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2岁的周素园辞去副主席时，毛主席建议他只需坐着带头就好，这是什么情况？
1951年9月的北京夜里带着桂花香，72岁的周素园拄杖步入灯光柔和的西长廊，袖中揣着一封写满细细小楷的信——那是他的辞呈。灯影摇晃，他的背脊却仍挺直。
许多人不知道，这位头发花白的老先生，十五年前在贵州毕节面对红六军团的号角时，做了截然不同于同僚的选择。1936年2月，枪声逼近，乡绅们纷纷外逃，他却把一箱《资本论》藏进柴垛，坚持给逃难的乡民讲“救国不靠洋枪，靠自己觉悟”。王震闻讯，专程登门，谈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时，王震起身：“先生，愿意并肩吗？”周素园摘下老花镜，淡淡回答：“倘若信得过，我便留下。”
留下的代价不小。腿脚本就浮肿的他，被临时推上“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的位置，要骑马巡乡、动员乡勇。他常自嘲：“文人办武事，像纸扇去劈柴。”可一番奔走，单毕节就凑出两千余名新兵，还凑了大批粮秣。这个成绩，让红军在苗岭山道里多了一口喘息。
长征胜利抵达延安后，他却没歇脚。1937年，日军压境，延安缺盐缺药。周素园南下重庆、昆明，三个月筹来四万银元与药品。他在旅店足肿得厉害，只能靠冷水泡脚。朋友劝他：“别拼了，命要紧。”他摆手：“抗日得钱，命才值钱。”返延安那天，毛泽东亲自接见，递过一碗热茶，“老周，劳苦功高，但可别累垮身子。”一句体己话，比夸奖更让他动容。
1949年，贵州解放消息传来，这位离乡十余年的老人写下电文：“岁暮天寒，黎庶破晓，欣闻桑梓重归人民，愿尽余生灯火。”翌年，他被推举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开会需日夜兼程，他却常在车厢里写笔记，研究少数民族习俗，以备政务之需。
时间回到那封辞呈。连月奔波令他的肾疾愈发严重，药碗排在床头像一排小兵。省里劝他留任，他摇头：“副主席坐办公室少说也要跑基层，腿不听话了，误事。”全国政协会议间隙，他递上辞呈。毛泽东看完，抬头问：“坐在主席台，你还能行吗？”“能坐。”“那就坐着带头吧，民意还是需要你。”两句话，厅里一阵轻笑。
虽然“坐在那里”，也可发光。1952年，周素园调任贵州省文史馆，挑起了一个新担子：搜集散佚的苗、侗、彝等族文书，整理辛亥以来的史料。馆里年轻人回忆，他总第一个到，翻阅灰尘厚重的族谱、碑拓，遇到典籍残页，亲手用米浆细细粘补。有人问他图什么，他指着窗外说：“没了这些本子，山里的孩子哪知道自己从哪来？”
文史馆的灯光常亮到深夜。几摞磨破边的《史通》《资治通鉴》，铺满他的小屋。1954年，他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却常以身体抱恙推辞外出，省下精力写《黔中辛亥纪事》《苗疆沿革考》。书稿一卷卷寄往北京，毛泽东在批示上写：“此类工作，不亚于万里长征。”
1958年1月的贵阳，寒潮密雨。周素园因肺炎住进省医院，弥留前仍嘱托弟子：“后来者记得，多查档案，少凭传说。”2月1日清晨，他悄然停笔，享年78岁。噩耗传至北京，中央在讣告里用了八个字——“嘉言懋绩，彪炳黔域”。贵阳松柏坡下，师生在细雨中埋葬了他的骨灰，随葬的只有一支旧钢笔和半本被汗水浸黄的《共产党宣言》。
在贵州人家的客厅里，至今还能见到那本由省文史馆刻印的小册子《苗岭古歌选》。扉页上印着一行端正小字：“为将者有疆土，为史者守精神——周素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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