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
摘要：长征期间的遵义会议被誉为是伟大的转折，教员重新回到指挥岗位，挽救了党组挽救了红军。历史评价非常高。不过遵义会议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之前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铺垫才水到渠成的。
长征期间的遵义会议被誉为是伟大的转折，教员重新回到指挥岗位，挽救了党组挽救了红军。历史评价非常高。不过遵义会议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之前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铺垫才水到渠成的。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历经七天血战，红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红军从8.6万人锐减至3万人，减员达到了三分之二。不仅仅是伤亡惨重，而且对于之后的前景普遍感到迷茫，对于博古、李德的指挥极为不满，希望教员重新指挥红军的呼声逐渐出现。
但是从湘江战役到遵义会议，并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而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经过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三次充分铺垫才实现的。
首先是通道会议，是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召开，所以史称通道会议。湘江战役之后，博古、李德坚持继续北上前往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师。但这个战略意图实在是太明显了，所以国民党军方面正在调兵遣将，在红军北上路线上张网以带，如果继续北上，无疑将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因此，“三人团”的另一位成员周恩来就提议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教员的建议。
教员建议放弃原定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转而向国民党军兵力相对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不是教员第一次提出“转兵”的建议，最早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之前就提出了，之后在湘江战役前的道县和文市，又两次提出“转兵”建议，但当时“转兵”的目的地是湘中。直到通道会议前，“转兵”的目的地才根据形势改为贵州。
会议经过正式讨论，多数人同意教员的建议，但博古和李德反对，所以会议最终没有形成决议。虽然没完全统一意见，但教员的建议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的支持，最终虽然未能对战略大方向作出决定，但接受了教员转兵西进的建议。会议结束后的当晚19时3-分，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命令部队攻占黎平，打开进入贵州的通道，改变了进军方向，从北上改为西进，史称“通道转兵”。
接着是黎平会议，是1934年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县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所以史称黎平会议。
12月15日，红军占领黎平，按照之前的计划，还是要向湘西进军。通道会议虽然在行军路线上作了一些调整，决定进军贵州，但并未从战略上、组织领导和政治策略上作根本转变。黎平会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这也是红军长征以来召开的首次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李德因病未参加会议。
与会者激烈争论了红军进军路线的问题，最终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彻底放弃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原定计划。会议结束后，李德看到会议决定译文，非常生气，与周恩来发生了激烈争吵，两人针锋相对，周恩来拍了桌子，把桌上马灯都震起来熄灭了——向来沉稳儒雅的周恩来，这样发火，是非常罕见的。
黎平会议在改变战略方向上起了关键性作用。教员的军事路线得到了采纳和执行，会议结束后，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新决定，中革军委立即转发并要求各军团首长将其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同时立即对部队进行整编。12月19日，中革军委做出《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定的决定》，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黔北地区前进。
最后是猴场会议，是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在贵州瓮安猴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所以史称猴场会议。
猴场会议是为确保黎平会议制定的军事路线能顺利实施，纠正博古、李德的错误影响而召开的。会议通过深入讨论，发展和完善了创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转兵贵州、进军黔北的战略方针，做出了北渡乌江向遵义方向前进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为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的主要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且，猴场会议最重要的是，明确了今后红军重大战略决策，必须要由政治局集体表决，而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由少数两三个人关起门来决定。这其实就已经动摇了博古、李德的指挥权，为下一步剥夺他们的指挥权做好了铺垫。
周恩来后来曾说，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夜。在长征途中，军事路线不仅关系红军的生死存亡，还关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制定正确的战略作战方针是中共领导层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从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再到猴场会议，都是紧紧围绕这个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在思想上、军事上和政治上做出的各项行动与决策，都为遵义会议做了准备，共同构成了遵义会议的前奏。
到了这个节点，遵义会议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关于遵义会议，说的太多了，这里就不多赘述了。只是必须要说明一点，教员在遵义会议上并不是直接一步到位成为党和红军的一把手，他只是重新回到领导核心，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撤销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三人团”，废除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称总书记）；由周恩来、王稼祥和教员组成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行动；周恩来为党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而且很多人并不了解，在遵义会议之后还有两次重要会议。第一次会议是1935年2月初，红军到达云南威信、贵州毕节、四川叙永三地交界处的鸡鸣三省村。2月5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重要会议，所以史称鸡鸣三省会议。会议调整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称总书记），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教员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补充，从组织上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为进一步确立教员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3月4日，中革军委设立前敌总司令部（也称前敌总指挥部），朱德任总司令，教员任政委，这样教员才算有了名正言顺的指挥职位。但仅仅几天之后，由于大多数人都不顾教员的反对，主张进攻打鼓新场的黔军王家烈部，教员大怒，愤然辞职。
紧接着，1935年3月10日至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遵义苟坝召开会议，史称苟坝会议。会议先是讨论红军下一步军事行动，发展为讨论红军下一步战略方针和成立军事领导小组。到会同志一致同意成立由教员、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首，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取代之前猴场会议形成的集体决策领导——直到此时，教员虽然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一把手，但随着之后红军在教员挥下四渡赤水后，强渡乌江，分兵黔东，巧渡金沙江，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教员的威信逐渐确立，进而逐渐成为党和红军的掌舵人。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似乎觉得遵义会议是凭空而来，突然就来了个急转。其实是一系列的会议，才逐渐纠正了博古、李德的错误，通道会议改变了进军方向；黎平会议改变了战略方向；猴场会议确立了正确的战略方向，同时动摇博古、李德的指挥权；再是遵义会议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的指挥权，教员重新进入领导核心；鸡鸣三省会议明确了新的领导核心的分工；苟坝会议成立新的最高核心……这样一步步从错误中扭转了过来。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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