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①爱新觉罗·溥仪著《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
②李玉琴著《我做
皇娘的日子》,收录于《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50年),第十七条
④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档案,溥仪与李玉琴离婚案原始卷宗(1957年)
⑤《长春文史资料》相关辑录,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57年2月4日,辽宁抚顺,一场罕见的大雪压着整座城市。

抚顺市河北区人民法院的办公室里,院长李国章正伏案翻着卷宗,窗外的积雪把光线衬得格外白亮。

门被敲了两下,推开来一个女人,穿深蓝色棉绒衣,眉眼清秀,步子沉稳,进门先做自我介绍——"我叫李玉琴,来自长春,来办离婚。"

李国章头也没抬,顺口问了句:"和谁离婚?"

女人停了一秒,平静地答:"爱新觉罗·溥仪。"

咣当一声,钢笔落在桌上。李国章抬起头,在这张并不陌生又难以置信的年轻面孔上打量了好几秒,愣在那里,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法院第一次收到涉及"末代皇帝"的离婚诉状。

原告是一个28岁的图书馆管理员,手持长春市图书馆出具、盖有公章的介绍信,被告是正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爱新觉罗·溥仪。

而这一切的起点,是两个月前——1956年12月底,抚顺战犯管理所一间临时腾出的小屋子里,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以及天亮之后,这个女人红肿着眼睛对管理干部说出的那四个字。

那四个字说出来,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了很久,没有一个人先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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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5岁入宫,一张照片断送了少女的余生】

李玉琴1928年7月15日生于长春郊区,祖籍山东即墨,父亲叫李万财,在餐馆跑堂维持生计。

家里孩子多,她在兄弟姐妹里排行最末。

7岁那年全家搬进长春城里,住在贫民区,有时候揭不开锅,靠着附近粥厂的施舍熬过难关。

1942年,李玉琴考进了伪满新京南岭女子优级学校。

这对李家来说是一件大事——几个孩子里,头一个念到中学的。

她自己也争气,功课扎实,性格活泼,按那个年代长辈的话说,是个"将来能有出息的孩子"。

然而命运的拐点,从不提前打招呼。

1942年8月,溥仪最宠爱的妃子谭玉龄突然病逝,年仅22岁。

谭玉龄是满族贵族出身,1937年以17岁之龄入宫,溥仪对她感情甚深,数千张宫廷旧照里,谭玉龄的面孔出现了三十多次,而皇后婉容只有寥寥八张。

谭玉龄去世,对溥仪的打击极大,他追封她为"明贤贵妃",极尽哀荣,悲恸了很长一段时间。

日本关东军中将参谋吉冈安直趁机又来催促,说溥仪应该续娶,还带来一批日本女性的照片让他相看。

溥仪以"谭玉龄尸骨未寒"为由拒绝了日本女子,转而表示要在伪满境内的汉族女学生里另行选择。

日本人松了口,选妃的事就此启动。

1943年初,学校里出现了日本教官,拍下了一批女学生的照片,连同伪满其他学校的照片,合共六十余张,一并送进了伪宫,等溥仪翻看。

溥仪在一堆照片里扫了一圈,手指停在一张上面——一个眼神清澈、面容清秀、看上去天真单纯的少女。

那是李玉琴,刚刚满15岁,在学校里念书念得正起劲。

年龄小、出身平、没有任何根底——在溥仪看来,这些反而是他需要的。

他需要一个好掌控、好驯服、不会和日本人有任何勾连的女孩。

日本人来到李家,对父亲李万财说,皇帝选中了你家女儿"入宫读书"。

父亲一见日本人进门,脸就白了,哪敢多说什么,只连连点头。

李玉琴自己心里以为是去学习的,收拾了几件衣物跟着走了。

进了伪宫,才知道根本不是念书那回事。

入宫一个多月后,册封仪式举行。溥仪看着站在面前这个胖乎乎、懵懵懂懂的少女,说了一句:"以后遇到什么不吉利的事情,用你的福就可以克住了。"

"福贵人"——这是她从此的名字,也是她从此的笼子。

进宫头几天,溥仪让人取来一张手抄的规矩,足足二十一条,要李玉琴当场默读、亲手抄写,在佛像前立誓,誓毕将誓书烧掉。

那些条文的核心,可以归结成几个意思:必须无条件顺从溥仪,不许回娘家,不许私蓄一分钱,不许打听外事,不许愁眉苦脸,必须终身侍奉溥仪一人。

还有一条,格外冷,也格外奇怪:不许同宿。

这一条,李玉琴当时不太懂,只当是宫里的规矩,忍着,没敢追问。

宫里的日子,吃穿不愁,却未必比外头的日子好过。

溥仪高兴时让她唱歌、做体操哄他开心;不高兴时就斥责她,甚至拿笤帚打她,发完脾气还要搬出"二十一条"——不许愁眉苦脸,强迫她破涕为笑。

她形容自己在宫里的状态,是"像被锁在玻璃柜里"——外面的人看得见她,她看得见外面,就是出不去,碰不到任何真实的东西。

宫女们私下里管"福贵人"叫"摆设"。

这段日子撑了不到两年半。

1931年,妃子文绣出走天津,向法院起诉溥仪离婚,

这件事当年在天津闹得沸沸扬扬,报纸争相刊登,溥仪颜面大损。那场离婚被时人称为"刀妃革命"。

可那时候的李玉琴,才三岁。

她什么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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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伪满崩塌,一声炮响把她从梦里打醒】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炮声打进了长春城。伪满洲国覆灭得猝不及防,溥仪召集随从,仓皇向通化市临江县大栗子沟撤退。

走之前,他对李玉琴说了一句:"放心,过几天火车来接你去日本和我合。"

17岁的李玉琴信了。

溥仪到达大栗子沟待了几天,随即登上飞机,准备经沈阳飞往日本。

飞机落在沈阳,被苏联红军截住,当场俘虏,押往苏联,一关就是五年。

那句"火车来接你",成了这辈子最轻巧也最沉重的一个谎。

李玉琴等在大栗子沟,等着等着,等到昭和天皇的投降广播从收音机里传出来,才明白——自己被扔下了,彻底被扔下了。

1945年12月,临江县城解放,李玉琴辗转跟着部队去了通化。

1946年初,她回到了长春娘家。

为了能顺利返家,她在部队要求下写下了一份与溥仪脱离关系的声明,据她后来说,那份声明是被迫写的,她当时并不认可,只是为了回家没有别的法子。

回到娘家没多久,家里人觉得她的身份太敏感,把她送去了天津,投奔溥仪的族兄溥修。

溥修是个死守旧时代的人,对李玉琴的态度不是体恤,是差遣——做饭、洗衣、带孩子、给人跑腿,干不完的活。

她提出要出去工作,溥修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扔回来,把路堵死了。

后来溥修搬去北京,她跟着一路迁徙,靠给人织毛衣、缝衣裳换点散碎钱,就这样将就着撑过了好几年。

连手纸,溥修都不给她用。

李玉琴后来和溥仪重逢后,曾把在溥修家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说给溥仪听,溥仪沉默了很久,只低声说了句"委屈你了",说完就把话岔开了。

1953年,李玉琴终于彻底脱开了溥修那地方,回到长春,第一次真正靠自己挣饭吃。

她找过工作,参加过扫盲班,一点点把日子重新拢起来。那些年她四处打探溥仪的下落,却始终没有消息。

与溥仪分开后,她的身份像影子一样甩不掉——往单位里一站,有人就侧目,说这是前皇妃,背后议论的什么话都有,没几个是好话。

"福贵人"这四个字,在新时代里不是荣耀,是包袱,压着她哪儿都不好使。

这一沉,沉了将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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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后的一封信,把她从长春拉到了抚顺】

1955年,抚顺战犯管理所恢复了在押人员与家属通信的权利。

管理所工作人员帮溥仪联系上了李玉琴的地址,溥仪提笔写了一封信,辗转送到了长春李玉琴手里。

信里说,想念你,这些年对你多有亏欠,你一切都好吗。

李玉琴那时候27岁,在长春还没有落定工作,生活还在青黄不接的当口。

她捧着那封信看了很久,心里翻的是什么,外人不得而知。

但那年,她向大姐夫借了路费,买了火车票,第一次坐车从长春去抚顺,走进了战犯管理所。

两人分开已经整整十年。

第一次见面,是在管理所的接待室里,两人隔着一张桌子坐着,管理干部在旁边陪着。

溥仪比李玉琴记忆里的模样老了太多,头发稀白,腰背微弓,戴着黑框眼镜,穿一身蓝布囚服,见了她,先开口的是一句久别重逢之语,还是一句感谢政府的表态,史料里有不同记录,但大意是——他在这里改造得很好,党和政府对他关怀备至。

李玉琴在原地坐着,没有接这话。她把带来的布鞋和糖果推过桌子,什么都没说。

两人之间有什么,也有什么缺着。

探视结束,她坐火车回了长春。

没过多久,又来了,带着自己缝的棉袜和毛衣。

前后几次探视,每次见面,溥仪说的还是改造进展、学习心得,有时候也问她生活怎么样,但话头总是说不深,也没有追问她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

有一次李玉琴把在溥修家的苦楚数落出来,溥仪听了半晌,才低声说了句"委屈你了",紧接着又把话岔开了。

1956年6月,李玉琴被安排在长春市图书馆正式工作,总算有了一份稳定的营生。

可"皇妃"的身份照旧是个挂在脖子上的东西——参考部的同事推举她做先进,材料都写好了,上面一审,因为这层身份,评选资格当场被撤销。

她什么都没说,把这件事咽下去了。

那年12月,也就是1956年12月中旬,李玉琴再次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

这一次,她一进门就问了管理所干部几个问题——溥仪什么时候能出来?出来之后政府打算怎么安排他?

干部们无权作答,那些都不是他们能说的事。

答不上来,李玉琴去见了溥仪。见面没说几句,她开门见山:

"你对我不错,但咱们年纪差得多,这些年又隔得远,我想来想去,还是离了比较好。"

溥仪没料到,愣了一会儿,说:"咱们感情不是很好嘛,为什么……"

李玉琴说:"我想好了,只好这么着了。"

管理所的干部得知这个消息,立刻逐级上报。

这件事沿着汇报的链条一级一级往上走,最终到了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案头。

罗瑞卿迅速作出批示:溥仪的婚姻问题不只是私事,直接关系到改造大局,可以破例让两人在所内同住一夜,让李玉琴感受到夫妻之情,尽量挽住这段婚姻。

这是抚顺战犯管理所前所未有的特例。在押战犯里,从未有任何人得到过这样的安排。

管理所从附近旅馆借来两床被褥,腾出一间干净的小屋,备了一桌热菜,把两个人安置在一起。

干部们事先嘱咐了溥仪,让他好好珍惜这个机会,让李玉琴感受到夫妻之间真实的情意。

那一夜门从外面带上,屋子里只剩下两个人。

那一夜发生了什么,史料里只留下了一句话——"李玉琴几乎哭了一个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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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那一夜,她哭到天亮——第二天的那四个字,管理所所有人都没想到】

那间小屋不大,借来的两床被褥铺在木板床上,桌上放着两碗热菜,窗外是冬日的抚顺,夜色很深,什么声音都传不进来。

管理所腾出这间房,备好这桌菜,用心是看得出来的。

罗瑞卿的批示写得明白,这一夜的目的,是挽救这段婚姻。

溥仪的改造已经进行到关键阶段,婚姻若能维系,对改造有正面意义;若就此散了,牵连的事情不少,甚至会影响其他在押人员的改造情绪。

所里的干部事先嘱咐了溥仪,让他好好利用这个不同寻常的机会。

然而门合上之后,屋子里发生了什么,除了他们两个人,无人知道全部。

这一夜的记录,史料里只剩一句话——"李玉琴几乎哭了一个晚上。"

她为什么哭?哭的究竟是什么?

多年之后,有人问起那一夜,她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

可是有一件事,在那一夜之后,再也瞒不住了——

一个藏了十一年、从未有人对李玉琴说破的秘密,在那间小屋里,以最直接的方式落到了她面前。

是什么秘密,她是如何知晓的,那一夜两个人之间说了什么、发生了什么,每一种细节,历史都没有留下完整的文字。

但所有知道溥仪的人都清楚的那一件事,是这世上偏偏没有人告诉过李玉琴的——那件事在那一夜里,终于以无可回避的方式,在她眼前显形了。

她哭了整整一夜。

那哭声里装着什么——是在那小屋里恍然大悟的震惊,是十一年等待烧成灰的委屈,还是某种尘埃落定后绝望的平静——没有人说得清楚,也没有人能从她嘴里问出来。

天亮了,冬日的早晨来得很迟,抚顺的天空还是灰白色的,像一块压低的铁板。

李玉琴梳洗完,眼睛是红肿的,泪痕还挂在脸上,还没有干透。

她走出那间屋子,步子是稳的,像是在某一刻把某样东西永远放下了,又像是在某一刻终于把某样东西攥紧了再也不松手。

她找到管理干部,站在那里,神情不激动,声音也不高,说出了那四个字。

那四个字说出来,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很久没人先开口。

谁也没有想到,管理所费尽心力、甚至惊动了公安部长才拿到批示的这一夜,换来的竟是这样一个答案——

那四个字,和所有人预料的,完全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