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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下大祸的高市,向提前警告的手下辩解,没想到中国动作这么快。

早前,日方与菲律宾宣布启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中方立刻采取反制措施,海警船编队在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巡查,还进一步充实了对日本出口的管制、关注清单,这让日本的处境很被动。

事实上,日本政府内部并非没有清醒的声音。共同社报道称,经济部门其实早就对高市政府的决策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一旦启动划界谈判,会招致中方的反对。

中方采取反制措施后,首相官邸的辩解是,反对在预料之内,但中方动作太快了。

高市团队宣称,中方的反对态度“在预料之内”,说明经济部门对中方的反应有清晰预判,事前就打了预防针,但又承认中方“动作太快了”,说明中方反制的速度和力度超出了日方的预期,没预判到反应来得这么快、这么直接。显然,这多少有些“误判”的味道在。

高市早苗显然没有听取经济部门的警告。她推动这项外交动作是政治决定,为了塑造她在国内右翼选民中的形象,而不是基于对国家利益的理性评估。短期内,她可能获得政治收益,而但要付出长期的国际代价。

日本菲律宾小动作后,中方用实际行动回敬了高市和马科斯,派出“向阳红-22”号海洋调查船,在两艘海警船的护航下,在相关海域活动,让日本非常被动。高市现在是自食其果,给了中方行使管辖权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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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调查活动结束后,中方又表示,基本摸清了台岛以东海域的自然资源,也就是说,中方不仅要在政治上宣示管辖权,还要在技术和经济层面做实管辖权,后续可能要继续推进海底资源开发等事项。

从一开始,日本经济部门就反对划界谈判,也不是因为他们认为日本的做法是错误的,只是算的账和高市不太一样。

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对海外贸易和航线的依赖度很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主动在敏感海域挑起划界争端,不仅拿不到更多权益,反而会加速中国在争议海域的实际控制,在他们看来,反而是不利的局面。

事实也的确如此,中方强化了在台湾以东海域的存在,这是日菲划界谈判之前没有的局面。

日本经济部门的另一个考量是经贸关系。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中日外交接触几乎陷入停滞。日本驻华大使多次请求与中方会面,均未成功。年初近200名日本商界领袖原定组团访华,行程也一再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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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方宣布将20家日本企业和团体列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另新增20家日本实体至关注名单。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撤回,但结果不用说,中方必然又是“已读不回”。

中方进行管制后,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必然受到影响,对于经济长期低迷的日本来说,中方的管制可谓雪上加霜,这也是日本经济部门担心的主要原因之一。

既然日本经济部门出现了反对意见,高市也不可能真的相信她这么做了,中方还能无动于衷,但她为何还要不管不顾,故意忽略风险,继续铤而走险?

根本原因在于,高市的核心支持基础是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她的政治标签是安倍路线的继承者、保守阵营的代表,这决定了她必须不断示强。

台海问题、海洋权益、军事扩张,这些议题都是她维持基本盘认同的核心工具,经济部门的担忧是技术性的、相对务实的,但高市的政治逻辑是意识形态驱动的。

但她的政治利益与日本的现实利益出现了脱节,日本经济高度依赖对华贸易,关键矿产供应链对中国有结构性依赖,但她只需要讨好右翼、极右翼保守势力,而这个基本盘在对华态度上没啥理性。

高市越是要维持他们的支持,在对华政策上越需要示强,越示强,日本付出的经济和安全代价就越大,国内不满情绪就越高。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至于出口在哪里,目前高市看不到。

现在高市已经陷入了这个循环,她已经把事情做了,被动的处境就不会在短期内结束。中国海警船在台湾以东海域的常态化航行已经启动,中国在该海域的海洋环境调查已经完成,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开始执行。中方的这些行动一旦启动,就不会轻易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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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菲所谓的“划界谈判”,从根本上存在法理缺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海洋划界应在“海岸相向或相邻的国家间”进行。日本与菲律宾之间隔着台湾岛,既不接壤也不相邻。涉事海域的大陆架是中国陆地领土与台湾岛的自然延伸。日菲的划界主张自始至终非法无效。

但日本要面对的从来不只是法理问题。中国通过实际行动确立的管辖权,不会因为日本的抗议就撤销。日本的各种挑衅,已经改变了中国在该海域的行动模式,而且这一改变是不可逆的,日本别想中方再回到从前。

高市早苗让日本付出的代价,是一个战略方向选择错误的代价,结果只能是日本在东海和西太失去主动权,并且在供应链上承受中方精准打击。一个在自家门口被动应对的国家,就不要再妄想更多的地缘利益。

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说过,日本外交不能只盯着美国,还得看着中国。这话放在今天依然适用。高市政府现在的做法是只盯着美国,结果就是把日本放在了一个越来越被动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