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7月1日香港中通社
香港新闻网7月1日电（记者 王丰铃）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宣布，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了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政府正研究引进部署对舰攻击型无人潜水艇。
日本陆上自卫队28日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
紧接着，中国商务部6月29日宣布，扩大对日本的出口管制，对40家日本实体实施新制裁。这是继今年2月后，中方将第二批4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与关注名单。
新制裁包括新增20家日本实体至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另新增20家日本实体至关注名单。列入管控清单的实体不仅覆盖日本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等日本防卫省直属科研机构，也将政策研究、装备研发和技术创新平台纳入管控，并以三菱集团为核心，对日本最大的防务承包商形成“链条式覆盖”。
2026年1月6日起，中国已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对日本军事用户和军事用途出口。2月24日，中国商务部将首批40家日本实体分别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
日本官房长官木原稔先是强硬称“绝不能容许”，又说日方将仔细评估措施的内容与影响，采取必要应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指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青年日本问题学者、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陈洋6月30日接受香港新闻网、香港中通社采访，对以下问题作出解析：
1、从今年1月确立原则、2月首批列管，到6月再度扩容，有学者指出，中方在半年内完成对日出口管制的“三级跳”，已从“预防性、警示性管制升级为惩戒性管制”。您如何评价这种反制模式？如果日方在军事和涉台问题上继续推进，中方还会有进一步的升级空间吗？有观点认为，中日两国正在滑向一场“经济冷战”，您如何看待？
陈洋：结合6月29日，中国商务部公布的对日本实体的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其实不难看出中方已将对日本的出口管制管控，从临时性的反制工具，逐步制度化、常态化。那么，这也就不排除今后中方会继续发布对日本实体的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
中方的这种反制模式，总体上来说是“精准反制”而非“全面制裁”，因为截至目前为止，被中方列入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的日本实体，均是日本军工制造及其相关企业，但只不过2月的两份名单是聚焦日本军工制造实体，而6月的两份名单则升级为日本军工研发实体，也就是说从低级的制造端升级至高级的研发端，更加聚焦于日本军工体系核心。这其实表明中方的对日反制逻辑正在改变，意在将反制从“限制量产”升级为“阻断军备迭代”。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商务部发言人6月29日在回答为何发布管控名单、关注名单时，强调“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今年2月，中方首次发布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后，高市早苗政府并没有及时悬崖勒马，而是在“再军事化”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才有了此次6月的升级版的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
6月22日，日本关西经济联合会会长松本正义（中）出席中国链博会开幕式。（图/共同社）
接下来，如果高市政府继续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继续加速日本“再军事化”、继续扰乱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形势的话，那么预计中方将会采取进一步的升级措施，比如进一步扩大对日本军工制造及其相关企业的反制、将反制范围扩大至日本金融等领域。
至于中日是否滑向“经济冷战”，还有待观察。冷淡的典型特征是系统性对抗、制度性脱钩和阵营化分裂，而现实情况是，中日两国虽然政治互信下降、安全矛盾增多，但经贸往来、产业合作和人员交流仍然具有深厚基础。
日本企业仍高度依赖中国市场，中国也是日本重要贸易伙伴和制造业供应链节点，比如不久前的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链博会）期间，共有10个日本经济代表团前去参观，就很能说明问题。
因此，更准确地说，中日关系正在进入“政冷经稳但安全风险上升”的新阶段。一方面，日本在安全领域持续配合美国推进所谓“印太战略”，强化涉台、涉海议题介入；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界又难以承受与中国全面脱钩的代价。这种“安全靠美国、经济离不开中国”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日本对华政策将长期面临战略摇摆。
2、对中国此次新增的20家管控实体名单，怎么看？有什么特征？且首次纳入日本防卫省直属科研机构——防卫研究所，释放了什么信号？
陈洋：一来，此次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的最大特点是，直指日本防务体系核心。相较于2月的两份名单主要涉及日本军工制造企业、大学，29日的两份名单则包括日本防卫研究机构以及三菱重工、三菱电机工等防务产业链关联实体列入管控范围。这反映出，中方反制的重点已从一般涉军机构转向军工科研、武器制造链条，可以说针对性明显增强。
二来，从公布的两份名单显示出，中方的反制从“限制量产”升级为“阻断军备迭代”。今年2月的两份名单，主要还是针对日本现有武器装备生产，但对日本新型装备研发、远期军备扩张规划影响较为有限。
事实上，为何今年6月高市早苗先后访问英国、意大利积极推动日英意下一代战机研发，就在于中方2月的两份名单未直接影响日本中长期武器研发。但此次发布的两份名单，显然将对日本研发端造成致命打击。日本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失去中国关键材料、军民两用技术获取渠道，日本六代机、静音潜艇、远程巡航导弹、高超音速装备研发进度大幅延后。
2025年12月3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一排左二）视察防卫研究所。（图/日本防卫研究所网站）
至于首次将防卫研究所纳入名单范围，反映出中方的对日反制不仅局限于武器装备的制造与研发，而且聚焦日本安保防务战略、政策的构想与制定。日本防卫研究所是日本防卫省下属的科研机构、是官方智库。
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框架，出台所谓“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强化导弹反击能力建设，并在台湾问题上频繁发表消极言论。防卫研究所长期承担相关战略研究和政策论证工作。中方此次将其列入名单，实际上是将责任追溯至政策源头和战略设计层面。
换言之，中方释放的信息是：如果相关机构持续推动遏华、涉台、军事扩张等议程，那么其本身也将成为反制对象，而不仅仅是执行层面的军工企业。
3、今年5月还发生了两名日本员工因涉嫌试图违法出口稀土在大连被拘留的事件。这是否意味着中方正在从“制度管控”，扩展到“执法惩戒”？执行政策更完善？
陈洋：可以这么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两者同时进行，即宏观层面加强制度管控，微观层面推进执法惩戒。
按照日本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涉嫌从中国走私稀土并被中方拘捕的两名日本人均来自日本某大型企业。这其实折射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日本政府有意淡化、误导稀土问题的重要性，但有些日本企业早已被逼近承受极限，难以再扛下无法从中国持续稳定进口稀土的现实压力，由此才会出现在这样铤而走险，走私稀土的情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走私稀土是日本十余年来“去中国化”战略失效的一个集中缩影。接下来，随着中方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军民两用物项上采取更为严厉的“制度管控”，不排除今后还会再发生类似的违法走私、偷窃事情。如此一来，这也就需要更为彻底的“执法惩戒”。
一个成熟的管制体系不仅要有规则、有清单，还要有执法、有处罚、有震慑。未来无论是日本企业还是其他国家企业，在涉及稀土、关键矿产和两用物项业务时，都将面临更加严格的合规要求和法律责任审查。
从趋势上看，中国下一步更可能强化的是“精准执法”和“合规治理”，即对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同时为守法经营的企业保留正常贸易渠道。
4、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该导弹改进型射程已提升至1000公里，未来将扩至1500公里。从国际法和地区安全角度，您如何评估这一部署的性质和影响？是否恰恰印证了中方的担忧？
陈洋：日本在其领土部署导弹系统本身并不违反国际法，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部署了什么武器、服务于什么战略目标。
一来，日本在最东端南鸟岛部署导弹系统，表明日本军事战略正从“领土防卫”向“远程打击”转型。长期以来，日本以“专守防卫”为安保政策基础，强调自卫队主要承担防御任务。但近年来，无论是发展“反击能力”，还是采购远程巡航导弹、研发高超音速武器，都表明日本正在构建对区域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的能力。
南鸟岛位于西太平洋纵深位置，距离日本本土较远，却处于连接东北亚与第二岛链的重要节点。将远程导弹部署于此，并建设中远程导弹靶场开展实弹训练，意味着日本正在打造面向西太平洋方向的远程作战支撑体系。其功能已不仅是“守岛”，而是形成前沿打击和战略投送能力。
南鸟岛 （图/读卖新闻）
二来，日本此举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安全困境。日本方面可能解释称这是应对周边安全环境变化的需要，但从周边国家视角看，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体系、持续扩大的军费预算、不断强化的日美军事一体化以及频繁涉足台海议题，已经构成一个完整的战略图景。
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日本近年来不断突破以往谨慎立场，部分政客甚至公开炒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在这种背景下，远程导弹能力建设自然会引发外界对于其战略意图的担忧。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部署某种程度上确实印证了中方长期以来的关切。
中方一直强调，日本近年来的安保政策调整并非单纯增加防御能力，而是在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精神约束，加快发展进攻性军事能力。从“安保三文件”出台，到防卫费突破GDP 2%，再到远程导弹、反击能力建设以及西南诸岛军事化布局，日本军事战略的外向性和进攻性色彩正在增强。而此次南鸟岛导弹部署，则是这一趋势的最新体现。
5、日方声称中方管制措施“与国际惯例大相径庭”。中方表示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依据的是《出口管制法》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从国际法和WTO规则角度，如何评估中方措施？
陈洋：从国际法层面看，主权国家有权对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资源、军民两用物项和敏感技术实施出口管理。中国依据《出口管制法》《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对相关物项实行许可管理和最终用户审查，属于依法行使国家主权。美国长期通过出口管制限制先进芯片和关键技术出口，日本也依据《外汇及外国贸易法》对半导体设备等敏感产品实施出口限制。因此，从制度形式上看，中方做法与国际通行做法并无本质区别。
当然，判断相关措施是否符合WTO规则，最终还要看具体执行方式，包括是否具有透明的许可程序、是否存在歧视性安排，以及是否超出维护国家安全所必需的范围。从目前情况看，中方强调的是依法管理和精准管控，而非全面禁止出口。
6、如何评估中方管制的实际效果？
陈洋：中方措施并不意味着日本将立即陷入供应危机。日本长期保持一定规模的战略储备，也在积极寻求替代来源，因此短期冲击总体可控。但从中长期看，中方出口管制提高了日本相关产业和战略规划的不确定性，也让日本意识到关键矿产领域难以真正实现与中国“脱钩”。
总体来看，中方管制的最大效果未必是直接减少多少出口量，而是在于增强了战略资源管理能力，提高了相关行为的成本和风险，并向外界释放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明确信号。这种影响将更多体现在企业决策、供应链布局以及日本未来安全和产业政策的调整之中。
7、日方有手段升级对抗中方管制吗？
陈洋：日本能够进行对抗的手段实际非常有限。
日本在关键矿产领域对中国仍存在较强依赖。尽管近年来日本积极推动供应链多元化战略，希望降低对华依赖，但无论是稀土、石墨等关键矿产，还是部分中间材料和制造环节，中国仍占据重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若采取大规模经济报复措施，很可能首先冲击本国企业利益，因此决策上会相对谨慎。
日本未来大概率会采取“政治上强硬表态、经济上谨慎应对”的策略。一方面通过外交抗议安抚国内保守派舆论，另一方面尽量避免与中国陷入全面经济对抗。毕竟中国仍是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两国产业链深度交织，日本经济界普遍不希望看到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完）
本文刊载于7月1日香港中通社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