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经典文章｜李惠芳：酿得百花成蜜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乐府诗集|口头文学|孟姜女|李惠芳|民间故事|童谣

酿得百花成蜜后

——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作者简介

李惠芳（1942-　）　女。出生于湖北武汉。武汉大学教授，兼任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湖北省民协副主席、湖北省民俗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文联委员。著有《民间文学的艺术美》学术论著及论文数十篇。参著、合编的主要著述有《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概论》、《中国民俗大系·湖北民俗》（主编）、《楚风楚俗》、《中国风俗辞典》等。

民间文学，是民众口传的文学。口头创作、口头流传，是它区别于作家文学的显著特征之一。因此，把流传在口头的民间作品加以搜集、整理，是保存民间文学的重要手段之一。

搜集整理的现实意义

关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问题，曾引起过学术界的激烈争论。究其原因，乃是对搜集整理的目的意义认识不一，因而对搜集整理的原则与方法也各有选择。为了进一步探讨和总结搜集整理工作的内部规律，有必要对搜集整理民间作品的历史进行简单的回顾。

纵观我国民间文学发展史，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并不是由民间作者自己进行的。一则因为民间作者一般无主动的创作意识；再则，民众亦没有采录、整理自己口头创作的条件和可能。旧时代，对民间文学的采录主要有以下几条途径：

一是在所谓“清平盛世”，王者为了考察政绩，粉饰太平，需要采列国之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而且，自汉武帝以后，东汉光武帝刘秀，和帝刘肇都曾设立过与乐府相似的机关，并经常派遣使者“使行风俗”、“观纳民谣”，甚至出现过根据“谣言单辞，转易守长”的事情（《后汉书·循吏传叙》）。当然，“观风俗”的目的是否真的为了“知薄厚”，我们暂且不去理会，但民间之诗却因之而得以保存，却是事实。宋人郭茂倩所辑《乐府诗集》辑录了汉魏至唐五代的乐府名作，兼及先秦至唐末的民谣，保存了大量的民间创作。其实，采诗之说虽见之于汉，恐怕实际上早有实行。《国风》及《雅》中的民歌，包括了从周初到春秋中期近五百年间的作品，若无专人采录，象《诗经》这样体系完整、内容丰富的诗歌总集的出现，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民间作品得以采录的第二种途径是统治者为了追求享受，采民间俗乐制作新声。汉代“乐府”便是庞大的制乐机构。有些民间乐人如李延年，能歌善舞，尤擅根据西北外民族和民间的音乐“新声变曲”，因而深得皇上宠幸，致使许多民间歌诗、民间声乐得以保存。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后主偏安一隅，耽于声色歌舞，因而南朝乐府中，采录了许多民间情歌。其中像吴声歌中的《子夜歌》，语言清新明快，感情真挚缠绵，堪称民歌精品。《大子夜歌》说：“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这是很正确的评价。吴声歌曲保存到现在的有三百二十六首。在庙堂文学的森严等级之下，能有这许多民歌被保留下来,也算得是幸事了。

民间作品得以保存的第三条途径，是历代史家、政治家、思想家，为了阐发自己的观点，在史书或文章中，引证民间传说或民间谣谚。先秦诸子的散文中，保存了不少先秦民间寓言。《史记》、《汉书》、《尔稚》、《释名》、《南史》、《隋书》、《新唐书》、《宋史》、《元史》等等史书中，多载有各时代的民谚民谣。如《后汉书》卷二十三《五行志》载顺帝末东京都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揭露了东汉社会宦党专权、忠臣被害的黑暗现实。《三国志·吴志》卷十六《陆凯传》载吴孙皓初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记录了孙皓苛政残酷，人民宁死不愿随其迁都的愤怒情绪。这些保存在历代文献中的民谣数量虽少，但因其内容多与时政有关，是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和文学资料。

民间作品能得以搜集整理的第四种途径，是封建时代一些文人学子的参与努力。这其间又有几种情况：一是奉敕编辑。如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所撰的《淮南子》，保存了不少神话传说；南朝梁昭明太子肖统编选《文选》，其中就辑录了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等；北宋李昉奉敕编纂的《太平广记》，辑录了自汉初至宋初的小说、笔记、稗史五百余种，其中保留了不少民间故事和传说。二是一部分文人所辑的各类专书，因其内容多与民间文学有密切关系，故而也较多地保存了民间文学的内容。如周秦之间人所记的《山海经》，是一本古代地理名著，但其间涉及了相当丰富的上古神话和传说资料；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以“辩风正俗”为题旨，其中亦有不少民间传说；东晋干宝的《搜神记》，系志怪小说，采自经史旧闻和民间传说，其中象《董永》、《东海孝妇》、《韩凭妻》、《盘瓠》、《女化蚕》、《毛衣女》等等，皆是古代传说的名篇；唐人段成式撰《酉阳杂俎》，记载了南北朝和唐代统治阶级若干秘闻轶事，以及往来使者的应对礼仪，民间婚丧嫁娶和风土习俗，同时，也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中外传说、神话、故事、传奇等等。第三种情况是一些接近下层民间生活，熟悉民间创作的有识之士编辑的一些民间作品集。此举自宋元话本刊刻始，到明清有了很大发展。如《山歌》、《挂枝儿》（冯梦龙辑），《吴歌》（醉月子辑），《一笑散》（李开先辑），《粤风》（李调元辑）；《白雪遗音》（华广生辑），《天籁集》(郑旭旦辑)，《瑶歌》（赵龙文辑），《苗歌》（吴代辑），《僮歌》(黄道辑），《古谣谚》（杜文澜辑）。另外还有文人采录、编写的各种笑话专集，如《笑林》（浮白主人辑），《笑府》、《广笑府》（冯梦龙辑），《笑赞》（赵南星辑），《雪涛谐史》（江盈科辑），《笑林广记》（游戏主人辑）等等。这些专书，虽大量辑录了民间作品，但其中有不少是文人仿民间创作进行的改编或仿作。至于文学大家采录民间作品进行加工创造，如《九歌》、《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现代的叙事诗《百鸟衣》、影片《刘三姐》、《阿诗玛》、《阿凡提的故事》等，均属作家再创作。虽然保有民间作品的内容及风格，但不能再算作搜集、整理的民间作品。

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征集处，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歌搜集工作才算正式揭幕。先后有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歌谣周刊》、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民俗周刊》、《民俗季刊》、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民间月刊》、《孟姜女》及《艺风月刊》等等民俗刊物，搜集、整理、登载了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出版了许多搜集整理的民间作品专集及民间文学理论研究集，如《民俗学集镌》、《各省童谣集》、《吴歌集》（甲、乙集）、《祝英台故事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神话研究》、《中国神话研究ABC》、《歌谣论集》等近数百种。虽然成绩可观，但终未纳入民族文化建设的正常轨道，纵有少数专家学者的努力提倡，亦因各种条件的限制，工作时断时续，发展始终不快。

解放以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才被正式列入国家文化建设的规划，开始有领导有计划地在全国广泛开展起来。在“文化革命”前的十七年中，许多传统的民间故事、传说、歌谣、谚语、谜语、小戏等得以搜集、整理、出版。各少数民族地区，先后整理出版了数十部民间叙事长诗，其中还包括一些古典民间文学巨著，如藏族史诗《格萨尔》、蒙族史诗《格斯尔传》等等，给社会主义的文学园地增添了异彩。十年动乱，民间文学亦如其它学科一样，实际上处于被取消状态。直至拨乱反正之后，民间文学才开始复甦。近几年来，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正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向前迈进。特别是近年，有金德顺、刘德培等民间故事家的专集问世，使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回顾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一条带普遍意义的内在规律，即无论是什么时代，也无论是自发的还是自觉的，对民间文学进行搜集整理的基本动因，或者说搜集整理的目的意义，无外乎两条：一是为社会的；一是为文学的。

所谓“为社会”，即“观风俗、知薄厚”，“批龙鳞于谈笑，息蜗争于顷刻，而悟主解纷者”。采录的目的，或为“规切时政”，或是“直用为戏”，或如北大风俗调查会所言，“了解民众的社会地位”，倾听“国民心声”，从而“为改造社会”作出努力。

所谓“为文学”，即是吸收民间作品中刚健清新的成份为作家文学的滋养，“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以“桑间濮上”的“性情之响”去纠正“情寡词工”的创作偏向，“给已经僵化了的民族诗歌以新的生命”，以期“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特别是“五四”以来掀起的采集民间作品的热潮，其主要宗旨，就在于“创造新文学”。解放以后的搜集整理工作，实际上，也多偏重于“为文学”的目的。

这两方面的事实，既表明了以往人们对民间创作认识与理解的水平，同时，也表明了民间文学本身具有的价值和作用。这对我们今天全面理解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实际意义，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如前所述，民间创作是民众精神生产的结晶，是民众生活文化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是个别人的情绪反映，而是集体意识的凝结；它不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而是积淀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它的深层结构中，还包含着民众的道德观念，民众的信仰心理，民众的思维方式等诸多内容。充分认识民间创作这一特质，能把我们的搜集整理工作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对民间文学进行搜集整理的意义，不止于“观民风”“知得失”，更重要的是，要从民间作品反映出来的各种历史积层中去辨析民族传统的精华与糟粕，去认识民族生活历史的变迁，认识民众伦理观念的继承与发展，认识民众思维方式的因袭与变化，从而，更科学、更有效地建设既有中国的优良传统，又具有现代意识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应该是当前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的重要的现实意义之一。

现实意义之二，是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与昌盛。民间创作是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极富生命力的一部分。搜集整理民间传统的优秀作品，可以大大丰富社会主义的文化宝库，这些优秀作品的艺术积累，也可以成为有益的借鉴，促进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新产生的民间作品，又在不断地为作家创作提供新的素材和原料。从某种意义上说，提倡作家接近民间文学、自觉地参加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是使作家接近生活，不脱离创作源泉的可靠途径。

搜集整理的原则方法

对民间创作的基本特质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再谈搜集整理的原则和方法就比较容易了。

过去的工作经验表明，学术界一贯提倡的“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和方法是科学的。

“全面搜集”，既是从空间范围的广度而言，也是从纵向延伸的历史角度而言；既包括精华之作，也包括糟粕在内。只有全面搜集，才能在更广阔的背景上展现民间创作的真实面貌，从而真正显现民间文学的多种价值。我们试以一个民间故事家讲述的全部故事为例，来阐明“全面搜集”的深刻内涵及其重要的意义。

湖北民间故事家刘德培，可以讲述四百多个民间故事（全部有录音）。这是一宗丰富的文化财富。他的故事中涉及的形象，上至天界神仙，下至历朝皇帝、文臣武将、七品县令、酸腐秀才、算命先生、江湖郎中、和尚道士、戏子媒人，以及长工、木匠、瓦匠、篾匠、皮匠、裁缝、背脚佬、店老板、巧姑娘、苕女婿，甚至流氓、地痞、拆白佬，应有尽有。鄂西山区的世俗风情，各种错杂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人民传统的道德观念，邻里相处的规范原则……在故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折射和投影。从这四百多个故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民间鬼神信仰与反神观念的同时存在；可以看到农民以农为本，以民为天的醒觉意识；可以看到农民如何通过舆论调节，来实现社会的道德规范；还可以看到社会交往中的种种不正常关系及农民对它采取的态度；同时，也可以看到农民审美意识中的积极精神与消极成分；看到民间故事在民间流传的实际状况。由于采集者与老人的关系十分亲密融洽，所以，老人讲起故事来无拘无束、毫无保留。在这四百多个故事中，有将近一百个在一般场合根本就听不到的所谓“荤”故事。过去，学术界常常习惯地斥之为“糟粕”，但真正能窥见这“糟粕”的真貌者并不多。这些故事，虽然不宜再在公开场合传讲，更不能整理刊行，但是，从这些故事中，能够发现民间故事结构的独特魅力，以及在一般故事中难以看到的内容与形式的和谐。而且，有些故事虽然出现一些关于性的内容，但常常自然而又巧妙地寄寓着许多深刻的人生哲理与道德教训。而且，这些故事至今在民间还是广为流传。这些复杂的情况和丰富的内容，在一般性的、零星的、表层的搜集中，是不易见到、不易获得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民间作品的全面搜集，既是指点与面的结合，新与旧的结合，完整的与片断的结合，口传的与文载的结合，以及各类体裁、各种异文的全面搜集，更重要的是对民间创作全貌的总体把握。对民间故事讲述家、民间歌手保存的作品作全面地、系统地、深入地采集、挖掘与整理，使这种整体把握越来越具有现实可能性，这是当前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新拓展。对民间文学的搜集，不应该设什么“禁区”。只有对劳动人民的创作全貌尽可能地、真实地了解与掌握，才能谈得上对民族传统、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真正认识与研究，也才能真正地促进民间文学的健康发展。

对搜集的作品进行整理，是把口头文学用文字形态固定下来的必经步骤，必须慎重对待。

“慎重整理”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是对所有搜集来的作品进行鉴别。这鉴别指的是辨明真伪。去掉伪作，将真正从民间搜来的作品按照原貌，用文字写定，除个别不连贯或有错讹处给以订正外，应尽量保持原样，基本上不作加工，更不能擅自增删、修改。对刘德培讲述的民间故事，就是依照这一原则整理的。对于民间文学的研究来说，这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它们是科学判断的前提，是理论研究的基石，是对民间创作进行全面、系统考察的必要条件。

“慎重整理”的第二种含义，是指对民间作品进行去粗取精的筛选。它的目的，是要从众多的民间创作中，选取若干精品刊印流传，供社会阅读欣赏的需要。这就有一个剔除糟粕，留取精华的加工过程。就搜集整理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民间故事、民间笑话和民间歌谣在整理过程中比较好处理。最难办的是对各种传说的整理。传说一般都是人、事、物合一的复合形态。有些传说可能比较完整，多数传说常常只是口头传闻，三言两语就能把一景一物的来历讲完。要敷衍成篇出版，整理者就要进行一定的艺术加工。这是搜集整理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民间作品的美与价值，是不能完全用书面文学的尺度来加以衡量的。关于这一点，前面各章已反复强调过。任何民间作品总有其产生的土壤，传说的衍生更受其内在规律的制约。所以，对传说的整理和加工，应该是有限度的，不能随心所欲，任意附会，搞得鱼龙混杂、真伪莫辩。否则，整理工作就失去了自身的意义。

搜集、整理工作虽然是两个步骤，但是一个整体。搜集为整理打下基础；整理使搜集的价值付诸实现。在搜集过程中，就在为下一步的整理作准备，至于具体的整理方法，诸如单独整理法、综合整理法……等等，并无一定之规，得视实际情况而定了。

搜集整理与理论研究

任何一种科学研究，都有特定的研究对象。被研究对象的特点，性质和状况，直接决定着理论研究的范围、特点和方法。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离不开人们的社会实践。对各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形成了社会科学内部的具体分工。文艺理论是以人类社会的一切文艺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其中，作家文学理论主要研究作家创作发展的规律；民间文学理论，则研究人民的口头创作，它以活在人民口头的各种形式的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所以，搜集整理民间作品，是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与前提；反过来，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又能给搜集整理工作以指导，从而使之更加科学化。

当然，任何理论研究，总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进行的，科学命题也可以借助旁人的实验成果加以论证。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前辈的科学总结，并未穷尽客观真理；旁人的实验搜集成果，也不能代替自己的感受和体验。巴甫洛夫说得好：“无论鸟翼是多么完美，但如果不凭借空气，它是永远不会飞翔高空的。实事就是科学家的空气”。对于民间文学理论研究者来说，仅仅依靠别人搜集整理的成果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对民闻创作的内部规律进行切实的研究和探讨，还必须亲自参加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实践，这是研究工作的起点，也是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基本功。

参加搜集整理的实践，可以对民间创作的动态进行考察。读“王昭君的传说”，“屈原的传说”，“武当山的传说”，“三峡的传说”，与实地考察所得的感受与认识就不一样。从某种角度来说，实地采集，也是一种情感上的熏陶。研究者只有在沟通了与创作者的情感联系之后，对口头创作的理解才可能进入更深的层次。

另外，采集中还会碰到许多复杂的创作现象，它们把一个又一个新的课题提到研究者的面前。譬如说，民间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些农谚：“土地公公打伞，棉花光杆”，“不怕观音报，就怕乌龟尿，不怕乌龟尿，就怕蛇钻灶”，“你不赐我磨刀雨，我不让你晒龙袍”等等。这些农谚是什么意思？应不应该搜集？这些农谚，对于不熟悉农事的人来说，似乎很难理解，也不会引起太大的重视。但是，对于世代务农的田家百姓来说，这些农谚却是前传后教、心领神会的。而且，类似的农谚在民间的口头几乎是俯拾即是，随处可得的。可见这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那么，这些创作说明了什么问题？又是怎么产生的？经过仔细考察，我们发现，这些农谚是农民长期观察天候与农事的关系所得出来的经验之谈。只不过，对自然规律的这些阐释，是被裹在民俗观念的形式外壳中罢了。它们的意思是：二月初二是土地公公的生日，这天若下雨（打伞），棉花就要减产。二月十九是观音生日，二月二十二是乌龟生日，二月二十四是蛇生日，这几天不宜下雨，否则，庄稼就长不好。五月十三是关老爷磨刀日，应下几滴“磨刀雨”；六月初六是龙王晒龙袍日，应出大太阳。如若五月十三日龙王滴雨未下，那么关老爷必将报复，六月初六定会大雨倾盆。了解了这些有趣的背景，答案也就好找了。原来，农事与自然气候的变化素来密切。在古老的民俗观念中，大自然阴晴雾雨、寒来暑往的变化，都是由神支配着的。人们把自然气候的变化给农事带来的利弊不断地加以积累、总结，于是，孕含着民俗观念的大量农谚就产生了。尽管随着时代的进步，民俗信仰的内容渐渐淡薄了，然而，这朗朗上口、活泼有趣的谣谚却仍然深得人民的喜爱而流传不绝。民众习惯于借助这些形象鲜明的农谚，向后代讲述前人留下来的经验，连同那些美妙的故事。这是民间作品的深层结构昭示给我们的事实。我们相信，经过科学的搜集整理之后的民间作品，必将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