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然的地震让许多返乡难民重建家园的梦想变得更遥不可及。当地时间6月24日，委内瑞拉在一分钟内遭遇两场7级以上强震，截至6月28日已导致1450余人遇难，3150人受伤，超过1.2万人流离失所。
“这次地震灾难令人非常痛心。”6月26日，正在北京访问的联合国难民署助理高级专员拉乌夫·马祖（Rouf Mazou）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地震发生前，很多委内瑞拉难民正在考虑回到祖国，这次灾难可能会对他们造成影响。
委内瑞拉的强震危机凸显了当前全球人道主义工作的挑战。马祖说，委内瑞拉本就是全球输出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此次强震势必也会加剧委内瑞拉境内的流离失所危机，同时影响到当地的难民、返乡者和其他弱势群体。
当前，全球被迫流离失所危机仍然严峻。6月11日，联合国难民署发布了年度《全球趋势报告》。报告显示，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了十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人数仍处于1.17亿的高位。与此同时，大约70%的难民处于长期流离失所中，大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2026年恰逢《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签署75周年，在全球人道需求居高不下、援助资金收紧、一线救援风险攀升的多重背景下，如何破解长期难民危机、凝聚国际合作力量，成为国际社会亟待解答的课题。
马祖1991年加入联合国难民署，拥有丰富的一线和全球管理经验。他指出，全球难民危机正在拉长，很多难民的流亡时间长达数十年，这使得他们长期依赖人道主义援助。其背后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导致他们逃离故土的冲突没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与此同时，由于许多国家大幅削减人道主义援助，难民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马祖说，2024至2026年，难民署可调配的资金整体缩减30%，这直接影响了难民署的一线救助工作。也因此，难民署正在积极挖掘私营部门的潜力，尤其在中国，私营部门的贡献正在逐步增长。
不过，面对持续的危机，“更重要的是，减少难民对人道主义援助的依赖，帮助他们自力更生。”但若从根本上来说，全球难民危机的终极答案，“就是和平。”马祖说。
当地时间2026年6月29日，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地震发生后，志愿者搜寻失踪人员。图源：IC photo
委内瑞拉流离失所或加剧
新京报：6月24日，委内瑞拉1分钟内连发两场7级以上强震，已导致数百人死伤。对于这类突发性灾难事件，难民署会如何应对？
马祖：委内瑞拉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国家，因为它是全球难民和移民外流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大约790万委内瑞拉人离开了自己的国家。过去几个月，我们一直在关注那里的局势，也有关于部分委内瑞拉人可能返回祖国的讨论，因此我们和委内瑞拉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合作。
这次地震灾难令人非常痛心。目前大约有1万名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该国境内，但我们还不清楚有多少人受到地震影响，我们正在持续监测。难民署在委内瑞拉有多个驻点，牵头当地的保护专题工作，包括加拉加斯、马拉开波等地都有工作人员。目前我们已经主动向委内瑞拉政府提出援助方案，会全力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
新京报：这场灾害会不会导致更多人流离失所？
马祖：本次灾情属于自然灾害，不是冲突引发的，但确实很可能会造成新一轮的民众流离失所，急需国际社会的援助。我们将联合各方合作伙伴，持续为受灾民众和当地政府提供援助。
难民数量下降不代表危机缓解
新京报：本月稍早，难民署发布了最新的《全球趋势报告》。报告显示去年全球难民人数下降了约3%，这是十年来首次下降。下降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否意味着全球难民局势真的好转了？
马祖：首先要明确，目前全球难民与境内流离失所者总人数仍高达1.17亿，整体规模依旧处于高位，局势并不乐观。本次小幅回落不代表危机缓解，全球冲突依然频发。
数据下降的一个积极因素来自叙利亚，随着当地局势缓和，大量滞留邻国的叙利亚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民众得以返乡。但同时，阿富汗、苏丹等地的难民返乡，大多并非因为原籍国局势改善，而是难民在东道国难以获得保护、被迫返乡，这是值得警惕的信号。
更重要的是，即便难民得以返乡，国际社会的援助也不能终止。许多人背井离乡数十年，返乡后重建生活需要大量资源和长期扶持，国际社会必须持续提供配套支持，才能帮助他们重建家园、恢复正常生活。
新京报：报告还显示，大约70%的难民处于长期的流离失所状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解决长期流离失所问题，是不是难民署未来几年的核心工作？
马祖：长期流离失所是全球难民治理中非常棘手的问题。很多难民的流亡时间长达数十年，比如2017年逃往孟加拉国的缅甸罗兴亚难民，如今流离失所已近十年，一代人的生活彻底被改变。
这说明，国际社会在解决冲突方面的努力仍然不够，大量冲突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坚持多边主义、积极推动和平斡旋、参与国际调停，在苏丹、缅甸、伊朗等地区危机化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推动难民问题解决的重要力量。
因为要真正解决难民问题，核心是“和平”，是确保危机不会持续下去。多数情况下，一旦局势恢复，大多数难民是愿意回家的。当然，这也需要国际社会提供重建支持。
新京报：难民署高级专员萨利赫提出了一个十年目标：将长期依赖人道援助的难民人数减半。这个目标很鼓舞人心，但如何落实？你有几十年的实地工作经验，你认为实现这一目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马祖：这个思路我们其实已经谈了很久，我们称之为“可持续应对”。因为我们意识到，对难民局势的应对不能仅仅停留在每月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更重要的是建立项目，让难民能够自食其力、自力更生。这其实就是难民署的一个目标——帮助难民找到解决方案，让他们即使在流离失所中也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我们一直在努力推进这一点，增加了与能够帮助实现这一目标的伙伴的合作。人道主义资源通常是短期的，不能用它们来实现长期解决方案。因此我们与世界银行等发展机构合作，投资于难民所在的社区，减少他们对人道主义援助的依赖。这包括农业灌溉项目，也包括鼓励企业在难民所在地设厂投资等。
与此同时，这也需要东道国政府有明确的长期规划。很多国家一开始认为难民待一两年就会回去，但现实是他们往往会停留更久，这就需要为难民和东道国社区制定长期计划，以减少长期流离失所人员。
具体的解决方案包括，支持难民自愿返乡；帮助难民自力更生；帮助那些无法回到原籍地的难民能够以不同身份留在当地；将难民重新安置到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
这个从依赖人道主义援助转向自力更生的思路在2018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难民问题全球契约》中就已提出。它谈到了难民的自力更生、支持当地社区、创造条件让难民返乡和重新安置。区别在于，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带有数字和时限的明确目标。这是最大的变化。
我认为，通过与多个伙伴的合作，这是可以实现的。目前难民署的目标是，将长期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的1600万难民人数减半，降至大约800万。
联合国难民署助理高专拉乌夫·马祖。受访者供图
资金短缺是严峻挑战
新京报：如你所说，全球多地冲突仍在持续，尤其是在非洲和中东。但人道主义工作似乎越来越困难——人道主义需求居高不下，但多国援助资金大幅缩减。你怎么看全球人道主义工作面临的挑战？
马祖：资金短缺是目前最严峻的问题。2024至2026年，难民署可调配的资金整体缩减30%，这直接导致我们不得不缩减全球一线派驻力量，关停部分教育、卫生、保护项目，多家合作机构也被迫削减粮食救助配额。
为应对危机，我们一方面持续呼吁各国政府加大官方援助，另一方面重点挖掘私营部门潜力。中国民众慈善意愿强、私营市场潜力巨大，我们正在拓宽中国企业、民间个人的捐赠渠道。
同时我们推出“50 by35”（联合国难民署设定的目标：到2035年将长期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的难民数量减少50%）规划，倡导各国在提供阶段性短期扶持的基础上，通过发展赋能让难民快速自立，摆脱长期救助依赖。
但全球的冲突仍然存在，人道主义需求仍然存在。当难民越过边境进入另一个国家时，你不能立即要求他们自力更生。在一段时间内他们无疑需要持续的人道主义援助，为此我们必须拥有稳定的资源。
新京报：除了资金问题，一线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工作环境也愈发危险，针对救援人员的袭击频发，你怎么看？
马祖：这是目前非常严峻的现实。加沙、苏丹等多个冲突地区，人道主义工作者频繁遭遇针对性袭击，救援队伍进入难民聚居区的通道也时常受阻。我们多次呼吁各国保障人道主义救援的通行权限与人员安全，但目前人道主义从业者的安全风险仍在持续攀升，这是全球难民治理面临的重大问题。
当地时间2025年1月22日，刚果（金）戈马，国内局势动荡，平民开启逃难之旅。图源：IC photo
和平是难民危机的根本解决之道
新京报：你自1991年在非洲大湖区开始难民署的职业生涯，至今已经超过30年了。这段职业生涯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工作极具价值的瞬间？是否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变化？
马祖：每一次和难民面对面交流，看到他们的困境与期盼，我都能真切感受到这份工作的意义。很多难民最大的诉求，只是希望自己的苦难被世界看见。
而最让我欣慰的是全球救助理念的转变。过去我们只聚焦短期物资救助，难民只能被动接受帮扶；如今全球逐渐形成共识，通过多元合作来赋能难民，让他们在流离失所期间也能参与经济社会生活、掌握生存技能，为未来返乡重建做好准备。
二三十年前我们没有这样的资源和合作体系，如今在各大国际机构、各国企业的参与下，越来越多国家开始落地难民赋能政策，这是巨大的进步。如果我们希望返乡成为一种解决方案，让难民保持作为经济参与者的能力就非常重要。
新京报：2026年是《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签署75周年，该公约于1951年7月28日通过，并于1954年4月22日正式生效。你如何评价当前全球难民治理体系？国际社会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马祖：我们很高兴能在世界难民日在北京举办《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纪念活动，之后纽约、日内瓦和其他地区也会有相关活动。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是全球难民保护体系的基石，将人类千年以来的庇护共识正式纳入国际法体系。今年全球多地同步开展75周年纪念活动，核心是重申难民庇护权的重要价值，即便全球冲突不断，也要坚守人道主义底线，守护最脆弱的难民群体。
当前全球难民治理仍存在诸多短板，各国仍需加强多边合作、落实帮扶责任、完善长效治理机制，真正从根源和长效发展上解决难民问题。
资料图：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图源：IC photo
新京报：结合你30多年的从业经验，难民危机是否有根本性解决方案？目前面临哪些新挑战，又有哪些积极信号？
马祖：全球难民危机的根本解决之道，就是和平。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不愿背井离乡，所有流离失所的悲剧，都源于冲突、灾害与动荡。只有提前预防冲突、及时化解危机、维持地区和平稳定，才能从根源上杜绝难民流离失所问题。就像在委内瑞拉，一场地震可能导致许多人失去了一切——亲人、房子、车子，最后被迫流离失所。
当下的一个新挑战，是舆论偏见与技术加持下的排外情绪。事实上65%的难民仅滞留原籍国周边邻国，不会远距离外流。而新技术加速了虚假负面舆论的传播，放大了对难民的偏见与歧视，这是我们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积极信号在于，全球难民治理理念正在升级，越来越多国家、国际机构、私营企业开始参与难民长效治理，不再局限于短期救助，这为彻底化解难民危机提供了全新可能。
中国在全球难民治理中非常重要
新京报：你也去参加了刚刚在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有什么收获吗？
马祖：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夏季达沃斯论坛，去年论坛在天津举办时我就参与过。对我们而言，这个平台非常重要。外界普遍认为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问题只与人道主义援助相关，和私营部门没有关联，但事实并非如此。
私营部门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我们每年都从全球私营领域筹措大量资源，仅今年全球私营部门对我们的资金支持就近7亿美元。
在中国，安踏、隆基和传音等企业已与联合国难民署建立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不仅现金支持共同推进难民署的教育、气候变化、体育等长期项目，而且为难民署应急仓储、东道国社区的医院、学校等提供太阳能改造方案。更重要的是，私营部门能够切实解决难民的生存发展需求——通过落地产业、创造就业，为难民和当地社区提供工作岗位，帮助他们稳定生活，逐步实现经济自立。
达沃斯论坛是政府与私营机构沟通的重要平台，我们一直和全球私营企业保持良好沟通，这也是我持续参会的原因。
新京报：这届达沃斯论坛的一个焦点就是人工智能（AI），你此前多次提到AI能够帮助难民署提升工作效率。能否分享具体应用案例，同时AI应用是否存在风险？
马祖：新技术都具有双面性。AI的正向价值非常突出，我们目前已经利用大数据和AI模型预判全球难民流动趋势、人道主义危机，预测精准度相比以往大幅提升，能够帮助我们提前部署救援力量。
但风险也十分突出，部分势力利用AI批量制造、传播反难民的仇恨言论，放大负面刻板印象，恶意抹黑难民群体，加剧社会对立，对难民造成二次伤害。因此新技术落地必须坚守向善原则，充分考量难民等弱势群体的权益。本次大连达沃斯论坛，我也专门和各界探讨了AI在难民治理领域的规范应用问题。
新京报：你曾多次到访中国，对中国印象如何？你认为中国在全球难民治理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和难民署能够开展哪些深度合作？
马祖：我在任期内已经三次来华，在此之前也和家人一起来过中国。每次来中国都很愉快，同时也看到这里日新月异的发展。实际上，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的发展理念、蓬勃发展的私营经济，都让我印象深刻。
在全球难民治理中，中国的角色非常重要。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维和、冲突调停、和平谈判，为化解多地危机做出重要贡献。作为发展伙伴，我们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有密切合作，中国的全球发展理念、多边合作思路，与我们的难民可持续治理目标高度契合。
我们也和中国的私营部门有很多合作，包括前面提到的安踏、隆基、传音，还有一些企业也为难民署的应急响应行动提供了支持。我们衷心期待与中国私营部门进一步深化合作，不仅在资金和物资上获得宝贵支持，更在技术应用与网络资源对接方面实现深度联动。我们坚信，中国企业作为创新的先行者，能够带来更多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帮助难民掌握技能、融入经济生活，真正走上自力更生之路。
我们对此非常乐观和积极。我们还有一个项目，即在中国采购救济物资和服务。中国是救济物资及服务的最大生产国。我们利用在中国动员的私营部门资源，将两者结合起来——从中国企业采购高质量的物资和服务，用于应对全球紧急情况。
新京报记者 谢莲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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