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梵蒂冈展出一幅题为《年轻的中国传教士》的油画复制品，画中一个青年人，身穿中式长衫，眼神坚定，逆风而行，背后是千里江山，风起云涌。
事实上，这是刘春华在1967年创作的名画——《毛主席去安源》。
《毛主席去安源》
信仰的力量溢出画面，造成了教廷的误会。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学者陈晋在其著作中对此事评论道：“毛泽东带去的不是上帝的福音，而是穷人的真理。”
共产党人的确是有信仰的，建党105周年了，信仰从未衰减，甚至越发重要。社会主义现代化近在眼前，民族复兴和文明复兴也已无限接近，我们需要思考：共产党人的信仰，和中国人的理想，如何能再造中国，再造文明？
中国精英的信仰
1821年，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说：“从本质上来讲，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它不断重复着王朝的覆灭更迭，其过程中整个国家没有任何进步。”
这一武断的结论后来主导了西方世界对中国200年的偏见，西方现代以来对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认识，误入歧途。
且不论中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物质文明持续突破，只看“不断重复着王朝的覆灭更迭”这一点，它也正是国家进步的表现。秦朝开启大一统先声，陈胜吴广起义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平等主义口号，汉朝塑造大一统传统，奠定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体系。从此以后，在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民本是历史进化的价值指引，大一统是价值扩展的历史机制。民本主义，是看似重复的历史震荡所围绕的中轴。
《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剧照
民本主义理念的建立，早于秦朝。
周朝以前，商、夏以及尧舜禹圣王时期，中国基本上可以视为一个以宗教为中轴前行的文明。牧野一战，商周递嬗，周朝建立了全新的天命观：“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政治理性从此确立，政权的合法性，从君权神授，转变为道德权力观，政权之合法与否，关键在于其道德性。而政权是否道德，由老百姓说了算，“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孔子对这一基本的政治逻辑进行了哲学抽象。他把德（天命），从一时一地对政治的要求，转变为每时每刻对人的要求（仁）。君子以仁为依归，哪怕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你一个人，也要坚持知与行的道德性。明朝的张居正总结得尤为精辟：“夫幽兰之生空谷,非历遐绝景者,莫得而采之,而幽兰不以无采而减其臭。”
孔子对周礼所进行的哲学抽象的历史意义在于，让道德内在于人，让文明性格不因朝代更迭而改易。仁政是人性要求，如果政治不符合仁政的规范，那么精英可以逃离，百姓可以造反。其后孟子、荀子进一步论证了民本思想。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孔子像 / 图源：pexels
其后中国历代知识精英，都是以此为人生信仰。学而优则仕，仕的目的，是维护“道统”，“修己以安人”，实践民本主义，服务天下苍生。
《礼记·礼运》记载的孔子的理想，就是历代士人的理想，也是中国人共同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
这就是传统中国精英的信仰。
致命新“蛮夷”
此后中国历史，政治始终围绕着民本主义这一信仰中轴震荡，就像价值规律，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一样。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汀阳先生提出了中国历史进化的“漩涡模式”，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有很强的解析力。“中国”是一个神性的概念，如能占据中原，建立政权，就意味着上承“天命”，下孚民心，天然具有了政权的合法性。所以历朝历代，数不清的外围少数民族，受此吸引加入“逐鹿中原”的混战，每一次都把自身融化在同一个文明之中。
中原文明从来没有侵略性，秦朝开始修筑的长城，表现出来的是防御性。但在历史上，外围族群的进攻，是一次次自动跳进“熔炉”的行动，最后都表现为“自带干粮”加入中华文明的大家庭，使得疆域不断扩展，文明不断吸纳新的元素，每一个阶段都焕发新的生机。
于是，黑格尔所看到的“不断重复着王朝的覆灭更迭”，恰好就是文明扩展、历史进步的过程，也是在一种普遍的价值原则指引下的有目的的演进过程。这一普遍的价值原则，就是儒家理想主义。中国知识精英从来不恐惧王朝更迭，儒家天命观其实就是关于王朝更迭的内在动力机制的学说。他们在意的是“道统”，也就是文明的理想和方向。
黑格尔
不能否认，宋以后，由于自认为继承“道统”的王朝自身疆域的收缩、能力的下降，中华文明精神原有的阔大气象逐步收敛了。宋朝在剧烈的政权竞争中把“道统”解释为一家一姓的天命，明朝放弃了向海拓展的雄心，清朝更进一步闭关锁国，把儒家思想玩弄成一种固定主仆关系的哲学，在遭遇西方之前，文明的危机已经在逐步深化。1840年英国以武力撞破门户，只是文明危机的显性化。
中华文明数千年来总是能够消融、内化外部文化，促成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外围和中原之间往往是一种“触电”关系，蛮夷，只是尚未“触电”的待开化者。但在近代，中国碰上的“蛮夷”，不再是历史上熟悉的样子。正如蒋廷黻所说：“到了19世纪，来和我们找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
西方世界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家是资本家的代言人，而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资本表现为人性（道德性）离开了驾驶舱之后，动物性的自主运动。它对任何基于人性的理念都没有兴趣。政治和资本完全混合一体，多个版本的“东印度公司”，和被资本家劫持的所谓代议制民主，基本精神都是一言以蔽之：物欲。
时局图
鸦片战争是资本为了增殖无所不用其极的结果，军事科技和产业前沿能力，摧毁一切障碍。资本家们没有什么理想主义，对道德毫不在意，也不是什么“自带干粮的蛮夷”——后来他们甚至不允许清朝政府在正式场合使用“夷”这一字眼。
他们只想叫你跪下，成为仆从，消灭主体性；成为工具，无限制地贡献利润。
信仰之崩溃
1840年以后，中国的反抗，既是儒家的反抗，也是儒家对自我的反抗，这是一个在“反抗—失败—反思”的循环中一步步自我否定的过程。
洋务运动，向来鄙薄“器物”的儒家接受了“器物至上”的观念，“师夷长技以制夷”；戊戌变法，儒家理想主义在制度层面展开了深入的自我怀疑；辛亥革命，则是中国精英自觉终结了儒家作为意识形态正统的地位。
从1840年到五四运动，是中华文明从未经历过的严酷拷问时期。人们逐渐感觉到，似乎本源就是错的。人性面对动物性无能为力，民本主义面对资本权力毫无抵抗力，道德面对枪炮根本无法招架，中华文化所排斥的物欲主导，似乎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
中国人有很多抵抗行动，最后都成为悲怆的历史背影。比如虎门水域的铁链横江、火船冲锋；比如在鸦片战争中手持长杆近身肉搏，因为人们相信英国人没有膝关节，扫倒在地就再也爬不起来；比如义和团运动中，拳民们高喊着“刀枪不入”，用血肉之躯去迎受子弹的穿透力。
《鸦片战争》剧照
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一直在反抗，这才是最重要的。回顾近代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殖民历史，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所遭受的反抗，其烈度和持久性都是独一无二的。人民的反抗，才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没有被殖民主义彻底征服的根本原因。正因如此，共产党人才一直怀着敬畏之心去看待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白朗起义以及历史上所有的农民战争，把他们写进历史教科书里加以肯定。
但结果也是确定的，中国最终无法在军事上获胜。两次鸦片战争，列强军队都是几千兵力。中法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列强一方在前线投入的兵力最多时也才五六万人。中国有百万清军，有广阔后方，对方则是长途奔袭，几乎没有后方，结果却都是以清朝的失败告终。
面对坚船利炮，中国数千年的信仰动摇了，儒家的理想不再具有动员和组织能力。从一开始大学士倭仁坚持“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到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戊戌变法试图削弱皇权的“君主立宪”，又到辛亥革命以后逐渐兴起的“全盘西化”，总体表现为一个主体性逐渐丧失的过程。
《问苍茫》剧照
以梁漱溟的体验来说，就是“中国不单火炮、铁甲、声、光、化、电、政治制度不及西方，乃至道德都是不对的”。
许多人怀疑，中华文明延续5000年，也许不是因为它的强大，而只是因为侥幸。
甲午以后，救亡成为时代主题，救亡的方向，是自我否定。文化自信丧失，文明风雨飘摇。
重建信仰
以陈独秀1915年归国创办《青年杂志》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是一个重建信仰的过程。它激烈批判封建主义和它背后那个僵死、腐朽的文化体系，在论争中否定，在否定中探索。
从唯物史观角度看，传统封建乡土社会已经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变了，但上层建筑却试图维持不变，这是文化衰败的根源。
陈寅恪先生在当时是个保守主义者，但他的认识也格外清醒：“……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不觉间……”
基于现状，也基于未来，去寻求救世之方，是新文化运动的内在精神。思想家们不是不珍惜自己的文化，而是咬牙忍痛，置之死地而后生。西来之学说，一时蜂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行会社会主义，实用主义，新村主义与泛劳动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与工团主义，最后到马克思主义。
去寻求救世之方，是新文化运动的内在精神 /《觉醒年代》剧照
转折点是一战的惨烈后果被看见，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一战的惨烈后果让前期占据主流地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自由主义被重新审视：实行资本主义，最终导致帝国主义战争，打得奄奄一息，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未来。在当时，连孙中山先生也动摇了。他早在1903年就预言“欧美今日之不平均，他时必有大冲突”，一战后的欧洲废墟，证实了他的判断。
十月革命胜利则让思想者们看到了另一条道路，它既不用跟在列强身后去仿效、追赶，又可以实现民族的独立与尊严，马克思主义被广泛认识和传播。
《列宁在十月》苏联油画
最后进行历史取舍的是巴黎和会引发的五四运动，中国人再一次发现，无论顾维钧和他的同僚们多么努力，无论中国的立场如何符合“公理”，国家实力不足，结果都是丧权辱国。用民国一直抱残守缺的儒家观念来看，“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有智有仁而无勇，同样一切皆失，“弱国无外交”被现实确证。
中国人过去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有太多幻想。自鸦片战争以来，面对“不一样的蛮夷”表现出来的迷茫恐慌、无限幻想和病急乱投医，原因都在于对资本主义缺乏根本的了解。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对资本主义最彻底的解析和批判，并且指明了反抗与超越的方法论。
它是一种理想追求，“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儒家大同主义理想十分相似，它是内在于我们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本能向往，是中华文明的本性所在。它来自西方，但又是对中华文明自身理想的肯定。它还是一种行动指南，清晰地告诉人们如何团结、联合，开展阶级斗争，砸碎一切枷锁，奔向民族解放和自由幸福。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始终有着对过去的难以割舍的眷恋，因此限制了思想和行动的可能性。而历史唯物主义宣告，人类历史发展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共产主义以前的所有人类历史，从文明角度看都是幼稚的、野蛮的，都是史前史。阶级斗争是摆脱史前史的必由之路，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往文明的过渡路径，革命的要求，是消灭落后的生产关系。
当时许多人，把无产阶级专政误解为威权专制，对其加以排斥，是否赞成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因此成为区别马克思主义者和其它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的鲜明界限。其实，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探析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会把全社会彻底划分为两个阶级：占少数的资产阶级和占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的统治，正是民主的实现形式。
《觉醒年代》剧照
反封建的目标是民主，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是民族独立，马克思主义把两者都统一起来，并且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和方法。在这一理论框架下，中国知识精英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非但没有被否定，而且还被激扬，被国际主义精神所扩展。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早就为理论与现实的融合做好了逻辑准备。
“润之兄：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蔡和森1920年8月写给毛泽东的信，一定程度上反映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获得了渗透性的认同。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夏天，毛泽东“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信仰重建，中国共产党成立。此时，距离黑格尔发表对中国历史的偏见正好100年。
信仰人民
说到信仰，人们首先想起的就是宗教。这正是梵蒂冈教廷把《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复制品拿去展览的原因。
共产主义的信仰，也确实常常被误解为一种宗教。
埃里克·沃格林认为共产主义“拥有深刻的宗教性根源”，“用历史必然性取代了上帝”；乔治·索雷尔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中保留了强烈的“教会色彩”和宗教遗产，其动员机制类似于宗教对信徒的感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则批评布尔什维克主义具有一种狂热的宗教替代物性质。
他们都是思想者，但这些又都是迂腐之见。
信仰不限定于宗教。前文说到的中国知识精英的信仰，就是儒家理想，儒家也总被西方知识分子曲解为宗教。宗教和儒家、马克思主义都承认现实之苦，但在这一基础上，宗教主张一切只能由外在的神来救赎，个人只能无条件遵从，或者放弃抵抗，寄望彼岸与来生。而儒家认为，人的力量生生不息，“士不可以不弘毅”；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历史的伟力存在于人民大众之中。
其中的根本区别在于，认识到苦难之后，你是自我躺平，无助祷告，还是打碎枷锁，一往无前？
儒家是行动派，闻道之后，“知其不可为而为”，“虽千万人吾往矣”；马克思主义也是行动派，“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试图改变世界，就不能满足于掌握理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
而物质的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接着说：“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改变世界，关键在于组织人民。表现在这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联系链条中，信仰共产主义，就是信仰人民。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信仰人民，正是共产党人和过去一切改良者和民主革命者的本质区别。
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为何一一失败？根本上是因为清政府不但无法组织人民，而且还惧怕人民，提防人民。辛亥革命之后，为何共和最终沦为虚名？二次革命、护法运动为何皆不成功？孙中山信义卓著，众望所归，为何总是屡战屡败，被排挤于政权之外？原因各是其所是，但无法组织人民也是根本的政治路线短板。
最早的共产党人多是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他们以纸、笔、口为武器，以夜校的课堂、演说的桌椅、罢工的队伍为战场，深入群众，组织人民，为赢取人民的尊严而战斗。“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信条，从一开始就在土地上、在实践中生根。
信仰人民，北伐战争才能势如破竹，革命根据地才能星火燎原，人民子弟兵才能英勇无畏，四次反围剿才能以少胜多，万里长征才能炬火不灭，抗日力量才能在残酷的敌后扎根，解放战争才能发生决定性的力量反转，继而一路摧枯拉朽，抗美援朝才能终结 “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赢得几十年和平环境，独立自主建设新中国。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京举行 / 图源：新华社
信仰人民，才能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初心不改，在取得现代化的伟大成就的同时巩固人民的政权；才能在逐步进入世界舞台中央之后，牢记使命，把握战略方向，塑造祖国必然统一大势，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毛泽东主席说，“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观世音，共产党人是人民群众的小学生”，“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在今天的中国，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也依然在呼应着对人民的信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这也是一种穿越数千年的回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花似锦，贯穿始终的核心线索是民本主义。民本主义是先贤对政治规律的总结，也在漫长的辨析和实践过程中深深种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中华文化自带的政治纠偏尺度。人民可能沉默，但他们血脉中自在的对政治的是非判断力，从来不曾沉睡。历史可能震荡、拐弯、回旋、起伏，但它都是围绕着这一核心线索发生的波动，只要这个文明体还能存续，历史就总要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
《只此青绿》剧照
马克思主义者理解的民本主义，既承接传统，又有所区别。传统的民本思想更多地服务于政权，把它作为政治稳定的前提，“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今天我们也相信“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但人的价值的实现才是目的本身，因而强调“人民至上”。“人人出彩”是中国梦的核心内涵，这是对马克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中国化表述。传统文化里对大同的向往，也被容纳在其中。
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在人民的奋斗下，全世界唯一从未断绝的古老文明再次焕发出蓬勃生机。一个人人可以感知的现实是，过去在国际霸权主义话语体系中，中国有的，和中国没有的，都是中国落后的原因；而在今天民族自信回归之后，反过来看，中国有的，和中国没有的，恰恰都成了中国强大的根源。
我们会继续改革开放，继续虚怀若谷，但早已不再“言必称希腊”，因为我们看见，先贤留给我们的文明遗产，一样地光辉熠熠。现代化的中国还是中国，“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中国的主体性没有在西方现代性席卷中迷失。这是文明的重生与再造，哪怕穿越到直接催生中国共产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现场，也可以对忧思着民族危亡、文明绝续的前贤，问心无愧地说一句：放心吧，中国回来了。
105年了，站在今天这个历史坐标上，我们还应当铭记马克思的另一句话：“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他告诉我们，信仰不死，理想不灭。
作者 |李少威
编辑 | 何承波
值班主编 | 茗婷
排版 | 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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