电影是行业发展方向，决定率先布局。
他从新加坡出发，乘船前往美国采购设备。
航行途中遭遇海难，轮船触礁沉没，邵逸夫在海上漂流一夜，最终获救。
死里逃生的他并未放弃计划，仍然完成了设备采购并运回新加坡。
1932 年，邵氏兄弟使用引进的有声设备，拍摄制作了粤语片《白金龙》。
这是东南亚地区第一部有声粤语影片，上映后反响强烈，票房成绩优异。
邵氏兄弟借此在东南亚市场进一步巩固了地位。
到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前，邵氏兄弟在东南亚已拥有一百多家影院，成为当地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娱乐企业。
三十岁的邵逸夫也从一名青年创业者成长为成熟的企业管理者。
也就是在南洋创业的这段时期，邵逸夫结识了黄美珍。
黄美珍是新加坡富商余东璇的女友。
余东璇经营橡胶产业，在新加坡商界颇有声望。
邵逸夫因业务往来经常拜访余东璇，由此与黄美珍相识。
随着接触增多，邵逸夫与黄美珍之间产生了感情。
但黄美珍当时与余东璇已有婚约，这层关系让三人都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
余东璇得知此事后，并未动怒。
他主动找到邵逸夫，表示自己与黄美珍虽相处多年，但感情更接近亲情而非爱情。
他认为邵逸夫与黄美珍更为合适，愿意成全二人。
1937 年，邵逸夫与黄美珍在新加坡举行婚礼。
余东璇出席了婚礼，并送上五十万元的贺礼。
黄美珍比邵逸夫年长五岁。
婚后她主要操持家务，协助邵逸夫处理部分公司事务。
邵逸夫后来在公开场合提到黄美珍时，称她是一等一的好妻子，样样都好，回到家里没有麻烦。
【二】婚姻家庭与事业发展
邵逸夫与黄美珍结婚后，家庭生活逐渐稳定。
两人共育有两子两女。
1932 年 1 月 30 日，长子邵维铭出生。
这是邵逸夫的第一个孩子，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陪伴妻儿。
1934 年 1 月 19 日，长女邵素雯出生。
1935 年 7 月 14 日，次女邵素云出生。
1939 年 4 月 1 日，幼子邵维钟出生。
四个孩子的出生为家庭增添了欢乐。
邵逸夫虽然工作繁忙，但对子女的教育较为重视。
他与黄美珍都认为，孩子们应当接受良好的教育，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
孩子们的童年主要在新加坡度过。
邵逸夫每天工作时间很长，通常早上八点到公司，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家。
孩子们起床时他已经出门，入睡时他尚未归来，父子父女之间相处的时间相对有限。
黄美珍承担了大部分抚养子女的责任。
她不仅照料孩子们的日常生活，还关注他们的学业和成长。
孩子们遇到问题时，通常首先向母亲求助。
如果生活一直按部就班地继续，这个家庭或许会沿着既定的轨道走下去。
但战争改变了一切。
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迅速南下，于 1942 年 2 月占领新加坡。
邵逸夫此前曾放映抗日题材的纪录片，还参与散发过抗日宣传材料。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他因此遭到逮捕，被日本宪兵队关押。
关于邵逸夫在狱中的经历，公开资料记载有限。
可以确认的是，他在狱中遭受了审讯，邵氏旗下的影院被日军没收，公司业务完全停滞。
这段时期是黄美珍人生中最为艰难的阶段。
丈夫被捕入狱，生死未卜。
四个孩子最大的十岁，最小的仅三岁。
公司停业，家庭经济来源中断。
黄美珍没有因此崩溃。
她一边照料四个孩子，一边设法营救丈夫，同时尽力维持公司的基本运转，不让邵氏多年的基业彻底垮掉。
她变卖了部分家产，筹集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托人疏通关系，寻找营救邵逸夫的途径。
经过多方努力，邵逸夫最终获释出狱。
邵逸夫出狱后，夫妻二人共同面对困境。
他们在日军占领下的新加坡艰难维持，等待局势变化。
1945 年日本投降后，邵逸夫着手重建邵氏事业。
他收回被没收的影院，修复设备，重新开始电影发行和放映业务。
战后的东南亚电影市场需求旺盛，邵氏兄弟公司很快恢复了元气，并且发展速度超过战前。
到 1950 年代初，邵氏在东南亚的影院数量已超过两百家，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电影放映和发行企业。
事业上的成功并未让邵逸夫满足。
他的目光开始投向香港。
1950 年代的香港，经济快速发展，人口迅速增长，电影市场潜力巨大。
邵逸夫判断，香港将成为华语电影的新中心。
新加坡虽然市场稳定，但空间有限。
要将华语电影产业推向更高水平，必须立足香港。
1957 年，五十岁的邵逸夫做出决定，将事业重心从新加坡转移至香港。
他只身前往香港，筹建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香港分部。
黄美珍和四个孩子则继续留在新加坡。
这一分离，持续了数十年。
邵逸夫到香港后，全身心投入新公司的建设。
他以三十二万港元的价格，从二哥邵邨人手中购入九龙清水湾的一片土地，开始兴建邵氏影城。
当时的清水湾还是一片较为荒芜的山岗。
邵逸夫主持削山平地，在这片土地上建起了规模庞大的电影拍摄基地。
1958 年，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1961 年 12 月 6 日，邵氏影城正式启用。
影城占地超过六十五万平方英尺，拥有十多个摄影棚，以及配音间、冲印间、剪辑室、服装间、道具仓等配套设施，是当时亚洲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电影制片厂之一，被外国媒体称为东方的好莱坞。
邵氏影城采用制片厂制度，从编剧、导演、演员到拍摄、后期制作、发行，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邵逸夫以高薪聘请优秀的电影人才，李翰祥、张彻、胡金铨等导演先后加入邵氏，林黛、乐蒂、凌波、狄龙、姜大卫等演员在邵氏的平台上走红。
整个 1960 年代，邵氏电影处于鼎盛时期，每年出品数十部影片，类型涵盖黄梅调、武侠、功夫、喜剧、爱情等多种题材，在香港、台湾、东南亚以及海外华人市场广受欢迎。
邵逸夫的事业达到了新的高峰。
但事业越成功，他就越忙碌，返回新加坡与家人团聚的次数也越少。
有时一年回去一次，有时间隔更久。
每次回去，停留时间也不长，处理完事务便匆匆返回香港。
黄美珍带着四个孩子，在新加坡的大宅中生活。
孩子们逐渐长大成人，对父亲的印象却更多地停留在照片和短暂的团聚中。
邵逸夫并非意识不到对家人的亏欠。
每次回新加坡，他都会尽量抽出时间陪伴子女，带他们外出，购买礼物。
但物质上的补偿，难以替代长期陪伴的缺失。
父子父女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层距离感。
【三】方逸华的加入与子女的成长
在邵逸夫将事业重心转向香港的过程中，另一位女性逐渐进入了他的工作与生活。
方逸华原名李梦兰，1931 年出生，比邵逸夫小二十四岁。
她早年以演唱为业，嗓音条件较好，曾在多个夜总会登台，在东南亚一带小有名气。
1952 年，方逸华到新加坡演出，在当地一家夜总会演唱。
邵逸夫因商务应酬前往该处，听到了方逸华的演唱，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演出结束后，邵逸夫到后台与方逸华见面。
交谈中他发现，这位年轻歌手不仅歌唱得好，而且思维敏捷，对商业管理也有自己的见解。
此后两人逐渐熟识。
邵逸夫欣赏方逸华的才干，方逸华也敬重邵逸夫的事业心和商业能力。
两人的交往以工作和友谊为主，方逸华知道邵逸夫已有家室，从未提出过超出友谊的要求。
1957 年邵逸夫决定前往香港发展时，邀请方逸华同行，加入邵氏公司。
方逸华接受了邀请，放弃了演唱事业，随邵逸夫前往香港，进入邵氏兄弟公司工作。
这一年，方逸华二十六岁。
方逸华初入邵氏时，职位不高，在采购部担任普通职员，负责采购电影拍摄所需的道具、服装、胶片等物资。
她工作认真细致，对数字敏感。
与一般采购人员不同，她会多方比价，与供应商谈判时尽量争取优惠价格，为公司节省开支。
她对公司的各项开支账目记得十分清楚。
邵逸夫很快注意到了方逸华的能力。
他认为这样的人才不应只从事采购工作，开始逐步赋予她更多职责。
方逸华没有辜负邵逸夫的信任。
无论分配什么任务，她都能高效完成。
她行事果断，执行力强，且公私分明，不徇私情，在公司内部逐渐建立起威信。
从采购部到财务部，再到制片部门，方逸华一步步晋升，进入公司核心管理层。
到 1970 年代，她已成为邵逸夫最主要的助手之一。
邵逸夫不在公司时，许多事务由她代为处理。
1967 年，邵逸夫参与创办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即 TVB。
1965 年，香港政府公开招标无线电视广播经营权，共有六个财团参与竞标。
最终由利孝和、邵逸夫、余经纬等人组成的香港电视集团中标，获得免费地面电视播放牌照。
1967 年 9 月 1 日，TVB 开始为期一个月的试播。
同年 11 月 19 日，TVB 正式启播。
利孝和出任董事局主席，邵逸夫担任常务董事。
TVB 成立初期发展迅速。
1971 年，开办无线艺员训练班，培养影视表演人才。
1973 年，创办香港小姐竞选活动。
这两个项目后来成为 TVB 艺人的主要来源，也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品牌活动。
1980 年，利孝和去世，邵逸夫接任 TVB 董事局主席，并增持股份，成为最大股东。
此后 TVB 进入快速发展期，节目类型不断丰富，电视剧制作水平持续提升，收视率长期占据香港电视市场的主导地位。
方逸华也参与了 TVB 的创办和运营，同样担任重要职务。
她在 TVB 的地位逐步上升，从副总经理到总经理，再到董事局副主席，成为邵逸夫之下的第二号人物。
邵逸夫的商业版图从电影扩展到电视，规模越来越大。
方逸华作为他最信任的副手，掌握的权力也越来越大。
这一切，黄美珍都知道。
她并非对丈夫身边的人和事毫无察觉。
但作为传统女性，她选择了沉默和隐忍。
她守着新加坡的家，守着四个孩子，维持着家庭的完整。
她认为，只要家庭还在，孩子们健康成长，其他事情都可以不计较。
她没有想到，这一忍，就是一辈子。
就在邵逸夫的事业在香港蒸蒸日上的同时，四个孩子也在新加坡逐渐长大成人。
长子邵维铭是四个孩子中最受关注的一个。
他从小学习成绩优异，在数学和商业方面表现出天赋。
邵逸夫对这个长子抱有较高的期望，有意将他作为家族事业的接班人培养。
邵维铭中学毕业后，被送往英国留学，攻读工商管理专业。
在校期间成绩优良，顺利完成学业。
按照邵逸夫的设想，邵维铭学成归国后，可以进入邵氏和 TVB 工作，逐步熟悉业务，将来接手家族企业。
但事情的发展与设想有所不同。
1973 年，邵维铭从英国毕业，回到香港，按照父亲的安排进入邵氏公司，从基层岗位做起。
进入公司后，邵维铭发现实际情况与自己的预期存在差距。
邵氏和 TVB 的核心管理团队中，许多重要职位由方逸华提拔的人员担任。
各项业务的决策，大多需要经过方逸华的同意。
邵维铭作为邵家长子，名义上身份特殊，但在实际工作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
邵维铭曾提出一些改革建议和业务方案，但多数被方逸华以各种理由搁置或否决。
他试图在某些项目上做出决策，但下属往往表示需要方小姐批准。
这种处境让邵维铭感到不适。
作为邵逸夫的亲生儿子，在家族企业中却难以施展拳脚，反而处处受到掣肘。
但他也理解父亲的处境。
方逸华是父亲最信任的人，他不愿让父亲在中间为难。
邵维铭在邵氏工作了几年，始终未能进入核心决策层。
其他几个孩子的情况也各有不同。
邵素雯和邵素云两个女儿对商业管理兴趣不大，婚后主要精力放在家庭上，较少参与公司事务。
幼子邵维钟性格偏内向，也不热衷于商场竞争，更愿意过相对平静的生活。
四个孩子与父亲的事业之间，似乎始终隔着一道无形的墙。
墙的另一边，站着方逸华。
【四】黄美珍病逝与亲情裂痕
时间进入 1980 年代，邵逸夫已年逾七旬。
他的身体状况总体尚可，仍然坚持每天上班，处理公司事务。
黄美珍的健康状况则逐渐恶化。
她年轻时经历过战乱和困苦，落下了一些病根。
进入晚年后，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相继出现，需要长期服药治疗。
她曾多次住院接受治疗，前后经历过四次较大的手术。
每次住院期间，四个子女都会赶到医院，轮流陪护。
邵逸夫也会抽时间前往探望，但他的日程安排紧张，邵氏和 TVB 的事务繁多，往往只能停留数小时便匆匆返回香港。
黄美珍对此从未有过怨言。
每次邵逸夫来看望，她都会尽量打起精神，告诉他自己情况稳定，让他安心工作，不要耽误正事。
子女们看在眼里，心中各有感受。
他们的母亲一生都在等待。
年轻时等待丈夫回家吃饭，中年时等待丈夫从香港回来探亲，年老生病后，等待丈夫能多抽出一些时间陪伴。
等待的结果，往往是失望。
1980 年代中期，黄美珍的身体状况进一步下降。
为了就医方便，也因为她喜欢美国的生活环境，她移居美国洛杉矶，在当地购置房产，长期居住。
新加坡的旧宅仍然保留，但她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
四个子女对母亲十分孝顺。
邵维铭当时已定居加拿大，只要母亲病情加重，他便立刻飞往洛杉矶陪护。
邵素雯和邵素云轮流住在洛杉矶，照料母亲的日常起居。
邵维钟也经常前往探望。
黄美珍的晚年，身边从不缺子女的照顾。
缺的是邵逸夫的陪伴。
1987 年，黄美珍的病情突然恶化，被送入洛杉矶当地医院。
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告知家属病人情况严重，可能时日无多。
四个子女全部赶到医院，守在病床前。
邵维铭作为长子，立即给邵逸夫打电话，告知母亲的情况，让他尽快赶来。
电话由邵逸夫的秘书接听。
秘书表示，邵逸夫正在参加一个重要会议，TVB 正在与一家英国传媒集团洽谈合作，对方高层全部到场，会议不能中断。
邵维铭在电话中表示情况紧急，母亲可能撑不了多久，请邵逸夫务必尽快接听电话。
秘书答应尽量安排，让邵维铭稍候。
约半小时后，邵逸夫回电。
他的声音带有疲惫，询问黄美珍的具体情况。
邵维铭详细说明了病情，表示医生认为情况不容乐观，希望父亲能尽快飞往美国，母亲或许还想再见他一面。
邵逸夫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表示他知道了。
但当天的会议确实非常重要，关系到 TVB 未来的发展布局，他必须出席。
他会订第二天最早的航班飞往洛杉矶，预计中午可以抵达。
邵维铭还想再说什么，邵逸夫已经挂断了电话。
邵维铭拿着电话站在医院走廊里，久久没有移动。
他了解自己的父亲。
在父亲的优先级排序中，事业永远排在前面。
这一点，几十年来从未改变。
他回到病房，看着病床上气息微弱的母亲，眼眶泛红。
黄美珍似乎有所察觉，微微睁开眼睛，看着邵维铭，用微弱的声音询问父亲是否忙完了。
邵维铭强作镇定，告诉母亲父亲明天就到，他那边还有一些事务需要处理，处理完就立刻赶过来。
黄美珍点了点头，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似乎放下了心。
她闭上眼睛，再次睡去。
当天夜里，黄美珍的病情急剧恶化。
医生和护士进行了整夜的抢救。
四个子女守在病床边，寸步不离。
第二天清晨，天刚亮的时候，黄美珍停止了呼吸。
她走的时候面容安详，嘴角似乎还带着笑意。
她或许以为，丈夫很快就会来看她。
邵逸夫于当天中午抵达洛杉矶。
他下飞机后直接赶往医院。
到达时，黄美珍的遗体已被移送至太平间。
邵逸夫站在太平间门口，停留了很长时间。
随行人员后来回忆，他当时脸色苍白，沉默不语，没有人敢上前打扰。
最终他还是走了进去。
他站在黄美珍的遗体旁，看了很久。
没有人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也没有人听到他说了什么。
从太平间出来时，他的眼圈发红。
这是身边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邵逸夫流露出这样的神情。
黄美珍的葬礼在洛杉矶举行，仪式安排得较为隆重，来了不少亲友和商界人士。
邵逸夫全程表现平静，有条不紊地安排各项事务。
四个子女也都很平静，默默地站在父亲身后，接待宾客，答谢来宾。
葬礼结束后，四个子女很快各自离去。
他们没有与邵逸夫一同返回香港，也没有过多交谈。
邵逸夫能够感觉到，孩子们看待他的眼神，与以前不同了。
那眼神中有失望，有怨怼，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疏离感。
黄美珍下葬后，邵逸夫独自返回香港。
从那以后，他明显感觉到，子女们与他的关系变得更加疏远。
以前他们还会定期打电话问候，逢年过节也会回香港探望。
如今电话越来越少，见面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
邵逸夫心中清楚，孩子们还在为黄美珍的事责怪他。
但当时他尚未完全意识到，这件事对子女们造成的影响有多深。
他更没有想到，黄美珍临终前后发生的事情，会在他与四个子女之间造成一道难以弥合的裂痕。
而当1987年洛杉矶那个清晨的阳光照进医院病房时，没有人会想到，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会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持续影响着邵逸夫与四个子女之间的关系，最终演变成二百三十八亿遗产无人继承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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