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未成年人是数智原住民，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要如何适应新的媒介生态环境？”6月29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蒋俏蕾指出，近年来，全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领域对社交媒体的关注持续升温，多国密集出台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管控政策，值得关注和系统研究。
当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智媒研究中心发布《全球多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管控研究报告》（下称报告）。报告指出，“封禁”模式相较于精细治理存在诸多局限与风险，应在全球范围内宣介和倡导平衡保护与发展的中国方案。
《全球多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管控研究报告》发布现场。受访者供图
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复杂而多元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议题。蒋俏蕾介绍，报告通过对超1300份系统综述类文献进行计量研究，发现关于社交媒体使用对未成年人影响的研究广泛且多元，社交媒体禁令从学理基础上缺乏有力支撑。
报告数据显示，社交媒体使用与未成年人负向心理症状之间的相关系数低，且研究中存在发表偏倚和方法局限。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方向高度依赖于使用方式、使用动机和个体差异，与社会文化语境密切相关，简单的“有害论”或“有益论”均难以全面概括其复杂效应。
报告显示，从各国立法实践来看，未成年人社媒管控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一种是“禁令＋家长同意”模式，代表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第二种是“设计准则＋风险评估”，代表国家或地区包括英国、欧盟。第三种为“年龄分级＋风险分级”，代表国家包括德国、印度尼西亚、法国相关立法探索。
报告指出，年龄验证是禁令型政策能否落地的技术前提，各国取舍呈现出一条矛盾主线：年龄验证越严格，往往越侵犯隐私；越保护隐私，其年龄验证越容易被绕过。目前，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同时做到完全准确、完全尊重隐私、低成本且没有偏见。
报告通过政策比较研究，分析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管控模式的差异及其深层原因。不同管控模式差异的底层原因在于产业发展、治理能力与政治因素的多重博弈。本土数字产业发达的国家倾向于温和或碎片化的监管，而外资平台主导的国家则倾向于强硬禁令。数字治理能力落后等因素进一步强化了“一刀切”倾向。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蒋俏蕾在研讨会上发言。受访者供图
“封禁式”治理有风险，国际治理趋势转向精细化
报告指出，社媒禁令是“封禁式”治理模式的一种典型案例，通过学理基础分析、政策比较分析、治理现状检视分析，发现无论是禁令还是其他的“封禁式”治理都无法有效解决实质问题，还会带来衍生风险。
以澳大利亚为例，报告研究发现，媒体态度表现出“澳大利亚本土媒体相对支持、国际媒体总体审慎、实施阶段批评上升”的特征。与此同时，与社媒禁令有关的网络舆论呈现出“消极主导、观望增加”的状态。
报告显示的不同阶段媒体报道立场变化数据图表。受访者供图
报告在澳大利亚发放并回收1000份有效问卷后发现，86.7%受访者知道禁令，但仅39.2%清楚具体内容，仅27.5%能准确选出全部核心规定。家长支持率64.4%，未成年人反对率70.5%，教育工作者支持率为48%。仅18.5%的受访者认为禁令效果“好”或“非常好”，76.9%认为需升级年龄验证技术。
澳大利亚问卷调查显示的家长和未成年人群体对于社媒禁令的支持度数据。受访者供图
报告指出，澳大利亚公众对禁令内容的深度认知不足，规避禁令现象较为普遍，公众普遍认为禁令未达预期效果，对执行效果整体评价偏低。
报告显示的澳大利亚公众对禁令内容的认知度数据。受访者供图
报告强调，应警惕将复杂治理问题简单化为单一年龄的准入问题。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风险并非仅由“是否接入平台”决定，而是与平台功能设计、算法推荐机制、内容生态、商业诱导、同伴互动、家长陪伴、学校教育等多重因素交织相关。
报告指出，我国已形成相对完整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基础，包括未成年人模式、防沉迷机制、平台实名制、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政策优化的重点显然不是简单复制最低年龄禁令，而是在既有制度框架内提升治理精度和执行效能。可以构建以“年龄分级”和“平台风险等级”为两个维度的分级管控措施，以最小化收集、用后即焚为原则设计分层验证方案。
“我们需要前瞻性思考，怎么一方面从粗放走向精细治理，另外一方面多方协调提升数智原住民的媒介素养。”蒋俏蕾认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让未成年人“远离网络”，而是让他们拥有在数字世界中自主、安全、有尊严地成长的能力。
新京报记者 冯琪
编辑 缪晨霞 校对 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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