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高考之路
一九九七年七月七日中午，
我骑车去三中参加高考。
天气很热，柏油路晒得发烫，
经过潍德路，路口被一面
由工人围成的人墙堵住了。
事后才知道，连续发不出工资
工人们堵住工厂大门和路口，
这时，离开考还有一个钟头。
我小心推车到工人旁边说，
“叔叔，我考试，能让我过去吗？”
有位工人听到了，和身边人打个招呼，
“放他过去，别耽误孩子考试。”
密匝匝的人群让开一个口子，
我连声道着谢谢，没再上车，
从蓝色工装的叔叔们身边推过。
第二天下午，我早到教室候考。
那是九七年，香港回归必考，
同时，也是国企改革关键之年，
那是时政必考的关键内容。
题答到一半，场外传来口号声。
后来才知是工人徒步去市府讨说法，
沿途他们喊着口号：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工作，我们要生活。
而那时的我，正坐在考场写下
“减员增效，下岗分流。”
我是钢厂子弟，从小眼见
火红轧钢车间里沸腾的钢水
飞溅的钢花和热气蒸腾的冷却池。
我的胳膊被电炉的钢渣崩过，
脚踝曾踏入暗红的盘条。
放学后到钢厂机修车间洗澡，
厚着脸皮到转炉找叔叔要汽水。
炼钢的叔叔们热情、乐天，
先用胡子扎疼我，再嘻嘻笑着
从蓝色工装裤里掏出大白兔。
我不知道那时出了什么问题，
但试图找出解决它的答案，
试图振兴工厂，梦想着把那些
叔叔、阿姨们都找回来，
让炼钢炉在夜色中再次沸腾起来。
成绩发榜、填报志愿的第一天
我报了山大企业管理专业。
差七分，我没有被录取，
被调剂去一个师范院校，
读了中文系专业，毕业后
坐了办公室，一去近三十年。
那天，我从钢厂旧址路过，
那里已建成整齐的安顺小区，
大多居民曾把青春献给这里，
潍德路也已改名安顺路。
父亲、母亲那一辈人已经老去，
他们的故事正淹没于烟尘。
但还有我，一个改行的钢厂子弟
一名不成气候的无名诗人，
仍记得叔叔们那天让出的那条路，
让我有机会站在这里，有机会
写下这一首献给父辈们的诗。
我诞生的地方
写在后面：
我读书的中学建在钢厂对面。
晚自习时，能看到轧钢车间火光冲天，还有夜色中巨大烟囱的浓烟，其中夹杂粉尘，一摸窗台都是脏的。
为什么要晚上生产？一个说法是环保局白天上班，晚上没人管。
所以，在我脑海里，对于钢厂的记忆并非都是好的。我不想故意突出那个时代的纯真、美好，脑子没毛病的，大概没有一个人真的想穿越回去过落后、受苦的日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国有企业开始集体破产，没错，集体破产。
一条街的厂子，锁厂，毛纺厂，橡胶厂，铸锅厂，像一串引线上的炮仗一个接一个爆了。
在此之前，这些工厂的情况都还不错。我们当地看一个人的能力和社会地位，首先看他户口，是农业还是非农，其次看他的工作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国营企业有非农户口的正式工人是腰板挺得最直的。
那时一个厂子就是一个大型社区，里面有幼儿园、图书馆、医务室、活动中心，逢年过节除了分发年货还会组织晚会。至今还记得有位叔叔在晚会上表演吉他弹唱，我当时的心情和现场看春晚一样激动。
这样的日子后来开始发生变化，最直接的表现是发不出工资。
为什么发不出工资？效益不好，账上没钱。那怎么办？找银行贷款。贷款要拿资产来抵押，还要承担利息，到下个月钢材还是卖不出去，只好继续找银行贷款。所以，每到要发工资的时候，财务的人就要跑银行，银行不行再找市府。
当时的厂子里的人也在想办法。
厂长带着班子到欧洲考察，回来分析钢材滞销的原因是因为技术、工艺落后，贷款上百万买了德国的一个炼钢炉，这个炉却因为技术瓶颈或者配套设备问题直到破产都没有上马，摆在机修车间后面，每逢下雨有师傅专门上漆，说怕生锈。
后来又组织集资，让职工把存的钱掏出来给厂子用，给比银行高的利息。当时大家还挺积极。一是那时的人们是真爱厂，一个人往往在一个厂从青春年少干到白首老翁，一家人都指望着它。二是还有一丝侥幸，如果厂子缓过来，连本带利比存银行强。但结果是泥牛入海，没了下落。
那次围堵厂门，便是因为风传厂长和会计知道账上没钱了，把自己集资的钱取了出来，工人们这才上街讨要说法。事后，这件事情的真伪无从查考。
写到这里，我记起厂子的厂长姓傅，戴一副角质眼镜，略秃顶，个子挺高。我上小学时，因为学区划片儿归属问题入学困难，是他到小学找校长沟通才得以正常上学。所以，我对他一直心怀感念，也觉得他不像是那种人。但那个时候，不仅一家厂，整个城市，包括更大区域都乱哄哄的，谁还管得了这些。
工人多是踏实肯干能吃苦的职工，管理者也不乏干事情的负责人，那这破产是谁出了问题呢，或者说，到底该怪谁？
后来陆续读了一些关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破产潮的相关材料，包括当时一些名人回忆录，作为一个亲历者，大体可以理解为，那是时代的车轮在转向，原有体制因阻碍生产而必须被打破代之以新体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炫晕、阵痛。从这个角度上这一切是必然的，不破产、不重组，旧体制里只有死路一条，新的组织和生产关系无法建立，但结果便是其成本由产业工人们来承担，一代人因此经历从主人翁到如丧家的心路历程。
破产后的工人一般三个去向。一种是选择留守，负责完成破产重组事宜，最后在原厂（一般会被一些大型企业集团收购剩余资产）退休，待遇不高。一种选择分流，去其他同类型工厂，待遇可能差一些，但确保有工作。一种选择提前退休，领到一笔补偿，然后自谋生路。
我父亲选择第一条，我母亲选择了第二条。破产潮之后，不少人下海经商成为那时的万元户、弄潮儿，回来请大家吃饭、聚会，看着着实让人羡慕。但也有人因此陷入困顿，不少当年宿舍楼里仍着旧职工，既无门路、技能，又年老多病，生活甚至不如往日。具体到我父母，有几年确实过得挺艰辛，但等他们到龄退休，退休金连年增长，过的日子其实并不差，但提起当年之事，恍若隔世觉。
至今，我仍很怀念放学后到机修车间澡堂子泡澡，然后钻进轧钢车间旁边的小树林捉知了、天牛、铜克郎的时光。如果是夏天，还能到仓库那边跟管理员阿姨软磨硬泡，讨几瓶厂子做的汽水喝。到了下班，坐在爸爸大金鹿后座跟着叔叔、伯伯们一起回家。出门时，会看见工厂大门两侧各有一条标语，白底红字，左边是：高高兴兴上班来，右边是：平平安安回家去。
但我也知道，从前那种成千上万人同时开工热火朝天的场景再也不复现了，或者那本来就是虚幻。
现在嘛，大家喜欢在门口摆石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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