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回望上海二十世纪初的那段峥嵘岁月。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老渔阳里2号 杨建正 摄
1920年的上海，法租界的梧桐掩映着石库门里不灭的灯火。一群燃灯者在此汇聚，《新青年》的呐喊、工人阶级的觉醒、《共产党宣言》的墨香，交织成历史转折处最深沉的回响——那是新芽破土前，大地最寂静的震颤。
《新青年》重回上海
1920年2月19日（另有一说是1919年2月22日）。正值中国的农历除夕夜。
墨色中的黄浦江，安逸而平静。江上远远来了一艘客轮，笛声一长两短。寒风裹挟着雪珠迎面扑来，陈独秀随人潮下得船来。
陈独秀
张国焘于岸边徘徊瞻眺，喊一声“仲甫先生！”挥臂招手，“先生受累了。路上一切可还顺利？”接过老师的行李箱。黄包车疾步而至，二人各自上车坐定。张国焘吩咐一声：“惠中旅社。”陈独秀阖目养神，记得上回离开上海，已是三年前的事了。
坐落于上海黄浦区汉口路上的惠中旅社，时乃上海滩颇为高档的旅社，然而陈独秀疾病缠身，胃疾时有复发，生活多有不便。捱至年后，同乡好友汪孟邹将其接去，住进亚东图书馆。同年4月初，再搬至同乡原安徽督军柏文蔚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现南昌路100弄2号）的私人住宅。这座典型的石库门住宅，独门独户。一厅一厢房。上下两层。环龙路地处法租界，紧邻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与霞飞路（今淮海路）不过几分钟步程。闹市中安逸且舒适之所在，近百年来虽华不再扬，那两排住宅亦衰微破败，但老渔阳里2号略显灰暗的水泥砂浆外墙面顶端，悬挂有“《新青年》杂志编辑部”铭牌，历史旋踵即逝，仍警醒着一代又一代，牢记此地曾住着一位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难以绕避的燃灯者。
其时，适值形势所迫，刻不容缓。身患重疾的陈独秀，隔日便对报界发表公开讲话，“北方文化运动，以学界为前驱，其最可痛心为北京市民之不能觉醒。以二十世纪政治眼光观之，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是太息者也……”
此番言论，目光所及之重点与精力，始由学生界跟知识界，转向工人阶级。根据地亦开始由北京转至上海。
回沪后的陈独秀，全心投入工人群众。日日早出晚归，没有固定职业，仅靠写文编刊聊以度日。裘弊金尽，亦在所不辞。他到处演讲，尽己之力诠释渗透“马克思主义”。
长时间深入工人队伍当中的陈独秀，周旋于三教九流所控制的工会，很快便得出结论——“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团结一万个也是不行的……”明白即使是觉悟了的工人，亦必须“另外自己组合起来，组织真正的工人团体。”
1920年4月2日，陈独秀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高阶之上，陈独秀大声道：“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这一番慷慨陈词，立时引得阵阵掌声。台上之人振臂高呼：“我们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第一步觉悟还没有……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
4月18日，上海七大工会团体共同召开联席会议，发表《工界宣言》。此宣言的诞生，预示着上海工人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已蓄势待发。
陈独秀曾在这里演讲
被称为“喉舌”之劳动界，于五一劳动节这天，上海五千多名工人，聚集于上海西门体育场，召开隆重的纪念大会。万众瞩目之下，陈独秀道：“上海工人，今天举行破天荒的五一运动。因为五月一日，是世界各国工人得着八点钟工制幸福的日子。我们纪念它的意思，第一是感谢各国工人的努力，第二是喊起中国工人的觉悟……”
1920年5月1日，已经迁回上海的《新青年》，刊登孙中山与蔡元培以及诸多工界人士与工人代表的题词。并将《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定为“劳动节纪念专号”。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第1次出版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专刊《劳动节纪念号》 孙中钦 摄
蔡和森认为，此期的《新青年》寓意深远，标志着陈独秀由“宣传资本主义”转变为“宣传社会主义”。
勇敢的年轻人
1920年5月1日，上海《星期评论》“劳动日纪念”专号出版。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同期刊登反映工人阶级斗争的版画《世风》（叶天底作画。陈望道题字）。
这期《新青年》却引发意外状况，进而导致停刊。本期《新青年》逾四百页之多，杂志出版方，即群益书社的老板陈子沛陈子寿兄弟认为页码实在太多，又有锌版，兼具表格，光排工费就已超额，倘若不加价，出版社亏损太多。要求涨价，给陈独秀一口否决。
陈独秀认为，此期是专门为下层无产者写作而发行，绝不该加价。双方不欢而散。忖度之下，酝酿成立“新青年社”。自办发行。
《星期评论》劳动日纪念
逾四个月后，《新青年》复刊。杂志虽物是人非，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特有机关刊物。
是年2月，《新青年》迁回上海。受其影响，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即《民国日报》副刊，以及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等，亦紧步相随，开始对社会主义学说进行深入研究与探索。《星期评论》乃戴季陶奉孙中山之命，与沈玄庐等人共同创立。李汉俊参与编辑。
很快，更多的进步青年学者为了共同的目标，由八面四方齐聚上海。
1919年春，时年二十一岁的施存统，母亲因长期操劳过度，加之生活窘困，导致双目失明，兼其本就患有多种疾病而无钱医治，饱受父亲打骂与虐待，终含恨撒手人寰。母亲的早逝对施存统刺激极大，痛苦之中彷徨自问“中国历来主张‘孝道’，百善孝为先，我爱母亲，可父亲虐待母亲，我要对母亲尽孝，就要反对父亲……”愤懑之时，适值《浙江新潮》主编，小施存统一岁的俞秀松向其约稿，写下《非孝》文。
文章通篇充斥对封建旧传统的反叛与抗争。此文一出，舆论哗然。认为作者实乃毒蛇猛兽，是孔夫子的叛贼。施存统由此而被学校开除。
施存统与父母
1920年4月中旬，施存统与将此生誓做“一个有利国、有利民的东南西北人”的俞秀松同行，经上海去福建漳州，打算弃笔从戎，去投奔素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陈炯明。
这日，两人在上海街头漫无目的闲逛，俞秀松一眼瞥见马路对面的戴季陶，叫声“天仇兄！”戴季陶显然听见了，怔怔痴立间，俞秀松拉了施存统直奔过去。
戴季陶与施存统伸出手来握了一握，互道尊姓大名。戴季陶笑道：“秀松，别来无恙？”听说二人即将赴广东，面露惶惑之色。俞秀松于是将施存统的遭遇一五一十，细述分明。“《非孝》文，写得好呵！”戴季陶听罢，觑眼看一眼施存统，“复亮兄先不要急着南下，不如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位革命领袖？”
说走便走。三人猫腰上黄包车。戴季陶吩咐一句：“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
春寒料峭，寒气把手冻得拙拙的，那车夫应声而起，甩开膀子拉了车埋头快跑。
行至《新青年》杂志社门前停下，戴季陶迫不及待跳下来，叫声“仲甫先生！”
俞秀松与施存统紧跟身后。
陈独秀听得门外乱哄哄一阵吵嚷，抬头就见三个人。走在头前的戴季陶将身后的二人让进屋来。俞秀松疾步上前，叫声“仲甫先生”，手已经直伸出去，躬身问好。紧接着，又将施存统的遭遇娓娓道来。陈独秀道：“你的《非孝》我看过。勇敢的年轻人！”施存统紧张的神经方才松弛下来。陈独秀听罢戴季陶一番话，道：“你们想去投靠陈炯明？投靠军队不如投身工厂……”
本打算到工厂去做工，施存统正患有肺病，不得不暂时放弃做工的打算，先在《星期评论》社帮忙。
展开真理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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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秀松与施存统离开浙江一师到了上海，其时，陈望道亦因受《非孝》风波牵连，而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退学。
适值戴季陶正寻思能否在《星期评论》上刊载《资本论》。深思远虑，总觉翻译《资本论》不太现实，能读懂的人，实在凤毛麟角，不如《共产党宣言》言近旨远，删繁就简，且对于诠释渗透社会主义思想，大有助益。若能将《共产党宣言》译为中文，真是再好不过。
戴季陶留学日本时，看过由英文译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1916年回国时，曾带回一本1906年3月出版发行于日本的创刊号《社会主义研究》。上面有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深知此书意义之大，重若丘山。
若要精准无误地翻译，既要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要有很深的中文功底，且还须懂德文与英文，找何人来译，亦非易事。
接连几日，因为翻译的人选尚无着落，戴季陶茶饭不思，夜不能寐。1920年3月底的一天，前去找邵力子商讨。见面叫声“仲辉兄”，蹙眉道：“想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一时不知该找谁来翻译……”
“最佳人选近在眼前。”邵力子略忖了一忖，极力向其举荐自己的密友陈望道，“早在一九一九年，鄙人尚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望道就常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撰稿……”他深知陈望道无论中文或日文，均有十分深厚的功力，“此等重任，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而对于《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陈望道本人发表在1980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第三期《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一文中，曾有这样的文字——“……离开一师后，回家乡义乌译《共产党宣言》。我是从日文本转译的，书是戴季陶供给我的……”
陈独秀一直惦记着李大钊的嘱托，适值听闻戴季陶希望请人翻译《共产党宣言》，且已找到最佳翻译人选，大喜。即刻便让邵力子将他从北京带来的那本由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一起带给陈望道，供其参阅。
正为生活着落四处奔忙的陈望道得知戴季陶与邵力子希望他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不假思索，欣然应诺。
百端待举，任重道远。隔日，陈望道带着众人的殷切嘱托与厚望，回到故乡义乌分水塘。真理之约就此展开。
二十世纪初的上海，瑰异谲诡，灿烂炳焕。其时，陈独秀、毛泽东、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戴季陶、李汉俊，即使是身居北京的鲁迅先生，亦不禁心生感慨：“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年至1922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古战场的情景……”
编辑：蔡 瑾
约稿编辑：王瑜明
责任编辑：郭 影
图片：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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