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玄 |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小说家类”研究|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小说家|张玄(君夏)|稿本

按：本文发表于《四库学》（第十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17—32页。微信版已略去注释、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请以原文为准。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小说家类”研究

张玄

摘要：由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篇目众多，不便查阅。清高宗下令编纂一部《简明目录》，使学者可以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实际上该书具有目录索引的性质。《简明目录》没有部类前的总序和小序，也不载存目。而其提要的编撰力求要言不烦，一语破的。本文通过与刻本、现存稿本《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提要的仔细比对，发现《简明目录》并非全部是对《四库全书总目》的删繁就简，在提要内容、排列顺序、类目名称等方面都有所差别，尤其是在提要内容方面往往直接揭示出小说的文体特点。

关键词：《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小说家类；《总目》；提要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后简称“简明目录”）是《四库全书》纂修的副产品之一，实际上《简明目录》与《四库全书总目》（后文简称“总目”）关系非常密切，从某种角度来说，《简明目录》也可以看作是《总目》的副产品。以往学界对于该书关注较少，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中，多是对提要内容的订补，对于《简明目录》的编纂过程以及与稿本、刻本《总目》的差异则缺乏系统的研究。《简明目录》缮写进呈于乾隆四十七年，它反映了这一个阶段《总目》的纂修成果，虽然《简明目录》所提供的信息较少，但通过其中的蛛丝马迹我们还是能够窥见当时《总目》纂修的一些特征。实际上，对于《简明目录》与刻本《总目》内容的差异，前人早已经有过介绍。笔者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以《简明目录》“小说家类”为中心，籍此来窥探《简明目录》纂修的过程以及与《总目》提要之间的差异。

一、《简明目录》编刊始末

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的纂修工作正式开始，与此同时，作为《四库全书》最为重要的副产品《四库全书总目》也开始了编纂工作。但乾隆皇帝因顾虑到《总目》卷帙颇多，不便查阅，而下令纂修一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为我们研究《四库全书》的纂修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查阅全书会发现涉及到《简明目录》的档案并不多，这或许与《简明目录》编纂的性质有关。该书本来就是删削《总目》而成，可以算作是《总目》的附属产品，其工作量也并不像《总目》那样繁琐，故而较少记录。不过为数不多的相关档案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其编纂始末的线索。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谕内阁著四库全书总裁等将藏书人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末并另编 <简明目录> 》云：“至现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卷帙甚繁，将其钞刻成书，翻阅已颇为不易，自应于提要之外，另列《简明书目》一编，只载某书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则篇目不烦而检查较易。俾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嘉与海内之士，考镜源流，用彰我朝文治之盛。著四库全书处总裁等遵照，悉心妥办，并著通谕之。钦此。”从清高宗的谕旨中我们能够获知《简明目录》的编纂是因为《总目》卷帙甚繁，不便翻阅，有必要编纂一部便于查阅的具有检索性质的目录。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这部《简明目录》终于编纂完成，于是质郡王永瑢等上奏乾隆皇帝，请刊行此书。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质郡王永瑢等奏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等书告竣请旨陈设刊行折》云：

兹据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等将抄录各书，依四库门类次第标列卷目，并撰人姓名，撮举大要，纂成《简明目录》二十卷。谨缮写稿本，装作二函，恭呈御览，伏候钦定。……至《总目提要》及《简明目录》二书，均系仰禀圣裁，折衷考订，兼综百氏，包括羣书，洵足嘉惠艺林，应请交武英殿刊刻颁行，垂示万世。

当日，质郡王等还起草了另一份奏书，提到“《全书总目》、《简明目录》及《考证》各部，现在进呈者只系稿本，应俟发下后，另行赶缮正本各四分，预备陈设。”但事情并不像纂修官们想象的那么顺利。永瑢等请旨将《总目提要》和《简明目录》交由武英殿刊刻颁行，实际上，刊刻之事并没有真正的施行，而《总目》在此后又经历了长达十三年的修订，虽然没有文献直接说明《简明目录》为何没有在武英殿刊行，但既然《总目》提要需要继续修订，那么《简明目录》自然也不会单独刊行。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奏查 <古玉图谱> 载在子部谱录类并 <简明目录> 缮写情形片》又提到“再，查《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于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进呈，发下改正，另缮清本，并遵旨纂出《简明目录》二十卷，于四十七年六月进呈。蒙皇上钦定发下，缮写四分于四阁陈设。现已缮出第一分，于本年正月送武英殿装潢，其余三分缮写将竣，现在校对。”关于《简明目录》的编纂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中说到：“《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理明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矣。”可见纪昀在此书的编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乾隆四十七年《简明目录》缮写进呈，而时任馆臣的赵怀玉将此书抄录一过，后获准将此书带出宫外，并付之梨枣。关于此事，赵怀玉在其所著《亦有生斋集》卷七《钦定四库简明书目恭跋》中说到：

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告成，皇上俯念江浙为人文渊薮，特命发给内帑缮写全书三分，于扬州之文汇，鎭江之文宗，杭州之文澜，三阁各将一分安置。四十九年三月复诏愿读中秘书者，许陆续领出，广为传写。所以嘉惠艺林，作兴儁造，典至巨也。恩至渥也。凡在江浙之人，无不涵濡敎泽，鼓舞向风，烝烝日上。臣等生长是邦，幸从铅椠，获际斯盛，感抃难名。惟是金题锦贉，浩若烟瀛，溯委穷源，莫知所自。伏思《简明书目》一编，禀大圣人折衷而定，篇帙不繁，而搜罗至备。嫏嬛宛委，展卷瞭如，海内皆以争先得睹为快，而江浙人士尤不可一日不资考镜者也。臣怀玉幸预分校之役，尝就全书处恭录副墨以归，东南士林借钞接踵，时恐不给，臣德舆、臣廷博并以书籍经进，上邀宠赉，爰其悉心雠勘，敬畁剞劂，王充曰：“鸿文在国，圣世之验也。”扬雄曰：“好书而不要诸仲尼者，书肆也。”自是浔裔之间，人怀是帙，咸知广内储之富，宸衷裁鉴之精。愿就秘阁写书者，可以按其次第津逮百家，编柳截蒲，日臻流布。譬诸言甘石者，首明躔次，论桑酈者，先析经枝。广右文而崇稽古，庶少副学者属笔，傒望云尔。

不少研究论著在介绍《简明目录》时，认为此书是当时赵怀玉私自抄录并刊刻的。实际上，从此跋中可知抄录副本以及刊刻流传都是得到允许的。乾隆四十九年赵怀玉对此书精心校对，在杭州刊行，至此《简明目录》就有了刻本行世，这要比《总目》提早十一年，那么《简明目录》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总目》在乾隆四十九年之前的编纂成果。由于《总目》在此后又经历的复杂的修订过程，所以《总目》和《简明目录》的内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有些在之后被删去的提要，在《简明目录》中却得以保留。

二、现存几种《简明目录》稿抄本

《简明目录》抄稿本目前尚有数部流传于世，以往学界对于《简明目录》的关注不多，这些抄稿本也很少有学者进行介绍研究，但现存的这些《简目》的抄稿本可能是不同时期的产物，为我们了解《简明目录》的编纂过程提供了资料。故将今存诸本介绍如下：

（一）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清圆明园文渊阁藏纪昀精抄卷子本《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该书曾收录于《四库缥缃万卷书——“国家图书馆”藏与 <四库全书> 相关善本叙录》一书，今将书中叙录抄录于此：

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卷，卷各一轴。轴心皆为玉制。匡高22公分，每行四十字。分上下二栏，各题写书名卷次，旁下则一小字记作者姓名朝代，不计册数。首轴首行顶格题“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末最后一行题“臣纪昀敬书”，并附钤“臣”“昀”朱文连珠小印。全文为馆阁体楷书，异常工整美观。每卷首尾均接有绫缎。前幅钤有“文渊阁宝”，后幅钤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朱文大方印。内文纸张衔接处均钤盖大小各种闲章，不下百方。中如“涵虚朗鉴”“学镜千古”“德充符”“会心不远”“聚云”“齐物”“即事多所新”“万有同春”“惟精惟一”“含英咀华”“几遐怡情”“研露”“写心”“人情为田”“笔华春雨”“爱竹学心虚”“妙意写清快”“掬水月在手”“月明满地相思”“落华满地皆文章”“中心止水静”“秀色入窗虚”“众华胜处云千尺”“半榻琴书”“庄敬日强”“大块假我以文章”等等。

此书原为圆明园文源阁中故物，应是当日纪昀抄写后，精心装饰，敬献给清高宗的产物。此书相比于刻本《简明目录》更加简明，只录书名、卷数以及作者。

（二）国家图书馆藏清内府抄本《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此书二十卷，二十一册。该书保存完好，半叶八行，行二十一字不等，小字双行同，红格，白口，四周双边，版心上题“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从该书的版式行款以及内容来看，乾隆四十七年以后写定进呈本。该书书前有谕旨、表文、职官，恰与乾隆四十七年质郡王奏书上所称“将历奉修书谕旨恭冠目录之首。所有进书表文及应行开列在事诸臣职名。”相符合。笔者将此书与乾隆四十九年赵怀玉刻本《简明目录》相比对，发现两书内容高度吻合。杨新勋曾认为“乾隆四十七年七月进呈的《简目》今已难寻觅”笔者认为国图所藏的这部抄本《简明目录》可能就是乾隆四十七年七月《简明目录》告竣之后的缮写进呈本，至少反映了《简明目录》告竣之后的面貌。同时此书也是乾隆四十七年赵怀玉录副之底本。

（三）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清乾隆年纪昀进呈写本《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此书四卷，一盒四轴。从该院提要中可知此书为卷轴装，纵28.5cm，横650cm，通栏高22cm，长354cm。四周单边，无鱼尾。红木书盒盛装，盒长39.5cm，宽32.8cm，通高10cm。卷轴以仿宋式盘绦纹织锦包首，镶嵌青玉轴头，淡绿、浅黄双色绫天头，洒金笺引首，浅黄色绫隔水，海水江牙杂宝纹缥带，上端系青白玉别扦。各卷首末均钤“乾隆御览之宝”，各卷末下方署“臣纪昀恭书”并钤“纪”“昀”朱文联珠小印。该书与台湾所藏之本为同一制式。同样为纪昀抄写进献给乾隆皇帝。

（四）天津图书馆藏清内府抄本《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此书二十卷，一函十册。书高27.3厘米，宽17厘米。板框高18.7厘米，宽13.5厘米。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版心上题“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是书封页题“皇六子质郡王永瑢存稿”。天津图书馆另藏有一部清内府抄本《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一函十二册。此书与上一部版式行款一致。

（五）天津图书馆藏又一部清内府抄本《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此书二十卷，存一函六册，子部九至十四卷。书高11.6厘米，宽8.7厘米。板框高8.6厘米，宽6.9厘米。半叶九行，行十六字，白口，四周单边。各卷卷末题“纂修官侍讲学士臣纪昀恭书”钤有“乾隆御鉴之宝”“古稀天子”。考纪昀于乾隆四十一年升为侍讲学士，而后于乾隆四十四年又题拔为内阁学士，所以这部抄本的抄写时间不应早于乾隆四十一年，不会晚于乾隆四十四年。此时《简明目录》尚未定稿进呈，该书应该是编纂过程中的某部稿本。

（六）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清福山王氏朱丝栏传抄本《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此书二十卷，十册。半叶九行，行字不等。红格。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版心下题“松竹斋”。清邵懿辰校注，书内有清王懿荣手书题记并批注，又录清孙诒让、黄少箕批注并孙诒让跋。钤有“养潜”、“痰”、“太史氏”、“石渠瓦斋”、“廉生”、“翠墨园”、“求阙问斋”、“海上精舍”、“正读亭”、“廉生手斠”、“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所藏图书印”等。书前王懿荣题记，叙述了该书的来历，云：“光绪甲申（十年，1884）长夏，病中无聊，从瑞安黄中（仲）弢同年借得，属诸城尹伯圜及族子为皋照抄。”

此外，国内其他公立藏书机构也庋藏。如南京博物院藏清内府抄本《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重庆图书馆藏清内府抄本《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甘肃图书馆藏一部内府抄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一册清内府写本等等。

三、《简明目录》与刻本《总目》“小说家类”提要内容的差异

《简明目录》刊刻于乾隆四十九年，此后《总目》的修订工作还在继续，在之后的修订过程中，不仅提要内容发生了改变，而且很多涉及违碍的书籍也从《总目》中被剔除。幸运的是，这些抽换的提要恰好保存在《简明目录》中。《简明目录》不录存目提要，其他提要在内容上也都尽可能简明扼要，仅提供关于书籍内容的基本信息，一些繁琐的考据则全部省略。即便《简明目录》文字简略，仍然展现了《总目》在乾隆四十七年左右纂修的成果。但今存《简明目录》的稿钞本，大多都深藏于各大图书馆中，想要阅览并非易事，如此一来我们就很难看出《简明目录》的纂修过程。不过《总目》提要一直是纂修的重点，而《简明目录》不过是《总目》的删繁就简罢了，并不像《总目》那样反复修订，所以笔者认为《简明目录》的纂修并非是独立进行的，而是在《总目》纂修即将结束之时，纂修官在《总目》的基础之上，删改加工而成。事实上，前人早已经注意到《简目目录》与刻本《总目》、阁本书前提要的差别。具体到子部“小说家类”，虽然也分有杂事、异闻、琐语三类，但并没有像《总目》那样有清晰的划分，也无部类之总序和小序。鉴于《简明目录》的情况，我们可以通过与乾隆六十年刊刻的浙本、殿本《总目》“小说家类”的对比，揭示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

（一）《简明目录》与《总目》小说家类提要书名、卷数、顺序的差异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简明目录》在书名、卷数以及提要顺序上与刻本《总目》稍有不同。首先在所收录书的书名上，《简明目录》小说家类杂事类中“《国史补》三卷”，而刻本《总目》中均题为“《唐国史补》三卷”。又，同类之《明皇杂录》二卷补遗一卷，刻本《总目》均题为“《明皇杂录》二卷别录一卷”。与文渊阁本书前提要相同。其次，在卷数上两者也有些许不同，杂事类《清波杂志》十二卷，别志二卷，此处殿本《总目》和《简明目录》均作“《别志》二卷”，浙本《总目》题为三卷。国家图书馆藏清内府抄本《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与殿本相同，题为“二卷”。所以殿本《总目》、国图抄本《简明目录》以及刻本《简明目录》在杂事类末均题为“八十六部，五百八十卷”，台湾所藏文源阁纪昀抄卷子本与此同。而浙本《总目》为“五百八十一卷”。《简明目录》中的《剧谈录》与上述提要稍有不同的是，国图所藏内府抄本和刻本《简明目录》均题作“《剧谈录》三卷”，与文源阁藏纪昀抄卷子本同。而浙本、殿本《总目》都题作二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所附《简明目录》也为二卷。此处何以会出现差异呢？笔者翻阅乾隆三十九年左右编定的《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小说家类”《剧谈录》也题作“三卷”，此后进呈的上图、天图所藏《总目》稿本均未存此篇提要，比这两部《总目》稿本更晚进呈的国图藏《总目》稿本则题为“三卷”，但国图《总目》稿本中纂修官所作修订中将“三卷”改为“二卷”。这一修订被后来刊刻的浙本、殿本《总目》所采纳。而文渊阁本《简明目录》“定稿较晚，其收录的书名和卷数已与通行本《总目》基本无异。”

此外，《简明目录》在提要的次序上也与刻本《总目》稍有区别。《简明目录》杂事类《国史补》后为《大唐新语》其后《次柳氏旧闻》。三篇提要的顺序和浙本《总目》、文源阁纪昀抄卷子本、国图藏内府抄本相同，而殿本《总目》顺序则为《大唐新语》《次柳氏旧闻》《唐国史补》。后《明皇杂录》后为《因话录》，浙本《总目》、文源阁纪昀抄卷子本、国图藏内府抄本相同。殿本则是《因话录》《明皇杂录》。异闻类《太平广记》和《茅亭客话》两篇提要的顺序，《简明目录》、浙本《总目》、国图内府抄本《简明目录》、文源阁纪昀抄卷子本为《太平广记》《茅亭客话》，而殿本为《茅亭客话》《太平广记》。通过以上差异，我们发现刻本《简明目录》和刻本《总目》相比较，基本上《简明目录》和浙本《总目》相同之处甚多，而殿本《总目》和《简明目录》之间在仅有的几处差异中显现出较多不同的安排。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杨新勋曾经根据《简明目录》的内容来推定国家图书馆藏《总目》稿本的抄写时间，进一步缩小了夏长朴此前所考订的时间范围。杨氏在论文中通过将赵怀玉刻本《简明目录》与国图《总目》稿本提要的比较，发现“国图稿本与浙本、殿本《总目》在收书、次序、书名、卷数诸方面的差异，在国图稿本原稿与赵怀玉刻本之间基本不存在。” “尤其是国图稿本原稿的抄写时间与进呈本《简目》的完成时间比较接近，应在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之前。” 虽然杨氏也发现了两者略有不同，但也能证明国图《总目》稿本的抄写在《简明目录》之前。此论确有其合理之处，不过杨氏似乎忽略了二者之间另外几点不同，而这些差异就很难得出相同的解释。笔者通过二者小说家类提要的对比，发现赵怀玉刻本和国图抄本《简明目录》小说家类的第三类均写作“琐记”，国图《总目》稿本写作“琐语”。虽然“琐记”和“琐语”仅有一字之差，无论“记”，还是“语”，都是古代小说常用的命名方式，表面上看，也都能够概括这类小说的文体特征。但“琐记”一词侧重于成书方式，而“琐语”则强调于内容。两者所强调的方向并不相同，作为熟知小说文体的总纂官纪昀，不可能随意用词，必然经过一番考量。所以也不可能是抄写致误。通过仔细梳理，还能够发现，赵刻本《简明目录》与阁本书前提要均写作“琐记”，而稿本、刻本《总目》提要稿都为“琐语”。此外，笔者还发现国图《总目》稿本《清波杂志》提要中“方回《同江续集》”一句，纂修官用墨笔将“同”改为“桐”。这一修订是正确的，国图抄本《简明目录》采用了正确的写法，但赵怀玉刻本任然如国图《总目》稿本的原稿写成错误的“同”。种种迹象表明，关于国图《总目》稿本与《简明目录》的关系似乎并不像杨氏推测的那么简单。

（二）《简明目录》与《总目》小说家类提要内容的差异

《简明目录》的提要内容总体上体现出删繁就简、言简意赅的风格，删去了《总目》中的考证内容，只保留与书籍基本内容相关的文字，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简明目录》在评价一部书的价值和文体倾向时更加直截了当，而有时候为了追求极简风格，有失之泛泛的弊病。通过比对，我们发现《简明目录》中小说提要基本都是删改《总目》提要而成，兹举《道山清话》提要为例，以见一斑。为了能够清晰的展现《简明目录》和殿本《总目》提要内容的差异，故列表对比如下：

表1 殿本《总目》与《简明目录》中关于《道山清话》提要的比较

《总目》对《道山清话》一书的作者、内容以及历来争议之处均予以详细的介绍和考证，足足七百余字，而《简明目录》只是选取了《总目》中几句话，对该书中几个问题进行了交代，仅九十余字。两相对比，我们就能明显看到《简目》提要的编纂方法事实上并非是颇具匠心的独立拟稿，而是基于《总目》提要的删繁就简。《总目》的纂修耗费了纂修官们大量的精力，又迫于时限，所要考虑的事情颇多，实际上没有精力再去单独编撰一部《简明目录》，于是这种“删繁就简”的方法就成了纂修官们不二的选择。有的时候纂修官们为了文字的精练简洁，对《总目》提要中的评论总结性文字进行概括，使得原本具体而微的评论变成了泛泛而谈。如《耆旧续闻》中《总目》举例论述了书中评论内容之后，总结道“于诗文宗旨，具有渊源。”而《简明目录》则改为“其品评文艺，亦具有渊源。”又如《汉武洞冥记》，《总目》提要通过考证说此书“或六朝人依托为之。”而《简明目录》改为“是犹唐以前之伪书。”对比之后，明显可以发现《总目》提要文字严谨，《简明目录》文字则稍显粗糙泛泛。其各自学术价值不言自明。《简目》“删繁就简”的编纂原则并非一无是处，有时候《简明目录》对于《总目》提要观点的概括十分精要，尤其是对待一部书的文体性质时，则更加直截了当，绝无模棱两可之语。这样的例子在《简明目录》中颇为普遍，如《总目》中《朝野佥载》提要末云：“其书皆纪唐代故事，而於谐噱荒怪，纤悉胪载，未免失於纤碎，故洪迈《容斋随笔》讥其记事琐屑擿裂，且多媟语。然耳目所接，可据者多，故司马光作《通鉴》亦引用之。兼收博采，固未尝无裨於见闻也。”而《简明目录》则直接说道“其书记唐代轶事，多琐屑猥杂，然古来小说之体，大抵如此。”从两篇提要的对比中，能够看出《总目》提要更多的是叙述该书的内容特点和文体特征，语言较为严谨，往往不会对一部书的性质做直截了当的评判。而《简明目录》则恰恰相反，不仅直接指出该书的文体特点，并直言这种特点即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特点。两种风格，难分轩轾。《总目》的严谨客观，显然是代表了乾嘉学术所具有的学术态度，而《简明目录》则清晰明白，直击小说之要害。这种风格在《简明目录》中还有很多例子，如《国史补》评论该书“在唐、宋说部中，最为近正”，《大唐新语》中云“其义例亦全为小说，非史体也。”《因话录》提要末云“在唐人说部之中，颇严正有体例。”《松窗杂录》云“盖小说家言，自古虚实相半也。”等等，都是《总目》提要中没有直说，间接表达的内容，而《简目》在概括之后，做了相当精到的总结。实际上，《简明目录》的概括往往就是《总目》提要背后所隐含的文体观念。

以上所举例的内容大都可以看做是与《总目》提要是一种继承关系。还有一些提要，则是《总目》提要没有的内容，或者是与《总目》提要表述存在明显不同。如《南唐近事》提要后有纂修官的一段案语，说到：“案：偏霸事迹，例入载记。惟此书虽标南唐之名，而非其国记，故入之小说家。盖以书之体例为断，不以书名为断，犹《开元天宝遗事》，不可以入史部也。”《简明目录》把所举《开元天宝遗事》的例子，换成了《明皇杂录》。其实两者在表述纂修官观点时没有太多差异，不知为何改换例子。另如《山居新语》中说到其部分内容有裨于风教。另有部分内容则有助于考证，胜过陶宗仪《辍耕录》，其实提要的结论都是针对具体内容的，而《简目》截取过于精简，泛泛说到“而所记多有关政典，有裨劝诫，则非宗仪所及也。”这里把对不同内容的评论整合到了一起，让人有时候不明其所以然，有时让人读来未免费解。《简明目录》中的《乐郊私语》说到书中“记赵孟坚事，尤失实。”这句话在刻本《总目》中没有相关表述。因为《总目》提要的内容在乾隆四十六年进呈之后至乾隆六十年刊刻时，又进行了十多年的修订，《简明目录》编撰时所采用的《总目》稿本中可能有此句，未可知也。《简明目录》在截取《总目》提要时有时候出现过明显的错误，如《总目》《搜神记》提要云“至于六卷、七卷，全录两《汉书五行志》，司马彪虽在宝前，《续汉书》宝应及见，思绝无连篇抄录一字不更之理，殊为可疑。”《简明目录》则云“其第六、第七卷，乃全抄《续汉书五行志》，一字不更，殆亦出于依托。”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说到“本书卷六凡七十七条，除首一条小序外，其记三代、两汉事者，才六十六条。卷末自建安二十五年，魏武王在洛阳起建始殿以下凡十条，皆三国事。卷七首一条记魏事，以后全为两晋时事。不知三国、两晋之事何缘录入《汉书》，《总目》失检。”此处《简明目录》显然是对上下文意疏于体会而致误的。

四、《简明目录》小说家类的研究价值

《简明目录》由于在刊刻时间上早于浙本、殿本《总目》，所以并没有吸收乾隆四十九之后《总目》修订的成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总目》的副产品，从所收录的提要的内容来看，虽然在编纂思想上较为一致，但没有像《总目》那样有着明确的编纂体例。这对于该书来说无疑是一种缺陷，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简明目录》没有经历之后的对于违碍文字的严格审查，所以才能保留李清、周亮工、吴其贞等提要。这是《简明目录》的重要文献价值。从“小说家类”来看，幸运的是没有被抽撤的提要。而认真阅读“小说家类”提要，我们能够看到，除了内容以外，其与刻本《总目》最大的区别就是突出的文体意识。小说与史家、杂家本来就相互混杂，有时难以分辨，再加上《总目》提要由于受到体例的限制，语言相对严谨，很少对一部书作“盖棺论定”式的评价。所以《总目》提要在评论时，总是保持着一种客观谨慎的学术态度，缺乏一针见血的判断。而《简明目录》却更加直接，常常能一语中的，切中要害。

通过比勘，我们能发现有时候《简明目录》就是将《总目》隐含的意思明确的表达了出来。虽然两种提要风格各有优劣，但如果从四库小说文体研究的角度来看，《简明目录》无疑为我们了解四库小说观念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线索。如《中朝故事》下卷多为神怪之事，《总目》提要叙述了下卷内容的特点，评论说道“然其时去唐未远，故家文献所记，亦往往足征。······与正史分别参观，去讹存是，固未尝不足以参证也。”《总目》很显然是一种学术意义上严谨的态度，但《简明目录》就直接对下卷内容评论道“下卷则杂陈神怪，纯为小说体矣。”在文体作出了明确的判断，纂修官的观念也展露无疑。他如《张氏可书》云“其杂以神怪诙谐，虽不出小说之体，要其大旨，固《东京梦华》之类也。”《归潜志》云“然其体则小说也。”《菽园杂记》云“其杂以诙嘲鄙事，盖小说之体。”等等。此外，少数几篇提要的观点还与《总目》有所差别，如《开元天宝遗事》中说“然小说家言，得诸委巷，不能一一则以必实。”而《总目》说“盖委巷相传，语多失实，仁裕采摭于遗民之口，不能证以国史，是即其失。”在对待小说态度上，《简明目录》显得较为宽容，《总目》却有些失之严苛。

众所周知，《总目》小说家类分为杂事、异闻、琐语三类。事实上，这是《总目》最终的修订成果，并非是纂修之初就已拟定的，而《简明目录》为我们了解小说分类的修订过程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与《总目》分类不同的是，“琐语”类在《简明目录》中题作“琐记”，“琐记”和“琐语”虽然仅有一字之差，但在内涵上却有着细微的差别，“琐记”一词侧重于成书方式，而“琐语”则强调于内容，绝非抄写致误。《简明目录》刊刻于乾隆四十九年，由于其编纂性质，一定程度程度上反映了在此之前《总目》的修订成果。笔者又发现，进呈于乾隆四十六年的文渊阁本和四十九年的文津阁本也同样写作“琐记”。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未见乾隆四十九年之前题作“琐语”者。综上所述，此前学界更多关注于四库小说在子史之间的游移，忽略了小说家类的纂修过程以及具体分类。而“琐记”和“琐语”的不同写法，提示我们四库小说家分类同样经历过复杂的修订过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借助《简明目录》进一步明确四库小说观念，笔者认为有以几点：小说文体具有博杂的特点。此其一；小说的主要内容是逸闻琐语、神仙鬼怪，凡有虚幻不实之事，必属小说。此其二；小说本身亦有雅正和猥杂的层次之分，此其三；制度典章，逸闻琐语皆有时，则按比例归类。此其四；辨证考订也是小说的内容之一，此其五。以上五点既是对于《简明目录》“小说家类”提要的概括，也是四库小说观念的体现。《四库全书》的编纂实际上可以看做是对中国古代学术史的梳理和总结，其部类的设置，以及《总目》提要中蕴含的文体观念，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因此，对四库小说家类的分类、内容、观念等问题的探讨，也是我们了解古代小说文体观念的门径。实际上，四库小说家类是对自《汉志》以降，近两千年的古代小说发展演变的总结。在近二十年的古代小说研究中，学者们不约而同的开始对以往现代文学框架下的小说史研究进行检讨和反思，都意识到中西小说观念有着近乎本质的区别，“以西例律我国小说”是无法探究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特点。于是学者们纷纷呼吁古代小说的研究要回归本土，小说史的书写要还原小说史发展的本来面目。这种类似于“集体呼声”的出现，表明小说史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仔细分析相关学者的观点，则不难发现，学者们在反思西方小说观念给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带来的“危害”时，却似乎忘记了他们自己与之相关的研究，始终都在现代文学体系下进行的，首先还是肯定小说仍然是一种文学文体。而中国古代既没有类似我们今天的文学观念，也没有与今天相同的小说认识。而古代小说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进行文学创作，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小说的创作意识。由于学者们受限于学科划分所带来的僵化的思维模式，所以习惯性的立足于文学，从文学视角出发，去反思古代小说的研究。实际上这是为古代小说研究预设了一个前提，这样的反思自然带有先天的局限性，同样是不彻底的。所以笔者认为，小说史研究仅仅回归本土和历史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回归古代传统的学术体系和子部小说的本质特征。而《简明目录》与《总目》提要为我们研究古代小说文体观念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这是《简明目录》小说家类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的研究价值。通过《简明目录》小说家类的研究，我们能够对古代小说有更加明确的认识：古代小说是子部的一类文献，其篇幅短小，多是作家随笔而记，不以情节、叙事、人物见长。内容非常博杂，并非以志怪为尚。创作上以纪事述闻为主，往往是纂辑旧闻，非由自造。在古代小说的发展中，小说与史家互为影响，而杂史、小说、杂家三者在内容、成书、功能等方面都有相近之处，故而部分作品常于三类中游移。古代小说的范围是以古典目录小说家类著录的作品为代表的一类文献，因古典目录常以四部分类，又可用“子部小说”来代指。这类文献是古代小说的正宗和主流，是小说之正体，自汉至清，被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所遵守。因此，四库总纂官纪昀的小说观念和实践，以及对于《聊斋志异》的评价，都可以看做是维护小说之正体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