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的巷口有一棵上了年岁的槐树，我的小卖部就开在槐树底下。店面不大，卖些烟酒副食、油盐酱醋，守着这条街上的街坊邻居，日子过得不好不坏。
我叫林诚，三十五岁那年离了婚，前妻嫌守着个小店没出息，去了南方。从那以后，我便一个人吃住在店里，把所有的心思都扑在了这十几平米的营生上。
苏梅就是在这个时候频繁出现在我的视线里的。她住在我店后面的那栋老居民楼里，是个寡妇。这片街区没有秘密，谁家锅底漏了个洞，第二天整条巷子都能知道。
苏梅的丈夫三年前在工地上出了意外，人没抢救过来。包工头跑了，赔偿款打了一场漫长的官司，最后拿到手的钱，连还丈夫住院期间借的债都不够。留下苏梅一个人，带着一个刚上幼儿园的女儿，还要照顾常年卧床的婆婆。
起初，苏梅来我店里买东西都是付现钱的。她总是挑临近傍晚的时候来，那时候店里人少。她买的东西也很固定，最便宜的挂面、打折处理的蔬菜，偶尔买一包最便宜的盐或者一瓶散装的酱油。
她长得很清秀，但长期的劳作和生活的重压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常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外套，头发总是简单地挽在脑后，眼神里透着一种生怕惹人嫌弃的小心翼翼。
事情发生变化，是在那一年的深秋。那天下了很大的雨，风把槐树叶子吹得满地都是。天快黑的时候，苏梅牵着她女儿小雅走进了店里。
小雅穿着一双明显有些磨脚的旧雨鞋，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皱巴巴的十块钱。
苏梅在货架前徘徊了很久，最后拿了一把挂面、一包儿童退烧药，又在一个装散装鸡蛋的篮子前站了半天，捡了两个最小的鸡蛋。
结账的时候，一共是二十三块五。她把那十块钱递给我，手在口袋里摸索了很久，脸色憋得通红，额头上甚至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林老板……”她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头低得快要埋进胸口，“我……我出门走得急，忘带钱了。差的十三块五，能不能……能不能先欠着？我过两天发了工钱就给你送来。”
我知道她在一个小饭馆做洗碗工，一个月就那么点微薄的薪水。看着旁边因为发烧而脸颊通红的小雅，我没多说什么，拿出一个旧硬抄本，翻到空白的一页，写下了她的名字和金额。
“没事，孩子生病要紧，赶紧带回去吃药吧。”我把东西装好递给她。她连声道谢，拉着小雅匆匆走进了雨里。
后来饭馆因为生意不景气裁员，她失业了。为了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和年幼的女儿，她没法去找全职工作，只能到处打零工，糊火柴盒、串珠子，或者帮人缝补衣服。收入变得极其不稳定，来我这里赊账的次数也就越来越频繁。
有时候是一袋米，有时候是一桶油，有时候是给婆婆买的成人纸尿裤。她每次来赊账，都会红着脸，反复向我保证等有了钱一定马上还。我总是点点头，在账本上默默记下一笔。
我不是做慈善的，小本生意也经不起天天这么赊，但每次看到她那双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拒绝的话就怎么也说不出口。我懂那种被生活逼到死角，连呼吸都觉得困难的滋味。
街坊们偶尔会嚼舌根，让我当心点，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别最后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我只是笑笑，顺手把账本塞进抽屉最深处。
转眼到了年底。那是小卖部生意最需要资金周转的时候，进货商催着结账，房东也打来电话说明年房租要涨。我盘算了一下手头的现金，发现缺口不小。晚上关了店门，我把账本拿出来一笔笔地算，翻到苏梅那一页时，心里咯噔了一下。
密密麻麻的记录，从十几块到几十块，零零碎碎加起来，竟然已经有三千多块钱了。
这笔钱对有钱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对我这个指望小店糊口的人来说，是一笔必须收回来的账。我在店里抽了半包烟，看着窗外昏黄的路灯，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知道她难，但我自己也快撑不下去了。
第二天晚上，小店关门后，我第一次主动走进了她住的那栋家属楼。
楼道里黑漆漆的，感应灯早就坏了。我打着手机手电筒，踩着嘎吱作响的木楼梯上了三楼，停在她家门前。隔着薄薄的木门，我能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是她婆婆。接着是苏梅轻声安抚的声音，还有小雅微弱的读书声。
我站在门口，手举起来又放下，犹豫了足足五分钟，才轻轻敲了敲门。
门开了，苏梅看到是我，明显愣了一下。她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被掩饰过去，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林大哥，你怎么来了？快，屋里坐。”
房间很小，一室一厅被隔成了两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廉价中药味和久不见阳光的霉味。客厅的角落里支着一张折叠桌，小雅正趴在上面写作业，看到我，怯生生地叫了一声“林叔叔”。里屋的门虚掩着，咳嗽声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我在一张有些摇晃的塑料凳子上坐下。苏梅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杯子边缘有些磕破了。她局促地站在一旁，双手不安地搓着衣角，显然已经猜到了我的来意。
房间里安静得可怕，只有墙上那块旧挂钟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我端着水杯，觉得喉咙发干。
“苏梅，其实我今天来……”我清了清嗓子，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一些，“快过年了，店里要结清供货商的账，房租也得交。你那边……手头要是稍微宽裕点的话，能不能先结一部分账？”
我没敢说全要，只说了一部分。
苏梅的肩膀猛地抖了一下。她低着头，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只看到她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吧嗒吧嗒地砸在水泥地上。她没有哭出声，那种压抑的、无声的抽泣，比号啕大哭更让人揪心。
她突然转过身，从桌子底下的一个旧铁盒里翻出一把零钱。一块的、五毛的、十块的，甚至还有几个硬币。她把那些钱全部堆在桌子上，用手颤抖着捋平。
“林大哥，我这两天没日没夜地给服装厂剪线头，就攒了这八十七块钱。婆婆的药吃完了，明天还不知道去哪里弄钱买药……”她的声音哽咽得几乎听不清。
我看着那一堆皱巴巴的零钱，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把。我突然有些后悔，我为什么要来逼她？我是不是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在我准备站起来，告诉她钱先不着急，等过了年再说的时候，苏梅突然抬起了头。
她看着我，眼睛红肿得厉害。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她的脸色原本很苍白，但那一刻却泛起了一种异样的潮红。她咬着下嘴唇，似乎在做着某种极其艰难、几乎要将她的灵魂撕裂的决定。
“林大哥，”她深吸了一口气，声音虽然发抖，却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凄凉，“我知道我欠你太多了。你是个好人，这一年要不是你，我们一家三口可能早就饿死了。我真的拿不出钱了，可是账不能不还……”
她停顿了一下，眼泪再次涌了出来，脸红得像要滴出血来。她死死地盯着自己的脚尖，双手死死攥着衣角，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话。
“你要是不嫌弃……要不，我给你当老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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