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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海，大陆新村九号。
入秋以后，这幢三层红砖小楼的灯火，常常亮到后半夜。
这一带的弄堂原本住着不少日本侨民，巷子幽深，铺着青灰色的石板，到了夜里格外安静，连脚步声都听得分明。
楼下的许广平照料完一天的家务，又哄睡了七岁的儿子周海婴，自己也实在熬不住，先躺下了。
可楼上那间不大的书房里，那个瘦削的身影却迟迟不肯放下手中的笔。
台灯昏黄的光晕里，香烟一根接着一根。
烟灰缸早已堆得满满当当，散落的烟灰沾在藏青色长衫的前襟上，他也无暇去拂。
他写一阵，停一阵。
有时停下来，是为了对着稿纸斟酌一个字眼。
有时停下来，却什么也不写，只是怔怔地望向窗外那片发黑的夜空，久久不动。
有那么几回，台灯的光照见他的侧脸，眼角竟泛着湿润的痕迹。
他抬手抹去，复又低下头，继续在稿纸上写下去。
这一年，鲁迅已经五十五岁了。
肺病像一把钝刀，把他的身体一点一点地掏空。
他的体重一度只剩下三十多公斤，瘦得颧骨高高凸起，长衫穿在身上空荡荡的。
熟悉他的朋友来探望，见到他这副形容，没有一个不暗自心惊的。
可即便病成这般模样，他手里那支笔，还是一刻也停不下来。
翻译的稿子，要写的杂文，给各地素不相识的青年人的回信，一桩接着一桩，堆在案头。
陪伴了他将近十年、为他生下儿子的许广平，在这段日子里，隐隐地察觉到了一种说不清的变化。
丈夫好像和从前不太一样了。
他变得更加沉默，也更容易出神。
两个人同在一个屋檐下，话却一天比一天少。
许多个夜里，她睡到一半醒来，身边总是空的，抬头便能看见楼上书房那扇窗，还透着光。
许广平起初以为，这不过是病痛在折磨他，磨光了他说话的兴致和精神。
她没有往别的地方去想。
她不会想到，丈夫深夜里那些独自落下的眼泪，背后竟牵连着一桩压在心底许多年的旧事。
这桩旧事，关系到一个远在绍兴老家、被鲁迅供养了一辈子，却始终没能真正走进他内心的女人。
许广平要等到很久以后，才从丈夫临终前那些断续的、反复的叮嘱里，一点一点地拼凑出这份沉甸甸的牵挂。
而那些被她记在心里的临终交代，多年之后回想起来，依旧让她久久不能平静。
【一】一九二三年，北京女高师的那间教室
时间倒回一九二三年的秋天。
那一年，鲁迅受聘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这门课。
这所学校在当时颇为特别，是为数不多专门招收女学生的高等学府，里头聚集着一批渴求新知、思想活跃的年轻女子。
她们大多是冲破了家庭的阻拦，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求学的。
讲台下，坐着一位剪着齐耳短发、眼睛里透着光亮的学生，名叫许广平。
那一年她二十五岁，祖籍广东番禺，出身在一个早已败落的官宦人家。
她自小性子要强，骨子里有一股不肯认命的劲。
少年时，家里曾给她定下一门旧式的娃娃亲，她不愿意，几经周折，硬是把这门亲事退掉了，而后一路读书，从天津读到了北京。
讲台上站着的那位先生，是大她十七岁的周树人，也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鲁迅。
最初，他们之间不过是再寻常不过的师生关系。
许广平常常坐在前排的位置，听得格外专注。
这位周先生讲课，和别的教授很不一样。
他不照着讲义照本宣科，也不端着先生的架子拿腔拿调。
他总是穿一身洗得发白的长衫，留着一头根根直立的短发，开口说话慢条斯理的，可就在这慢条斯理之间，三言两语，便能把一个旧时代层层剖开，把那些藏在故纸堆和国民骨子里的东西，抖落得清清楚楚。
台下的学生听得入了神，许广平更是被这位先生的学识和见地，深深地吸引住了。
那时候的北京，并不太平。
军阀你来我往，时局动荡不安，校园里也不安宁。
女高师恰好赶上了一场风潮，校长杨荫榆压制学生，开除进步学生，闹得满城风雨，史称女师大风潮。
许广平是这场学生运动里十分活跃的一个，她心里憋着一股闷气，对这世道有满腹的疑问和不平，却一时找不到一个可以倾吐的出口。
一九二五年的三月，她终于鼓足了勇气，提笔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
这封信写得很坦率，没有寻常学生写给老师的那些客套寒暄。
她在信里直抒胸臆，倾诉自己内心的苦闷，倾诉对眼前这个世道的种种不解，也诚恳地向这位她敬重的先生讨教人生的出路。
信的末尾，她落款写着"受教的一个小学生"。
写完这封信，她心里其实并没有多少把握，她想，这样一位声名远播的先生，公务缠身，未必会理会一个普通女学生的来信。
出乎她意料的是，鲁迅很快就回了信，而且回得诚恳、坦率，毫无敷衍之意。
一封信去，一封信来，两个人就这样通起信来。
信里的话题越来越广，从治学的方法，到人生的困惑，从眼前的苦闷，到这个让人喘不过气的世道。
从校园里的琐碎小事，一直谈到家国的命运前途，竟是无话不谈。
这些往来的书信，在许多年以后，被两人亲手编辑、结集成了一本书，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本著名的《两地书》。
一封封朴素的信纸上，记录下的不仅是两个人对世事的看法，也无声地记录着两颗心，如何一点一点地，从师生的敬重，慢慢地靠近。
可在这渐渐靠近的过程里，鲁迅的心里，始终结着一个解不开的疙瘩。
他在浙江绍兴的老家，有一位名义上的妻子，名叫朱安。
这个名字，许广平在那时还很陌生。
可恰恰是这个素未谋面的女人的存在，像一道无形的屏障，让鲁迅在面对许广平那份日渐炽热的情感时，始终怀着一种深切的犹豫，和一种难以向人言说的痛苦。
【二】一九零六年，那场身不由己的婚礼
要把鲁迅心里那个疙瘩说清楚，得把时间的指针，再往前拨，一直拨回到一九零六年。
那一年，鲁迅二十五岁，正远在日本仙台学医。
他怀着"医学救国"的志向，远渡重洋，想用医术来救治国人的病弱之躯。
可就在这一年，一封从绍兴老家拍来的电报，打断了他的求学之路。
电报上的字很简短，意思是说，母亲病了，让他即刻动身回家。
鲁迅是个极孝顺的人。
他读到电报，心急如焚，以为母亲病情危重，连忙收拾起简单的行装，匆匆登船，漂洋过海赶回了绍兴。
可等他风尘仆仆、满心焦虑地赶到家中，眼前的景象却让他愣住了。
等着他的，根本不是什么卧病在床的母亲，而是一座张灯结彩、披红挂绿、早已一切准备停当的宅院。
这是一场婚礼，一场专门为他操办的、他事先毫不知情的婚礼。
那位即将与他拜堂成亲的新娘子，就是朱安。
这桩婚事，是他的母亲鲁瑞一手做主定下的。
早在几年前，鲁迅还在南京求学的时候，母亲就已经替他相看、订下了这门亲事。
朱安是绍兴本地一户旧式人家的女儿，论年纪，比鲁迅还大三岁。
她从小没有进过学堂，不识字，依着那时候的老规矩，自幼便缠了足，是那个旧时代里最常见、也最本分的一类女子。
她从小被教导的，是三从四德，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旧道理。
鲁迅打从心底里，是不情愿这门亲事的。
他早已走出了那座古老的小城，在南京、在日本，见识过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新世界，接受了新的思想。
他无论如何，也没法接受一桩素未谋面、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下的婚姻。
在成婚之前，他曾经辗转托人给家里捎过话，提出过自己的想法，希望朱安能够放开缠着的小脚，也希望她能进学堂去念几年书，认得几个字。
这并非苛求，而是他盼着两个人之间，将来或许还能有一点共同的话语。
可这些话传回绍兴，得到的回应却是无奈的。
放足、读书，对于朱安和她身后那个旧式的家庭而言，要么是做不到的，要么是与他们信奉的规矩相悖的。
横在鲁迅与朱安之间的，从来就不只是三岁的年龄差，而是整整一个时代的鸿沟。
可纵然有千般不愿，鲁迅最终还是回来了，还是默默地穿上了那身崭新的新郎礼服。
让他做出退让的，是他的母亲。
鲁迅的父亲早逝，母亲鲁瑞一个人守着寡，含辛茹苦，才把他们兄弟几个拉扯成人。
在母亲心里，给长子娶上一房媳妇，是她操劳半生最大的一桩心愿。
鲁迅心里清楚，自己若是当众悔了这门婚，母亲在那个最讲究脸面、最容不下闲话的江南小城里，往后还如何抬头做人。
而朱安，一个无辜的姑娘，一旦被退了婚，在那个年代，便等于断送了一生的清白和前程，要背负怎样的骂名和凄凉，更是可想而知。
权衡再三，鲁迅把所有的不愿，都咽进了肚子里。
婚礼那一天，鲁迅一反他平日的脾性，表现得异常顺从、安静。
他像一个没有自己意志的木偶，任凭旁人摆布。
据后来在场的本家亲戚回忆，依着当时的婚俗，他甚至还在自己早已剪短了的头发上，装上了一条假的辫子，恭恭敬敬地戴上礼帽，规规矩矩地拜了天地，拜了高堂。
从头到尾，他几乎没有多说一句话，那张脸上，也看不出是喜是悲。
然而，所有被强压下去的隐忍与抗拒，到了新婚的那一夜，终究还是决了堤。
洞房之内，红烛高烧，映着满室的喜庆。
可鲁迅没有说一句话，独自捧着书，转身去了书房，在书房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如此，第三天，依旧如此。
这桩从一开始就违背了他意愿的婚姻，从拜堂的那一刻起，便已经名存实亡了。
仅仅过了几天，鲁迅便再一次收拾行装，告别母亲，启程返回了日本。
他把新婚的妻子朱安，孤零零地一个人，留在了绍兴那座深深的庭院里。
许多年以后，鲁迅曾对一位极要好的朋友，提起过这段如鲠在喉的往事。
他说的那句话，听的人无不为之心酸。
他大意是说，朱安是母亲送给他的一件礼物，他只能好好地供养着她，至于爱情，那是他们之间所没有的东西。
这一句平静的话，道尽了鲁迅大半生的无奈，也几乎道尽了朱安一生的悲凉。
一个被旧式婚姻牢牢捆住的男人，从二十五岁的盛年开始，便背上了这副无形的、沉重的担子。
而这根捆缚着他的绳索，这一捆，便是他的后半生。
【三】一九二七年，上海的同居岁月
把目光，重新拉回到许广平这一边。
懂得他的苦，理解他的难，是许广平身上最打动鲁迅的地方。
在一封封往来的书信里，许广平渐渐地褪去了一个女学生的拘谨与羞怯，开始大胆地、真诚地向这位先生袒露自己的心迹。
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炽热而真挚的情感，鲁迅最初的反应，是退缩，是迟疑。
横亘在他们两人中间的障碍，实在是太多了。
不只是那十七岁的年龄差距，不只是世俗那一道道审视和非议的目光，更有绍兴老宅里那个虽无夫妻之实、却有夫妻之名的妻子朱安。
鲁迅在信里，坦白过自己内心的种种顾虑。
他向许广平剖白，自己背负着这样一桩旧式的婚姻，是一个不自由的人。
他甚至对许广平说，自己是可以爱的。
可这份爱，要冒着世俗之大不韪，要承受多少人的指点和非议，他不能不替眼前这个前途无量的年轻姑娘，仔细地、长远地想一想。
他不愿因为自己，连累了她的一生。
最终，是许广平的勇敢和坚定，一点一点地融化了鲁迅心头那层坚冰。
她不在乎那虚无的名分，也不畏惧那些流言蜚语。
她想要的，是能够和这个她由衷敬重、深深爱慕的人在一起，并肩同行。
一九二七年，时局再度发生剧烈的变动。
鲁迅为形势所迫，几经辗转，先是从北京南下到了厦门，在厦门大学任教，而后又从厦门，辗转到了广州，在中山大学任职。
也正是在广州，他与同样南下的许广平重逢了。
这一次的重逢，让两颗历经了犹豫和等待的心，终于不再彷徨。
同年的十月，两个人一同抵达了上海，正式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
那一年，鲁迅四十六岁，许广平二十九岁。
他们结合的消息传扬出去，外界又是一番议论纷纷。
在那个新旧观念激烈碰撞的年代，这样一种不被旧礼法承认的结合，是需要莫大的勇气去面对的。
有人为此指责鲁迅，有人嘲讽许广平，也有人投来不解的目光。
可是，两个人把这一切的声音，都默默地承受了下来。
他们关起门来，过起了属于自己的、平静而又充实的日子。
同居以后的许广平，渐渐地，把自己活成了鲁迅身后那个沉默而坚实的影子。
她不再是当年那个在课堂上眼里有光、在学潮中振臂高呼的进步女学生了。
她心甘情愿地，成了鲁迅誊抄文稿的助手。
鲁迅写字快，又常有修改，留下的手稿字迹潦草，其中许多篇章，都是经由许广平的手，一字一句地誊抄清楚，再交付出去。
她也成了操持这个家的主妇，柴米油盐的开销，迎来送往的应酬，里里外外，都要靠她一手张罗。
她更成了照料鲁迅起居的人。
鲁迅有熬夜写作的习惯，常常通宵达旦，她便在一旁安静地做着针线，陪伴着他。
鲁迅的肺病时常发作，咳嗽、吐血，她便衣不解带地守在床前，悉心照看。
她将自己全部的才情与精力，毫无保留地，都奉献给了这个新组建的家，奉献给了鲁迅和他所投身的事业。
一九二九年的九月，一个新的小生命，降临到了这个家庭。
许广平在上海生下了一个儿子。
鲁迅给这个孩子取名叫"海婴"。
这个名字起得朴素，意思就是"在上海出生的孩子"。
可这朴素的名字背后，却饱含着一位人到中年方才得子的父亲，那份深沉而又难以言表的喜悦。
那一年，鲁迅已经四十八岁了。
这个迟来的孩子，给这个原本清冷而忙碌的家庭，平添了许多说不出的暖意和生气。
鲁迅疼爱海婴，是出了名的。
他曾在诗中写下"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样的句子，毫不掩饰地，将一个父亲对孩子的拳拳柔情，坦然地袒露在世人面前。
在外人看来横眉冷对的斗士，在家中，原是一位慈爱的父亲。
外人瞧着这一家三口的光景，都说许广平是个有福气的女人。
能与鲁迅这样的人物相知相守，是几辈子才修得来的造化。
然而，这份旁人眼中的"福气"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委屈，恐怕只有许广平自己心里最清楚。
她为鲁迅、为这个家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可她始终没能得到一个正式的、被世俗承认的名分。
在那个时代的伦理纲常之下，在绍兴周家的族谱之上，鲁迅明媒正娶的妻子，永远是朱安。
许广平无论怎样辛劳，无论怎样深情，无论怎样为这个家鞠躬尽瘁、操碎了心，在世俗那一杆冰冷的秤上，她的身份，始终是悬而未决的。
这份深藏的委屈，许广平极少向外人提起。
她默默地将它咽进了心底。
只是在那些夜深人静的时刻，当她望着丈夫日渐沉默、日渐消瘦的背影，心底那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滋味，总会悄然地泛上心头。
【四】一九三六，深秋里那些越来越深的沉默
时间，走到了一九三六年。
这一年，是鲁迅生命中的最后一年。
他的身体，早已被缠绕多年的肺病拖垮了。
多年以来，烟不离手，又日夜颠倒地伏案工作，超负荷地操劳，再加上晚年深陷于各种笔墨论战所耗费的巨大心力，这一切，把他这副本就算不上强健的身躯，一点一点地，彻底掏空了。
就在这一年的六月，他大病了一场。
那一场病势头极为凶险，他几度陷入昏沉，连一向沉着的医生，私下里都暗暗地摇头，做了最坏的打算。
许广平日夜守护在侧，提着一颗心，寸步不离，总算是又一次，把他从鬼门关前给拉了回来。
可这一场来势汹汹的大病，到底是大大地伤了他的元气。
打这以后，鲁迅的身子骨，便一日不如一日了。
身体一天天地垮下去，他的话，却也一天比一天地少了下去。
许广平敏锐地发觉，丈夫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了。
他时常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书房那张旧藤椅上，对着窗外那一方天空出神，一坐，就是大半天的光景。
有时手里夹着的香烟，悄无声息地燃到了尽头，烫到了他的手指，他这才像是被惊醒一般，猛地回过神来。
许广平进屋来给他换一盏热茶，柔声劝他歇一歇，他也往往只是淡淡地"嗯"一声作答，那目光，却依旧落在窗外的虚空里，不知飘向了何处。
更让许广平暗暗心惊的，是丈夫在深夜里的样子。
有好几次，她在后半夜里醒转过来，伸手一摸，身边竟是空的。
她心下不安，便轻手轻脚地摸上楼去，远远地，就瞧见书房的灯还亮着。
鲁迅独自一人坐在书桌前，既没有提笔写字，也没有翻开书本，只是那样怔怔地坐着，出着神。
有那么一两回，借着那一豆昏黄的灯光，许广平分明看见，丈夫的眼角，挂着泪。
许广平的一颗心，便这样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
她并非没有察觉到这份悄然滋生的疏远。
她真切地感觉到，丈夫的心里，仿佛被一块什么东西，沉沉地压着，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可她怎么也猜不透，那压在丈夫心头的，究竟是什么。
她想，许是病痛吧。
是那肺里日夜不息的、钻心的疼，磨蚀掉了他所有的精神气力。
她又想，许是那些没完没了的论战吧。
晚年的鲁迅，被卷入了一场又一场的笔墨官司之中，明枪暗箭，纷至沓来，那是何等地耗费心神。
她把自己所能想到的种种缘由，都在心里掂量了个遍。
可她唯独没有想到，丈夫深夜里那些无声滑落的泪水，那一段比一段更深的沉默，竟然和一个远在千里之外、连她自己都几乎要淡忘了的女人，有着割舍不断的牵连。
那个让鲁迅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一次又一次地，在深夜独自垂泪、辗转难眠的人，并不在上海这间温暖的屋子里。
她远在绍兴，独自守着一座空寂的老宅。
这个女人，便是朱安。
那年深秋的一个夜里，许广平又一次被丈夫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咳嗽声惊醒。
她披衣上楼，看见鲁迅手边搁着一封刚写了一半、要寄往绍兴老家的信，灯下那张瘦削的侧脸上，写满了一种她从未见过的、深到了骨子里的疲惫与悲凉。
她想上前问个究竟，鲁迅却只是不动声色地，把那半页信纸，轻轻地按在了掌心之下。
许广平那时还不知道，丈夫这桩深埋了大半生、连她也一直瞒着的心事，此刻已经像一块越压越沉的石头，到了再也藏不住、就要从那道紧闭的门后倾泻而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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