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制止战争联盟”司库、长期反帝国主义活动人士斯蒂芬·贝尔表示，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既暴露了西方军事胁迫的局限，也加剧了公众对干预主义政策的反对。
贝尔在接受《德黑兰时报》采访时，谈到了这场冲突的战略后果、英国在支持华盛顿和特拉维夫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西方公信力的流失，以及不断增长的反战情绪为何可能重塑英国围绕外交政策的政治讨论。
贝尔说：“从3月1日——也就是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开始，英国政府允许美国B-1、B-2和B-52轰炸机从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起飞，对伊朗实施打击。”
如果这场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真的是核不扩散，那么首先要问的是：证据在哪里？主张采取军事行动的人，无视了伊朗最高领袖发布的教令。该教令认定制造和拥有核武器违背伊斯兰原则。他们也无视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的评估。加巴德在2025年3月对国会表示，没有证据表明伊朗正在制造核武器。同样，他们也无视了国际原子能机构2025年5月的报告。该报告认定，没有证据显示伊朗试图研发核武器。
换句话说，他们无视了现有证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把自己塑造成全球核不扩散机制守护者的国家，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美国是历史上唯一在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以色列则不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拥有未公开承认的核武库，也不允许外界公开审视其核能力，更谈不上国际透明度。
这表明，2025年6月对伊朗的袭击，尤其是针对其核设施的打击，并非出于核不扩散考量，而是基于一种政治判断：伊朗在战略上已变得脆弱。西方领导人把叙利亚政权更迭以及真主党领导层遭受重创，视为伊朗地区地位削弱的信号。在此基础上，他们认定发动6月战争的时机已经到来。
这场行动的目的不是核不扩散，而是展示军事力量。不过，随着以色列未能实现其针对伊朗核计划的军事目标、其导弹防御系统也被突破，美国最终不得不出手“救场”。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初针对伊朗的袭击没有实现其战略目标，而且这与核不扩散毫无关系。
你是否认为，西方决策者从根本上误判了伊朗政治体系的韧性，以及其承受外部压力的能力？西方决策者对伊朗的看法，长期受到许多人所说的种族主义影响，或者用爱德华·赛义德的话说，受到“东方主义”影响。这种思维方式深刻左右了他们的判断，使他们误判了伊朗的韧性，也误判了伊朗社会和政治体系面对外部压力时会作何反应。
他们认为，2026年1月的动荡已经让伊朗政府陷入孤立并遭到严重削弱。可以说，他们成了自己宣传的受害者。有句广为人知的话是，毒贩不该“吸食自己卖的货”，这个比喻在这里同样适用。他们开始相信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叙事。
根据以色列和美国官员的表态，他们相信自己在破坏伊朗稳定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据报道，纳夫塔利·贝内特承认，以色列在动荡期间提供了“星链”终端。唐纳德·特朗普声称，武器是通过库尔德团体运入的；迈克·蓬佩奥则表示，中央情报局和摩萨德在局势动荡期间曾在当地活动。从他们的角度看，这些情况都说明伊朗体制已接近崩溃。
但这些判断背后，还有一种更深层的认知，即他们相信伊朗天生软弱、易受攻击。他们原本预期，暗杀伊朗高级指挥官和其他重要人物，会打击领导层和更广泛民众的士气。这样一来，他们忽视了伊朗近半个世纪以来承受制裁、外部压力和战争的经验，尤其是两伊战争时期的苦难。尽管有这样的历史，他们仍然相信，伊朗最终会被迫屈服。
还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之所以有信心，也与其自认为在委内瑞拉进行过一次成功行动有关。当时它试图推翻该国领导层。看起来，它以为类似手法也可以照搬到别处，把截然不同的社会当成会作出同样反应的对象。
这反映出一种更广泛的世界观：北美和欧洲以外的国家，常常被置于殖民视角下看待，被视为天然更弱、更无力抵抗西方压力。因此，西方决策者低估了伊朗人民的韧性、政治凝聚力和承压能力。这种根本性误判，正是源于一开始就塑造其分析框架的那些偏见。
尽管美国和以色列显然拥有军事优势，但华盛顿和特拉维夫似乎都没有从这场战争中获得政治结果。这说明了当代冲突中军事力量的哪些局限？
首先要问的是：他们为什么一开始就依赖军事力量？为什么要以军事进攻开局？这牵涉到更深层的问题——也就是当今美国帝国主义的内在弱点。美国在经济上处于相对衰落之中，数据已经非常清楚。1993年，美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0%，另一主要经济体只占5%。到2022年，美国的份额降至15%，而后者升至18%。短短几十年间，后者已经超过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购买力平价作出的估算——这是一种更准确衡量经济增长的方式——显示，该经济体规模如今比美国大10.4万亿美元。2025年，其增长5%，美国为2.1%。事实上，自2019年以来，其增速大约一直是美国的两倍。
这就是美国相对经济衰落的现实。美国依然强大，但它在衰落。不过，有一点它并未衰落，那就是军费开支。美国占全球军费总支出的一半以上，如果把北约盟友算上，这一比例接近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二。华盛顿如今无法再单靠经济竞争实现的目标，正试图通过军事力量来实现，而我们正在全球范围内看到这一点。
你认为，西方支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究竟增强了还是削弱了西方关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说法的可信度？最简洁的回答来自著名印度作家和活动人士阿兰达蒂·洛伊。她说，埋在加沙废墟下的，不只是巴勒斯坦人的尸体，还有西方自由民主的尸骸。这一表述被认为完全正确。
这是数字时代的第一次种族灭绝。来自加沙的影像和证词，阻止了帝国主义叙事对舆论的彻底垄断，也为一场非同寻常的国际声援巴勒斯坦人民运动奠定了基础。这场运动反过来又暴露了所谓普世价值核心处的深刻矛盾。
以“自卫权”为例。以色列显然可以毫无疑问地援引这一权利；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人、也门人民、伊朗人民却不行。这种选择性适用，暴露了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的空洞内核。
这种秩序以国际法、多边机构和联合国权威为前提。以色列违反国际法，所犯战争罪多到难以一一列举；美国和大多数欧洲政府却一次次为其逃避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法院的追责提供庇护，拒绝执行这些机构的裁决，也拒绝依据针对以色列高级官员的逮捕令采取行动。以色列同样拒绝执行多项联合国决议，这些决议涉及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隔离墙、巴勒斯坦自决权，以及专门为援助巴勒斯坦人设立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授权。在每一次拒绝背后，华盛顿都在联合国动用否决权，为不可辩护之事辩护。
对世界上非常多的人来说，加沙已经成为一个转折点。它以极其直观的方式表明，西方自由民主的尸骸已被深深埋在战争废墟之下。
英国政府一边强调“降级局势”的说法，一边维持与华盛顿的紧密战略关系。在你看来，当英国最亲密的盟友卷入重大地区冲突时，它还能现实地宣称自己保持中立吗？
从3月1日——也就是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开始，英国政府允许美国B-1、B-2和B-52轰炸机从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起飞，对伊朗实施打击。英国政府给出的理由是，这些属于防御性任务，目的是摧毁伊朗导弹能力，以保护盟友为名进行包装。但允许轰炸伊朗平民及军事目标，并不是防御姿态。那就是战争——一场进攻性的、无端发动的侵略战争。
此后，英国还允许将迪戈加西亚岛这一美英联合基地用于与冲突相关的行动。接着在3月20日，英国政府宣布，将允许美国使用其基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目标。尽管首相斯塔默公开坚称“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我们不会被拖进去”，但一边允许本国军事基地被用于战争，一边又宣称自己没有卷入，这种虚伪相当惊人。
这场战争在英国极不受欢迎。最新民调显示，65%的英国公众反对这场战争，只有16%表示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斯塔默自相矛盾的立场：在实际操作中积极支持战争，同时在公开表态中与之保持距离。英国的介入体现在多个战区：英国皇家空军飞机参与了在塞浦路斯、约旦、巴林和阿联酋上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任务，名义上是保卫盟友。英国拒绝谴责美国最初对伊朗的打击，也不承认这些打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看起来，保卫盟友极其重要；遵守国际法则并不重要。
这一事件恰恰说明，当英国政客声称自己与华盛顿存在分歧时，实际情况是什么：在实践中，他们完全服从于华盛顿。
那么，你是否认为，在国际危机时刻，英国无法令人信服地宣称自己对美国拥有独立外交政策？英国在西亚的真正影响力，实际上几十年前就已经终结。它的衰落可以从一系列标志性事件中看出来：1953年伊朗局势变化中，美国打破了英国的石油垄断；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1958年伊拉克局势变化；以及1967年也门解放运动的胜利。这些事件逐步拆除了英国在该地区残存的真实影响力，最终导致英国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军。从那以后，英国在所有与西亚有关的问题上，基本都与美国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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