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六十二岁那年,在北城步行街口扫落叶。

中午风大,几片塑料袋刚卷起来,身后就有人笑出声。

“哟,这不是顾师傅吗?当年棉纺厂的八级挡车工,现在扫大街了?”

我攥紧扫帚,没回头。

下一秒,一辆黑得发亮的红旗车缓缓停在我面前。

紧接着,第二辆,第三辆,第四辆……

整整十六辆,沿着街边一字排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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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顾长林。

一九九六年之前,我这一辈子最拿得出手的身份,就是北城第三棉纺厂细纱车间的老工人。

那时候,厂里谁家孩子发烧,谁家媳妇临产,谁家机器闹脾气,喊一声“顾师傅”,我基本都能搭把手。不是我多能耐,是我进厂早,手上活熟,脾气也不算差,带过不少徒弟。

我没儿子,只有个闺女,早早嫁去了南边。老伴儿身子弱,常年咳嗽。日子不富裕,但靠着厂里的工资和奖金,也算过得去。

可九六年夏天,厂里还是撑不住了。

原料涨价,订单没了,仓库积着一垛一垛的布,机器倒还在转,人心却先散了。先是停了一条线,后来改成轮休,再后来,厂办门口那块黑板上,贴出了“整体停产、分流安置”的红头通知。

那天整个厂区像被人抽空了气。

女工抱着孩子哭,男工蹲在墙根抽烟,车间主任拿着喇叭喊了半天,让大家去礼堂领遣散费。

我也排在队里。

轮到我时,会计把信封递过来,低声说:“顾师傅,你工龄长,比别人多一点。”

我捏着那只薄薄的信封,手心全是汗。那不是一笔小钱,可也绝不是能让一家人后半辈子躺平的钱。老伴儿看病、家里吃喝、闺女要是有个难处,都得指着它。

我把信封塞进内兜,刚走出礼堂,就听见身后有人叫我。

“师傅……”

声音很轻,像怕惊着人。

我回头一看,是陈小武。

他那年才十九,个子高,瘦得像根竹竿,工装袖口总短一截。进厂不到一年,是我最后一个徒弟。

这孩子命苦。听说五岁没了娘,十岁死了爹,跟着远房舅舅家过,吃一口看一口。后来街道给介绍进厂当学徒,本来以为有口安稳饭,谁知道刚进来,厂子就黄了。

他站在礼堂门口,脸发白,眼圈也红着。

“师傅,我被撵出来了。”

我愣了一下:“什么叫撵出来了?”

他咬着牙,半天才说:“我舅妈说,我现在没工作了,不能再在她家白吃白住。刚才我回去拿铺盖,她把我的东西扔门口了。还说……还说让我别连累他们。”

他脚边扔着个破编织袋,里面塞着两件旧衣服,一双胶鞋,还有一本皱巴巴的操作手册。

我心口猛地一堵。

那天北城下了场闷雨,礼堂门口湿漉漉的,他就那样站着,像一条无家可归的小狗。

我问他:“你手里的遣散费呢?”

他低下头:“学徒工没多少,刚拿到,就被我舅舅抢走了,说这些年养我,算我还债。”

我半天没说话。

人到这份上,谁都难。可偏偏越难的时候,越容易看出一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人。

我把他带回了家。

老伴儿把唯一那碗卧了鸡蛋的面端给他,他一边吃一边掉眼泪,筷子都拿不稳。

夜里,老伴儿躺在床上小声问我:“你是不是动了心思?”

我知道她问的是什么。

我翻了个身,盯着黑漆漆的房梁。

“这孩子要是没人拉一把,真就毁了。”

老伴儿沉默了很久,咳了一阵,才说:“家里就那点钱。”

“我知道。”

“你给了他,咱往后怎么办?”

我喉咙发紧。

可隔壁小屋里,陈小武压着声音咳嗽的动静,一下一下传过来。

我闭上眼,低声说:“人先得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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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我带着陈小武去了厂后街的信用社。

那一路上,他一直跟在我后头,不敢问,不敢抬头。到了柜台前,我把信封里的钱一张张掏出来,推了过去。

柜员抬头看我:“全取?”

“全存到他名下。”

陈小武整个人都僵住了。

“师傅,不行,这不行,我不能要——”

我没让他说下去,按住他的肩膀:“这不是给你乱花的。先租个落脚的地方,再找活路。你还年轻,手也不笨,饿不死。”

他眼泪一下就掉了下来,当着一屋子人的面,扑通给我跪下。

“师傅,我给您磕头。”

我又急又臊,连忙把他拽起来:“男儿膝下有黄金,你给我站直了!”

回家的路上,风吹得人眼睛发酸。

我其实不是没怕过。

那天晚上,老伴儿坐在灯下算账,算着算着就不出声了。煤球要钱,药要钱,米面要钱,冬天还要买棉衣。她把算盘放下,问我:“真不后悔?”

我说:“后悔也晚了。”

她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转身去厨房,把最后半罐咸菜挪出来。

“那就一起熬。”

可人穷了,什么风都往门里灌。

没过几天,我大舅哥赵德发就上门了。

他一进门就闻见药味,皱着眉把门一推:“妹夫,你疯了?我听说你把遣散费全给外人了?”

老伴儿想打圆场:“德发,先坐——”

“我坐什么坐!”他扯着嗓子,“你们自己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还学人当菩萨?那小子跟你有血缘吗?他是给你养老,还是给你送终?”

我放下手里的搪瓷缸:“这是我的钱,我想怎么用怎么用。”

“你的钱?”赵德发气得笑了,“你拿的是一家子的命!你闺女以后要是有事,找谁?你媳妇这病要是犯了,拿什么治?”

他这人嘴硬心冷,从前就爱占便宜。厂里发月饼,他能借着亲戚名头来拿两盒;谁家得点补助,他比当事人还算得快。

他站在院里骂了半天,最后甩下一句:“你就等着老了喝西北风吧。到时候,别怪没人管你。”

这话像根刺,扎在我心里很多年。

陈小武知道后,整个人都慌了,非要把存折还我。

我没接。

“顾师傅,我出去打零工也行,我扛包、卸货、蹬三轮,什么都能干。这个钱我不能碰。”

我盯着他:“真想还我,就拿它当本钱,学门手艺,活出个人样。”

他眼睛红得厉害,点头的时候,下巴都在抖。

后来他真走了。

先是在城南租了个小单间,说跟着一个修电机的老师傅打下手。再后来,说南边机会多,他想出去闯闯。临走前,他买了两斤苹果和一条最便宜的烟,拎到我家门口,站得笔直。

“师傅,我记一辈子。”

我摆摆手:“别说这些。去了外头,吃饱穿暖,别学坏。”

他张了张嘴,像还有很多话,最后只重重点了下头。

那天傍晚,夕阳照在胡同口,我看着他背着包越走越远,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

像送走一个徒弟。

又像送走半个儿子。

人这一辈子,最怕的不是穷,是穷的时候,祸一件接一件来。

陈小武走后第二年,老伴儿病得更重了。

医院查出来是肺上的老毛病,拖得久,得住院。住院费像流水一样往外淌,我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连那台结婚时置办的缝纫机,也让收旧货的拖走了。

闺女那边日子也紧。她婆家嫌她总往娘家跑,话里话外都难听。我不愿拖她,只让她有空回来看看她妈。

老伴儿最终还是没熬过去。

下葬那天下着小雨,坟前泥泞,我一个人蹲了很久。赵德发打着伞站在后头,嘴上说来帮忙,眼睛却一直往我怀里的存折和布包上瞟。

“妹夫,你一个人也不容易。”他语气难得软了一点,“要不,搬来跟我们住?家里有口热饭,总比你自己瞎折腾强。”

我知道他不是真心。

他盯上的,是我那间老房子。

我没答应。

再后来,厂区拆迁,老房子也没了。我分到那点补偿款,刚够在城边租间平房,再加上平时打零工,日子勉强往前挪。

我修过自行车,看过仓库,给饭馆择过菜,冬天铲雪,夏天搬冰棍箱子。只要能挣钱,我都干。

可人老了,力气不如年轻时。五十多岁那会儿,我腰闪了一次,从楼梯上摔下来,歇了小半年。等再去找活,很多地方一看我头发白了,就摆手。

“师傅,不是我们不用你,是你这个岁数,真出了事,担不起。”

最后,是街道环卫站收了我。

工资不高,活脏,但稳当。

我每天凌晨四点半起,冬天手冻得裂口子,夏天背上全是汗。碰上大风天,刚扫干净一片,转眼又落一层。有人心善,会递瓶水;也有人嫌我碍事,垃圾袋直接往地上一扔。

我都忍了。

人活到后头,脸面这东西,很多时候真不如一顿饭实在。

可偏偏有些人,见你落了魄,不踩你两脚,好像就显不出他过得好。

三个月前,我在早市口碰见了赵德发。

他这些年靠着包点小工程,挣了点钱,肚子也跟着发了起来,身上那件夹克拉链都快拉不上。

他盯着我看了半天,故意提高声音:“哎呀,顾长林?你还真扫上街了?”

旁边卖豆浆的、卖煎饼的,都跟着看了过来。

我不想理他,低头扫地。

他却越说越来劲:“我早就说过吧?人不能装大方。你当年把钱给那个小白眼狼,有什么用?人家飞黄腾达了吗?回来认你了吗?”

我手上动作顿了一下。

他像抓到什么把柄,冷笑一声:“你看,你自己都知道。那种没爹没娘的,谁会记恩?你还指望他给你养老?做梦呢。”

我抬起头,声音不大:“说我可以,别说他。”

“哟,还护着呢?”赵德发啧了一声,“顾长林,你就是命贱。把自己的路堵死了,临老了扫大街,还替外人说话。你要当初听我的,把那笔钱留着,现在至于——”

“我说,别说他。”

我这辈子很少跟人硬顶。

可那一刻,我手里的扫帚捏得吱吱响。

赵德发大概没见过我这样,愣了一下,随即更来气:“行,你清高!你有骨气!有本事你就等着他回来接你享福!”

他说完哈哈大笑,提着保温杯走了。

那天早市散了以后,我一个人在路边坐了很久。

风吹过来,卷着烂菜叶和塑料纸。

我想起很多年前,陈小武背着包站在胡同口,回头看我的那个眼神。

其实这些年,我不是没想过他。

想他有没有吃饱,有没有被人欺负,活成什么样了,是不是成了家。

可我从来没后悔过当年的决定。

人帮人,不是为了讨债。

只是夜深的时候,我也会想,如果老伴儿还在,会不会埋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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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以后,北城冷得厉害。

我负责的那条街,新开了一家大酒楼,门口天天车来车往。婚宴、满月酒、公司年会,一拨接一拨。热闹是别人的,我只管把鞭炮纸扫走,把烟头捡干净。

那天中午,酒楼门口办寿宴。

门头挂着红布,门童站成两排,音响里放着热闹曲子。来的人不少,好几辆轿车挤在路边,把人行道都压了一半。

我正弯腰清一堆瓜子壳,突然听见有人喊我名字。

一抬头,竟是厂里当年的副车间主任刘建民。

他年轻时就爱摆架子,后来厂子没了,不知怎么混进了市里一家民企,当了个不大不小的管理。听说这些年过得不错。

他穿着呢子大衣,手上戴着金表,身后跟着几个同事模样的人。

“顾长林,真是你?”

我点了下头:“刘主任。”

“别别别,什么主任不主任。”他嘴上客气,眼神却从我橘红色马甲扫到开裂的胶鞋,嘴角一勾,“你这是……在就业了?”

旁边有人笑:“刘总,您还认识环卫工呢?”

刘建民故意叹了口气:“老同事。以前在厂里,手艺挺好的,可惜啊,人太实在。”

另一个人接话:“实在不是优点,得看用在谁身上。”

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像闲聊,其实句句都往我身上扎。

我不想跟他们掰扯,拿着撮箕往边上让。

谁知酒楼里这时候又走出来一拨人,赵德发也在里头。

他见了我,眼睛一亮,像捡着乐子。

“哎,刘总,你们也认识他?”他一拍大腿,“那可太巧了。这位顾长林,当年可是我们家最有‘义气’的人。”

他把“义气”两个字咬得特别重。

刘建民来了兴致:“怎么说?”

赵德发立刻像说书似的,把我当年把遣散费给徒弟的事,当众抖了出来。说到最后,还故意摊手。

“结果呢?看看现在,自己扫大街。那徒弟别说报恩了,人影都没有。要我说,这世道,心善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门口不少等席的人都停下来看热闹。

有人摇头。

有人偷笑。

还有人低声说:“这也太傻了。”

我的耳朵嗡嗡响,像又回到了当年礼堂外那个闷热的下午。只是那时候我还能扛,现在年纪大了,脸皮再厚,也扛不住被一群人当笑话看。

我正要走,酒楼的领班突然踩着高跟鞋出来,冲我皱眉。

“师傅,你先把这边清一下,贵宾车马上到了。还有,别站门口,影响形象。”

她声音不小,四周都能听见。

赵德发笑得更欢:“听见没?赶紧扫。说不定今天真有大人物来,别挡了人家的路。”

我没吭声,弯下腰,把一地红纸往一起拢。

风一吹,纸屑又散开。

像有意和我作对。

刘建民看着我,摇摇头,假惺惺地说:“顾师傅,不是我说你,人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活成教训。你看看你,现在谁还念你的好?”

我手背上的青筋一点点绷起来。

就在这时,街口忽然安静了一瞬。

先是有人“咦”了一声。

接着,保安对讲机里传来急促的声音:“到了,到了,快清路!”

所有人都下意识转头。

我也跟着抬起头。

远处,一列黑色红旗车正从主路缓缓开过来。

不是一辆。

是一长串。

第一辆车稳稳停在酒楼门口时,领班脸上的笑几乎要绷不住了。

她连忙小跑着迎上去,保安也赶紧把围观的人往两边分。

第二辆,第三辆,第四辆……

车灯一盏盏灭下去,锃亮的车身映着冬日的灰天,压得整条街都安静了。

赵德发最先反应过来,赶紧拽了拽衣摆,低声问刘建民:“这是谁啊?你们请的?”

刘建民也懵了,嘴上却还硬撑:“可能是市里哪位领导,或者大老板。”

他话音刚落,后头几辆车上已经下来一排穿黑西装的人,个个站得笔直,神情肃整,像在等什么。

酒楼门口那点刚才还热闹得不行的笑声,突然全没了。

领班满脸堆笑地迎到最中间那辆车旁边,刚要开口,副驾驶先下来一个年轻男人,伸手把她拦开。

“让一让。”

他说话不重,领班却一下僵住了。

后座车门被人从里头推开。

一只擦得锃亮的黑皮鞋先落了地。

接着,是一截深色大衣的衣摆。

那男人下车时,周围有人下意识屏住了呼吸。

他大概三十多岁,身形高,肩背挺,眉眼冷峻。腕上的表在冬天那点薄光里一闪,就知道不是便宜东西。可不知为什么,他站稳以后,第一眼看的不是酒楼,不是刘建民,也不是赵德发。

而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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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着十几步的距离,他直直望过来,像忽然被什么钉住了。

我愣了一下。

不知怎么的,心口猛地一跳。

那张脸很陌生,又有一点说不出的熟悉。

下一秒,他大步朝我走来。

领班傻了,保安也傻了,围观的人自动往两边退。刚才还拿我取乐的那几个人,全都僵在原地。

赵德发低声嘀咕:“他、他冲谁去的?”

没人回答他。

那男人走得很快,快到最后几步,脚下甚至有点乱。他走到我面前,停住,喉结狠狠滚了一下。

我看着他,手里的扫帚都忘了放下。

他眼圈一点点红了。

像忍了很多年。

又像终于找到了一样东西。

下一秒,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冲我深深弯下腰,声音发颤。

“师傅。”

我脑子“嗡”的一声,整个人停在原地。

他抬起头,眼里已经有了水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