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三十岁。
那一年，法国的世界杯还没开踢，瑞奇·马丁的《生命之杯》已经把全中国年轻人的血给煮沸了。大街小巷，工地厂房，甚至菜市场砍价的大妈都能哼两句“Go,go,go！Ale,ale,ale！”。
你要是不会哼两句《生命之杯》，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像是刚从哪个与世隔绝的山沟里爬出来一般。
那是个怎样的年代啊。改革开放的热浪能把人掀个跟头，全国都是巨大的工地，钢筋水泥往上蹿的速度比年轻人的野心还快。到处是钱，到处是机会，南下北上的人潮像候鸟一样涌动，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正站在时代的风口上，伸手就能抓住点什么。
我就是在那样的狂热里，一个从不看体育的人，硬生生被裹挟进了世界杯的漩涡。
现在想想，当年熬夜看球哪是为了什么技战术、什么阵型，纯粹就是找由头撒欢。
和一群二三十岁的毛头小子，兜里没几个钱，却敢拍着桌子赌球——赌输的请下一场的啤酒。那时候的赌注真小，快乐真大。
罗纳尔多带球突破时我们能从凳子上蹦起来吼，一脚臭球射飞了能骂出花来。啤酒泡沫喷得到处都是，烟灰缸里插满烟屁股，谁家的黑白电视信号不好，还得有人爬上房顶去转天线。
就是在那些乱七八糟的夜晚，我认识了什么叫“香蕉球”，知道了世界上有个叫罗纳尔多的光头能跑得比普通人空手跑还快。后来他还给中国产品做了广告，我买过那个牌子的东西，总觉得沾了点世界杯的光。
多奇妙的缘分。一届远在法国的足球赛，跟河南襄县一个普通青年的生活能有什么关系？可就是有了。它成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成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文化符号。我们看的与其说是球，不如说是自己的青春在绿茵场上的投射——奔跑、冲撞、进球、狂欢，一切都那么滚烫。
然后呢？
然后那届世界杯结束了。再然后，我结婚了。
婚后的日子像换了频道。生活的背景音乐从瑞奇·马丁的拉丁节奏变成了柴米油盐的白噪音。工作从广西换到信阳，又从信阳辗转到许昌。
没有那么多时间耗在电视机前了，更没有一帮随时能聚起来吼一嗓子的球友。那些熬夜看球的夜晚，像退潮一样从生活里撤了出去，留下湿漉漉的印记，风一吹也就干了。
2004年夏到许昌后，认识了两个比我小十来岁的朋友，他们是真球迷，还踢球。偶尔我会去球场给他们拍照，看着他们在泥地里扑腾，浑身是汗满脸是笑。
有一回他们缺个守门员，硬拉我凑数。
那是我短暂的“足球生涯”——如果那也算的话。
对方球员抬脚射门，那球像炮弹一样朝我砸过来，我脑子一片空白，本能地——躲了。
对，躲了。不是扑救，是闪躲。
朋友们笑得前仰后合，赶紧把我“请”下了场。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这段守门员经历都是酒桌上的经典段子。我不怪他们笑，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面对飞来的足球第一反应是逃跑，确实挺滑稽的。
可那一刻的躲闪，或许比任何扑救都更诚实——我已经不属于这个需要扑倒、冲撞、拼命奔跑的世界了。
现在呢？打开手机，满屏的足球新闻，我划过去连眼皮都不抬。不是刻意回避，是真的提不起兴致。梅西怎么了，C罗又怎么了，世界杯在哪办，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些名字还熟悉，但背后的激情早丢了。
午后闲暇想起这些旧事，才惊觉1998年那个夏天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那是我生命中唯一痴狂的一届世界杯，像一场高热，退烧后就只剩病历上的几行记录。
年轻真是好啊。那时候的理想丰满得像充了气的球，踢一脚能飞出老远；现在的现实碎了一地，捡都懒得捡。
酒喝不动了，夜熬不住了，连激动都得省着点用——血压不允许。
说到底，世界杯从来就是年轻人的运动。不只是体能的消耗，更是情绪的出口，是荷尔蒙的合法宣泄，是友谊最滚烫的模样。三十岁那年我蹭上了最后一班车，车开了，我跳下来，目送它载着一茬又一茬年轻人奔向新的狂欢。
而我呢？偶尔在某个安静的午后，听见记忆深处传来模糊的“Go,go,go”，会心一笑，然后继续低头捡拾那些碎了一地的、叫作现实的东西。
不遗憾。谁还没年轻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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