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榆林，一座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名城，一片镌刻着红色记忆的热土，更是人民司法优良传统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寻迹榆林——探旧址、访人物、读案件、观实物，追寻榆林红色法治根脉，讲述穿越时空的司法故事，共同解码红色法治基因，汲取奋进力量，读懂人民司法从何处来、往何处去。
陕北榆林，沟壑纵横，黄土连绵。八十多年前，这片土地上走出了一群特殊的“法官”——他们不穿制服、不坐堂办案，却把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田间炕头。他们就是从陕甘宁边区黄土地里走出来的调解模范。
发轫于苏维埃时期、形成于陕甘宁边区的民事调解制度，是人民司法的重要红色基因。它既延续了中国传统“无讼”“和合”的法律文化，又融合了近代法治的民主与公正理念，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机制，也是边区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
1943年，边区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法令，推动调解在纠纷中的广泛运用。在官方的大力推动下，调解运动渐成声势，成为边区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手段。据统计，在边区民事案件中，1942年以调解结案的案件占18%，1943年增至40%，1944年增至48%。
在边区民间调解实践中，劳动英雄是最主要的调解力量。他们长期与群众共同生产生活，威望高、亲和力强，调解方案往往容易被双方接受。据不完全统计，仅绥德一县，有名的调解模范就有王德彪、郭维德、刘玉厚、马相明、曹自让、王信志、王新正七人。
郭维德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1918年，郭维德生于绥德县满堂川小窑沟村，后随父亲落户义合西直沟村。1935年参加绥德东区红军游击队，曾任副队长、队长。1942年7月，他被村民选为西直沟村行政主任，并荣获“调解模范”称号。1944年《解放日报》报道：“西直沟村虽发生不少民事纠纷，但从未向政府打过官司，都能在村内适当解决。”
郭维德前后调解80多起案件，没有一件调解不了或事后反复的。1944年5月8日的《解放日报》和同年6月7日边区政府发布的指示信，均对他的调解方法作了总结。他的调解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主动介入、就地化解；二是依靠群众、民主解决；三是客观公正、以理服人。
调解王怀音与谢永光的行路之争时，两家先后经过5次调解仍未化解。郭维德连夜赶到王家坪村，先了解双方真实意愿，又找群众了解情况。他召开群众会议公开调解，在会上说：“老百姓是一面镜子，谁是谁非都能照见。最终两家重归于好。处理李生荣因“坟地风水”欺侮伯父的纠纷时，他请来族中老人，教育李生荣要尊敬长辈，不得借口迷信无理取闹。面对常向珍因家庭口角持刀闹事，他先捆后解，巧用“红脸白脸”之法促成夫妻互谅。租佃纠纷中，他向地主讲明劳动者的苦处，又劝说佃农按边区法令缴纳租谷。边区政府高度评价：“这样的村子，不仅没有为争讼而费钱费时，而且大家必然和睦、肯互助，坏人坏事自然少，生产可以提高。”
1944年11月，郭维德被评为绥德分区民事调解劳动英雄；同年12月出席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表彰大会，被授予“特等劳动英雄”，受到边区政府传令嘉奖。
绥德的调解模范不止于此。习仲勋讲话中提到的王德彪、刘玉厚、马相明，均是绥德民间调解力量的代表。其中刘玉厚是郝家桥村著名的劳动英雄，1943年被授予“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称号，郝家桥村因此获得“农村楷模”牌匾。还有调解模范王新正，仅1945年1至7月间，他调解的纠纷就占全乡解决民刑事件的14%。
杜良依则是子洲县的民间调解员，其调解“很少带行政力量”——不依靠职务施压，而是完全运用传统以理服人的方法。在处理张片儿离婚纠纷案时，张片儿多次打老婆导致女方闹离婚，杜良依向他说明利害关系，又用民间谚语“人前教子，枕上教妻”来教育张片儿，最终张片儿承认错误，将媳妇领回家。边区高等法院绥德分庭评价他善于利用“成套的民间的有利于说服人的民间惯用成语，这些话很有感动力，容易刺激当事人在思想上的转变”。几年来，杜良依所在村发生的纠纷，90%经他调解和好。
榆林其他地区同样涌现出调解模范,如定边的白玉堂、佳县的高加绍等。
图为1944年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绥德分庭司法会议的参会通知
1944年深秋，绥德分区召开了一次长达12天的司法会议。从9月26日到10月7日，分庭全体人员、各县审判员与郭维德、杜良依等调解劳动英雄围坐一堂。各县模范调解人员进行经验交流，推广典型、反思不足。会议充分肯定了民间调解人在化解基层矛盾、减轻群众诉累中的重要作用。
时至今日，八十多年前那句“老百姓是一面镜子”，至今仍照着每一位司法工作者，这份从黄土地里长出来的调解智慧，已在榆林法院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综合自人民法院报、绥德法院、子洲法院
编辑丨李华菊 校对丨马欣 审核丨张建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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