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两地书》（鲁迅、许广平著）、《鲁迅全集》、《鲁迅年谱》、百度百科"鲁迅与许广平"词条、澎湃新闻《鲁迅去世以后的许广平与朱安》、澎湃新闻《鲁迅生命中最后的时日》、新民周刊《鲁迅在上海：最后10年》、中国作家网《鲁迅故居：住在且介亭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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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9日，上海虹口区山阴路大陆新村九号，凌晨五时二十五分。
那一夜，许广平守在床边，窗外的虹口还没有醒来，整条弄堂都沉在黑暗里。
屋子里只有鲁迅断续的呼吸声，以及偶尔传来的秋风擦过老木窗的声响。
就在天将破晓之前，那只握过无数支笔的手，在她的掌心里渐渐冷了下去。
那一年，鲁迅去世，享年五十六岁，距他与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共同生活，整整过去了九年。
后人记住了很多关于他们的事——师生相恋，相差十七岁，冲破旧礼教，两人共同生活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
这段情事被反复书写，被称作民国文坛最动人的情缘之一。
然而，很少有人去细究那九年的最后几年，究竟是什么模样。
鲁迅在1934年题在《芥子园画谱》上的诗里写过"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那个"哀"字，被许多人略去了。
三十二年后，许广平临终前留下的那句"我，不留骨灰，不与他合葬"，也很少被放进那段情缘的完整叙述里。
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才能看见那段感情走过的全部路途——不只是书信里那些热切的讨论与深情，还有大陆新村九号的深夜里，病床旁的药碗与温度计，以及那个在生命最后时刻说出"忘记我"三个字的人，在那个凌晨，究竟将一段关系里多少来不及说清的东西，以最简短的方式，在灯将熄灭之前，一并道尽……
【一】1925年，北京，一封信打开的故事
故事的起点，是1925年3月11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一间宿舍里。
许广平坐在桌前，写下了她寄给鲁迅的第一封信。
那时她是一名学生，鲁迅是她的老师，在北京女师大兼授国文课。
信里满是她对社会与人生的困惑，以及作为一个年轻人面对时代时那种无处排解的苦闷。信的开头，她写道："我现在所最愁不过的，就是……无处不是苦闷，苦闷，苦闷……"
第二天，她就收到了回信。
鲁迅在信里称她为"广平兄"，这个称呼本身，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一种平等的态度，是把她当作可以在思想上平等对话的人来看待。
许广平，1898年2月12日出生于广东番禺一个败落的官僚家庭，是近代广州第一家族许拜庭的后人，自幼性格叛逆，不愿缠足，拒绝父母之命，选择北上求学。
在北京女师大读书期间，她遇到了鲁迅，两人的感情从师生的课堂讨论开始，在书信往来中逐步加深。
从1925年3月到1929年6月，两人往来书信一百三十五封，后来编成《两地书》出版，全书分三集，收录了两人从相知到相恋中不同时段的往来书信。
《两地书》里没有华丽的辞藻，鲁迅在序言中写道："如果定要恭维这一本书的特色，那么，我想，恐怕是因为它的平凡罢。"
在那些信里，他们共同探讨社会问题，讨论文学方向，争论人生与时代，感情在这种频繁的思想交锋中悄悄滋长。
许广平后来回忆，两人之间的爱情，"异于他人之处，就是从师友发展到完全的了解和爱慕"。
许广平说："没有灿烂的花，没有热恋的情，我们的心换着心，为人类工作，携手偕行……"
1925年，"女师大风潮"进一步升级，鲁迅因支持进步学生正义斗争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除教师职务，许广平也遭受牵连，在鲁迅的帮助下，住进鲁迅居住的胡同。
这段共同经历，让他们从书信往来走向了更近的生活距离。
1925年10月，即将毕业的许广平，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发表了《同行者》一文，公开表达了对鲁迅的爱，她说自己不畏惧"人间的冷漠、压迫"，"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在《风子是我的爱》里，她又宣布誓言，针对旧礼教的威吓，她说："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不相干！"
这些公开的表达，让他们在上海的同居在开始之前就已经引发了外界的议论与非议。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公开表示不予承认这段关系。
然而流言再多，都没有能够阻止两人走到一起。
1927年10月3日，他们从广州抵达上海，从此开始了共同的生活。
【二】1927年，上海景云里，同居生活的开始
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从广州抵达上海，先入住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的共和旅馆，五天后，经周建人介绍，搬进了虹口横浜路景云里二十三号，与许广平开始了同居生活。
景云里那时已经住有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以及茅盾、叶圣陶等文化人，据许广平回忆，那时"颇不寂寞"。
在景云里的两年半时间，鲁迅在这一排房子里辗转搬迁了三回——先住二十三号，因邻居打麻将噪音太大无法写作，搬到十八号，后仍不堪其扰，又搬到十七号，直到1930年5月才迁居拉摩斯公寓。
1929年5月，孕期五个月的时候，许广平的姑母到上海，她将实情告诉了姑母，并请她转告其他家人。
鲁迅这时也陆续向朋友们公开两人的关系，许广平怀孕的消息使母亲很高兴，同居生活得到母亲的默许。
1929年9月27日，许广平生下了他们的儿子，鲁迅给他取名海婴——"因为是在上海生的，是个婴儿，故名海婴"。
初为人父的鲁迅满怀喜悦，有了海婴之后，鲁迅将原本的工作室和卧室换至楼下，让母子住在楼上，以免会客和抽烟打扰他们休息。
朋友来访，鲁迅总会抱着海婴给人看，日常聊天也不自觉地转到孩子身上。
1930年，鲁迅结束了在劳动大学的教职，接受了蔡元培争取的"特约撰述员"聘书，领取三百元月薪，得以专注写作。
许广平也按照鲁迅的要求留在家里，一面做家务，一面学习日语，从事翻译工作。
为了鲁迅，她放弃了自己原本打算参加的一份杂志编辑工作。
在景云里和拉摩斯公寓的那几年，是他们彼此交流最为密集的时期。
鲁迅写作，许广平负责抄写、校对，帮助整理文稿，处理信件往来，是他生活与事业双重意义上最重要的支撑。
鲁迅后来在给友人的信里提到，正是有了许广平的支持，后期十年的著作成绩，才能超过以前的二十年。
【三】1933年，大陆新村九号，最后的居所
1933年4月11日，鲁迅以内山书店职员的名义，携许广平及儿子海婴迁入山阴路大陆新村九号。
这幢红砖赤瓦的三层小楼，是鲁迅在上海最后的住所，也是他人生最后三年半的居所。
大陆新村是由大陆银行上海信托部投资建设、1931年落成的新式里弄房屋，位于虹口区，属于"半租界"地带。
鲁迅将自己的一本杂文集命名为"且介亭杂文"，"且介"即是取"租界"二字的各一半，"亭"则是亭子间——这个名字的选取，本身就透出一种自嘲式的黑色幽默。
从大陆新村九号的内部格局来看，一楼是会客厅，有白色木框磨砂玻璃隔断，后面放着黑色餐桌，这里是鲁迅接待来访青年的地方；
二楼是鲁迅的卧室兼书房，书桌放在窗户下，一张黑色铁床，床上挂着许广平亲手缝制的纱幔；
三楼有一间客房和海婴的卧室，枕头枕罩上还绣着许广平缝的姓氏拼音。
如今这间故居的镜台上，闹钟指针停留在鲁迅离世的那一刻——凌晨五时二十五分，日历也维持在1936年10月19日。
二楼书桌旁的那盏灯，时常在深夜里亮着。
进入1930年代之后，鲁迅的著述进入了极为密集的阶段——杂文集、翻译、文艺评论，一部接着一部，成果丰厚。
在这段时间里，许广平协助他处理的日常事务也在不断增加：对外的信件往来，来访青年的接待，稿件的誊写与校对，以及家里的一切饮食起居。
现存的鲁迅家用菜谱中，有许广平亲笔记载的每日菜价和配料——前三页是八只菜的配料和烧法，其后记载每日菜谱和菜价。
鲁迅嗜甜，家中买糖记录的频率仅次于每日买菜，1932年11月，家庭收支账中有连续多日买糖的记录。
内山完造赠来的汤碗成了家里的餐具，这些零星的生活细节，构成了大陆新村九号最真实的日常底色。
那几年里，萧红、萧军两位从东北流浪到上海的年轻人，成了一楼会客厅里的常客。
鲁迅帮他们联系出版事宜，为他们的作品作序推介，请他们吃饭，让他们在文坛站稳了脚跟。
无数像他们一样被鲁迅接待过、帮助过的年轻人，都从那扇磨砂玻璃门里进进出出，构成了大陆新村九号最热闹的那一面。
看电影成为鲁迅晚年几乎唯一的业余爱好。
1936年3月18日他在给欧阳山、草明的信中说："我的娱乐只有看电影。"
进入1930年代直到去世，他看了一百多场电影：1934年三十七场，1935年三十六场，1936年秋季病危前十九场。晚年迷恋电影的程度，不下于他的书瘾、烟瘾。
然而热闹背后，那个在深夜书桌前独坐的人，体重已经降到了三十八公斤。
【四】1934年的那首诗与日常的疏离
1934年，鲁迅在送给许广平的《芥子园画谱》上，题下了那首诗：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这首诗被后人反复引用，多数时候被视为鲁迅对他们感情的深情写照。
但那个"哀"字，在引用时常常被轻轻带过。
鲁迅的文字向来精准，他不会随意用一个"哀"字。
"相濡以沫"本是一个来自古典的意象——两条鱼在干涸的地方，用口里的湿气互相湿润对方，在极度艰难的处境下维持彼此的存活。
这个意象本身，透着一种令人心酸的无奈。
进入1930年代之后，他和许广平之间的精神沟通，已经与《两地书》时期的那种书信往来大不相同。
在那些信里，他们讨论社会，讨论文学，讨论人生方向，字里行间充满了热切和交锋。
而在大陆新村九号的日常里，他在二楼写作，她在一楼和三楼照顾家务和孩子，两人之间的对话，更多是关于海婴的事、关于每日菜谱的事、关于来访者是否需要接见的事。
有史料记载，到了晚年，鲁迅在家里失去控制的情绪频率有所增加——忍不住对许广平发火，或独自沉着脸生闷气，甚至躺到阳台的水门汀地面上，长时间地不理睬人。
他在给一位日本朋友的信里也曾毫不掩饰地发泄："连孩子来捣乱，也很少有人来领去……"
研究者分析，越到晚年，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精神沟通越是减弱，彼此的不满也逐渐显露，这除了两人在年龄和性情上本来就有差异，他在晚年健康持续恶化、精神失去弹性，也是重要的原因。
鲁迅的健康在这一时期持续恶化。
到1936年春天，他的体重降到了三十八公斤，穿着棉袍子在街上走，仿佛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
1936年夏天，他甚至连陪客人吃完一顿饭的力气都没有了。
日本朋友增田涉专程从日本来探望，鲁迅请他吃午饭，勉强吃了一点点，就站起来说："我累了，上楼去休息，你慢慢吃罢"，由许广平扶着，慢慢走上楼去，留下增田涉一个人，陷入不可抑制的忧虑和悲伤。
在这段病情加重的日子里，许广平所承担的，已经不只是共同生活的伴侣角色，更接近全方位的护理——定时给他吃药，定时量体温，把测量的数据填在医生发给的病历表上；处理家务，照顾海婴，应对来访，协助写作。
从1936年5月病情持续加重之后，那张病历表上的数字，是她每天亲手量过、填上去的。
【五】1936年，那些病床旁的药碗与最后的遗言
1936年1月，鲁迅的肩部及肋骨先后出现剧痛，5月15日再度发病，医生诊断为胃疾，此后持续发热未愈。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见到鲁迅，凭直觉感到他的健康状况极为糟糕，随即请来当时上海最好的一位肺病专家诊断。
那位美国医生仔细检查后，神色严峻地说：鲁迅的肺病非常严重，倘是欧洲人，五年前就已经死掉了。这句话说得史沫特莱当场流下眼泪。
1936年10月10日，鲁迅和许广平看了由普希金原著改编的电影《复仇艳遇》，那复仇的一枪使他感到十分痛快，简直逢人都要称赞一番。
10月17日，他写完了生平最后一封信，寄给一生中通信最多的朋友曹靖华，谈及自己想搬到空气较好的地方，却因病体难以成行。
写完信，他穿上袍子，随胡风一起出门，去的是日本进步青年鹿地亘家。
在楼下，许广平见外面正刮着风，提醒他衣裳穿够了没，车钱带了没有，鲁迅理也不理地就走了。那是他最后一次出门。
10月18日凌晨，鲁迅喘着粗气，用颤抖的手写了张纸条给内山完造，告知自己无法赴约，请他立即联系须藤医生来看诊，纸条是许广平送交给内山的。
当内山完造急匆匆赶往大陆新村九号，看见鲁迅正坐在那张藤椅上艰难地喘息，此时似乎他只能吸气，却难以呼气，右手指却还夹着烟。
1936年10月19日凌晨五时二十五分，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九号寓所去世，享年五十六岁。许广平时年三十八岁，他们的儿子海婴年仅六岁。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鲁迅留下了那几个字：
"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是真糊涂。"
这句话，在往后的叙述里被反复引用，被解读为深沉的爱，被视为一种超越普通情感的释放。
但如果把这句话放回1928年至1936年那八年的日常处境来看——这八年里，许广平放下了自己原本可以从事的工作，留在家里照顾他，为他奉献了人生最好的那些年月；
在那个没有正式名分的同居关系里，她承受了多少外界的压力和内心的委屈；在最后的病床岁月里，她一个人撑着整个家庭的重量，同时还要维持他写作的延续——而正是当许广平在多年以后翻开那份完整的病历记录，看到自己亲笔填写的每一个体温数字、每一次用药时间，才会彻底明白，为何那句"忘记我"，会在她心底留下一道长达三十二年都未曾真正愈合的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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