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年前，吕日周走马上任，成为长治市一把手，那一年，他 55岁。
那么，吕日周为什么一直到55 岁，才有机会重新回到那个本属于他的正治舞台？当时的长治出了什么问题，必须由他去主持工作？
55岁才出任长治市委书记，是他此前的改革经历、特殊的从政波折和地方人事调整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熟悉山西吏治的人都知道，吕日周仕途坎坷。
他少有文才，24 岁从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不知为什么，竟然被分到大同齿轮厂当锻工。
在工厂锻炼了2年之后，70 年代初期，他又被调到广灵县的一个大队当书记。
很多亲友感到迷惑：好端端一个大学生，怎么仕途一再往低走？
实际上， 当时吕日周被调到了雁北地委农工部当干事。那时农工部的核心工作就是对接基层农村，所以安排一些年轻干部下沉到大队担任书记，是当时农口系统锻炼干部、推进农村工作的常规部署。
吕日周对此并没有怨言，他他出身农村、早年就熟悉农事生产，有较强的基层适应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完全适配大队书记的岗位要求。
再加上当时的干部选拔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安排有文化的年轻机关干部下沉到生产一线任职，是那个年代培养基层干部的普遍做法，也为他后续长期深耕农村工作积累了扎实的一线经验。
只不过，他在农工部的时间太长了，一直持续了 8 年多，才到 1978 年，才彻底离开村子，到省委农工部政策研究室当干事。
之后又在太原沉寂了 4 年多，整天待在办公室，眼见韶华消逝，却无力施展满腔的理想与抱负。
时机出现在1983年9月，38岁的吕日周终于等来了大展宏图的机遇： 他被派到原平县当书记。
这一调动，属于破例。
人口少、贫困的原平县，是当时山西省唯一的改革试点县。
吕日周能够被破格安排到原平县开展工作，提现了山西与整个中国当时的改革节奏的配合。估计这其中唯一的理由，就是吕日周长期扎根农村，了解基层。
吕日周到了原平，创造性地发展了一种崭新的城乡经济组织形式，即风靡一时的“政府搭台，群众唱戏”。具体来说，就是由政府搭建流通、技术、政策服务平台，放手让群众自主搞生产经营。
这种模式，打破了当时计划经济的体制束缚，鼓励群众自主创业、发展各类非农产业，在短时间内使得原平的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数量短时间内大幅增长，形成了全民参与经济建设的活跃氛围，为后续县域民营经济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
仅仅用了三年时间，他就使穷困的原平县“咸鱼翻身”，财政收入相当于周边的12个县的总和。该县的工业利税更是超过当时的忻州地区其余13个县市的总和，彻底扭转了本县经济落后的局面。
原平的改革探索成为80年代全国县域改革的标志性样本，吕日周的“原平经验”得到北京的认可，被全国各地广泛借鉴推广。
他本人也因此一炮走红。
作家柯云路根据吕日周的基层改革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新星》，其中的主角李向南，就是以吕日周为原型的。
吕日周成为当时全国知名的改革派代表人物，他在1985年的年底升任忻州地委委员。四年后成为朔州市长。
这一年，他45 岁。争议和非议随之而来。
实际上，早在原平时，由于吕日周的举措过于超前，打破了当时计划经济下的诸多利益边界，触动了一些固有势力的利益，长期遭遇争议与调查。他先后6次被长达500多天的调查，开创了新时代贵圈的先例。
最终没有查出他的违纪问题，也没有任何贪污受贿。但那些人仍然不肯罢休，给他贴上了“有争议”“官瘾大”的标签，导致他的仕途上升通道被长期限制。
到了朔州之后，这种刁难和非议变本加厉。
1989年一上任，吕日周就在朔州大刀阔斧推行“小正府、大社会”改革，精简机构、压缩冗余行政人员，把原本由正府包揽的大量事务推向社会，大幅缩减了正府的权力边界，直接触动了不少既得利益群体的切身利益，引发了强烈的内部争议。
他还在任内强力推进“十大治市方略”，为推进城建工作，他带领民兵直接拆除违章建筑“钉子户”；他亲自帮当地国营鞋厂卖鞋、为乡村民办教师催发工资.......
这种打破常规的行事方式，既让朔州当年工业产值、利润增速位列全省12地市之首，也让他与当地保守势力的矛盾彻底激化。他们普遍认为这种极具突破性的改革模式，在80年代末的山西显得过于激进，大量反对声音向上传递，对吕日周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
结局就是他仅担任了8个月的朔州市长，就被突然调任山西省体改委，在这个非实权岗位上度过了整整十年的“沉寂期”。
市长当了仅8个月，他就被调到山西省体改委当主任，妥妥的“虚职”。
接下来的整整10年中，他只能通过写调研报告、剖析山西改革积弊，来表达施政想法，却一直没有机会主政地方。
没有人能够理解这十年间吕日周内心的苦楚与无奈，之前的风光，与今日的落寞之间巨大的落差，足以让普通人彻底摆烂躺平。
漫长的十年间，吕日周累计写下50多万字的山西省情分析系列文章，出版了18本、总计500余万字的相关著作，为当地的体制改革积累了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虽然吕日周没有倒下，一直在苦撑，可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就要这样混到退休？
那将是他一生的遗憾。
一晃，他都 55 岁了，两鬓斑白，终于等来上级的重新启用。
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山西省委班子的调整，给他带来了复出的契机。
1999年下半年，山西省主要领导班子完成调整，新的主政者希望通过启用有改革经验的干部，带动长治这个当时多项经济指标全省倒数的内陆城市破局，55岁、拥有丰富基层改革经验的吕日周，最终重新回到决策圈。
主政长治的机会，也成为他官员生涯中最后一次主政地方的机遇。
吕日周在长治干了三年，主要针对当地经济落后、干部作风涣散的现状，推出了一系列覆盖政务、民生、经济的突破性举措。
他整顿作风，专治当地官场“懒、散、软、拖”等八大顽症。
他以身作则，常年骑自行车，轻车简从下乡调研，被群众称为“自行车书记”。
他带动全市干部主动下沉一线，扭转了此前“隔着玻璃看、坐着车子转”的官僚习气。
他发挥舆论监督的力量，力主推行“媒体治市”在《长治日报》头版点名批评履职不力的副市长，将所有公职人员全部纳入监督范围。
他下令拆除机关大院的围墙，要把长治建成全国第一个没有围墙、没有护栏的城市，全面打破机关和群众之间的物理与心理隔阂。
在民生与城市建设方面，他开展“教育翻身战”，推动全市学校危房改造落地；大幅提升城市绿化水平，同时实现“好路村村通”，改善农村出行条件。
这些举措，极大地激活地方经济。他扶持民营经济发展，通过优化营商环境，让长治富裕了起来。
三年后，他因为年龄问题卸任。退休后仍然持续研究改革创新，市场经济等等，担任中国民生研究院等多家研究机构的高级顾问。
可以说，为了民生，吕日周殚精竭虑，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
只可惜，这样的好官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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