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借虚构故事传递积极价值观，呼吁读者遵纪守法，弘扬友善、正义等正能量，共建和谐社会。
高考结束后的第三天，我在同学聚会上喝高了。
李明坐在我旁边，沉默了很久，突然开口："你知道吗，你转学进来那天，林老师把我们全班叫去开了个会。"
我以为是普通的班会，笑着问："说什么了？"
他看了我一眼，把酒杯放下，声音低了下去："她说……她说你妈刚死，你爸进了监狱，让我们别问，别提，当你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整个包厢突然安静了。
我盯着桌面，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三年了。三年里所有那些"刚好路过"、"顺便问一句"、"要不要一起"……原来全都不是刚好。
那是2009年9月，我十六岁。
父亲被捕的消息是在暑假末尾传来的。涉及工程款挪用，罪名很难看。母亲在他被带走后的第十一天，在出租屋里吞了药。我是被邻居发现的，推开门的时候她已经没有了呼吸，手边还放着一杯没喝完的水。
我在医院走廊坐了一夜。姑姑第二天赶来，把我带回了她在南城的家。
没有人跟我说接下来怎么办。大人们在另一个房间压低声音商量，偶尔传出"孩子"两个字，像是在讨论一件还没处理完的后事。最终的结论是：转学。离开原来那个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的地方，去一个新的学校，重新开始。
姑姑帮我联系了二中。她跟校方说了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开学第一天，班主任林老师在办公室单独见了我，说："以后这里就是你家，有什么事跟我说。"她的普通话有一点点南方口音，戴着细框眼镜，看我的方式不像是在看一个麻烦，更像是在看一道还没解开的题。
我转学进班是9月12日，星期五，下午第三节课后。
教室里有四十三个人。我站在讲台上，用了大概十秒钟把全班扫了一遍。大多数人的眼神是正常的好奇，有几个在低头玩笔，最后排靠窗的位置有个男生在睡觉。
林老师说："这是陈晓，从市一中转来的，大家欢迎一下。"
掌声稀稀落落，不算热情，也不算冷漠。
我的座位被安排在第三排中间，左边是一个扎马尾的女生，右边空着。
女生叫宋雨桐。她等林老师走了之后，侧过身子，用铅笔在草稿纸上写了几个字，悄悄推到我桌边：
"老师最近压力很大，你别多想。"
我看了她一眼，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以为是安慰，就点了点头。
高中的节奏和初中完全不同，像是有人突然把时钟的发条拧紧了三倍。我埋进课本里，用题目和公式填满每一个可能空出来的思绪。姑姑家住在学校附近，步行十分钟，她每天早晨会在桌上留一个煮熟的鸡蛋，从不多问什么。
我在新班级里的融入比想象中顺利一些。
没有人问我为什么转学，没有人问我原来住哪里，没有人问我父母做什么的。
我以为是因为高中生更成熟，或者是因为学业太忙，没时间八卦新同学的家底。后来我把这种"顺利"理解成一种幸运，心里对这个班级悄悄生出一种感激。
真正让我觉得这个班级不一样的，是一件很小的事。
转学后大概第三周，一个周四的傍晚，我去图书馆还书，在楼道里碰见了同班的男生李明。他比我高半个头，打篮球，是那种在班里自来熟的性格。他看见我，很自然地说："走，一起去食堂，今天有红烧肉。"
我们就这样成了朋友。没有前因，没有铺垫，就是一句"今天有红烧肉"。
后来我才知道，李明其实不怎么爱吃红烧肉。
还有体育委员赵磊，有一次我忘带体育服，他二话没说把备用的那件递给我，尺码大了一号，袖子遮住了半只手，他看着我说："好看，显高。"
还有同桌宋雨桐，每次月考前都会多复印一份错题集，"顺手"放在我桌上。她从来不解释，我接过来道谢，她就说"反正打印店按页收费，多一份不多钱"。
这些事情，当时我都以为只是普通的善意，是这个班级氛围好，是我运气不错，落进了一个好地方。
高一下学期，我开始参加学校的文学社。
这是我自己找到的一个出口。从初中起就喜欢写东西，到了那段时间，写作变成了一种必要——不写就憋着，憋着就出不了门。
文学社的指导老师是教语文的周志远，三十多岁，留着小胡子，上课喜欢念诗。他第一次看我交的稿子，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写得很克制，但底下有很重的东西，你知道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你可以不知道。继续写就行了。"
文学社里还有一个女生，叫谢婷。她写诗，画抽象画，走路带风，说话的时候喜欢看着你的眼睛，让人有点招架不住。她是第一个问我"你是哪里人"的同学——不是追问，只是随口，问完就去翻书了，不等回答。
我盯着她的背影想了一下，回答说："南城人。"
她嗯了一声，没再问。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告诉她真实答案，她也没有深究。
高一结束那个暑假，父亲来信了。
信是通过狱方转的，字迹潦草，大半在说悔过，最后一行写："你妈的事，是爸的错。"
我把信折好，放进抽屉最底层。
然后去姑姑家楼下的小卖部买了一瓶冰汽水，坐在台阶上喝完，回去睡觉。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母亲还在，我们住在老家，院子里有棵枣树，她站在树下晒被子，阳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叫她，她回头，脸上是我记得的那种笑
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我趴着哭了很久，把枕头都哭湿了。
高二开学，我换了发型，剪短了，看起来干净利落。宋雨桐说："你变了。"我问哪里变了，她想了想说："更像一个人了。"
这句话我想了很久，也没完全想明白，但不知道为什么，听完心里觉得暖。
高二是最艰难也最充实的一年。
文理分科把班级拆了一半，我选了文科，李明选了理科，两个人从此只有课间和饭点能碰面。但他总是能找到机会——有时是操场，有时是图书馆门口，有时就是路过走廊，远远看见就招手，"吃了没"，"考得咋样"，三句两句，不深不浅，但很稳。
那年冬天，我在文学社的刊物上发了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个少年的流离，用的是第三人称，改了时间地点，但情绪是真实的。周志远老师看完说，"这篇可以投省刊。"后来真的发出去了，拿了个三等奖。
颁奖通知到学校那天，林老师在班会上念了我的名字，全班鼓掌，我坐在位置上，脸烧得很厉害，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别的什么。
谢婷事后找到我，把一张画递给我，说："送你，祝贺。"
那是一幅抽象的画，蓝色和黑色交叠，中间有一点橘色的光。
我说："我看不太懂。"
她说："不用懂，看着舒服就行。"
那幅画后来一直放在我桌上，陪我读完了高二和高三。
高三是一场集体长跑。
压力压下来，所有人都变得沉默而锋利。班级里开始有人失眠，有人崩溃大哭，有人在自习课上发呆发半节课。我反而进入了一种奇怪的平静，像是早就跑过了某个坎，别人现在才到。
第一次模拟考，我考了班级第七，林老师找我谈话，说："你有能力，但要再稳一点。"
她还说了一句话，当时我没太在意，后来想起来觉得很奇怪——她说："这三年，你走得很好。"
我以为她说的是成绩，就点点头走了。
宋雨桐报了北京的学校，语气平静，好像早就想好了。赵磊说要去学体育，被家里反对了半年，最后妥协填了师范。谢婷的志愿是艺术类，只有她一个人在报志愿这件事上显得云淡风轻，"去哪都行，只要能画画"。
李明说要学工程，"建桥，那种大桥"，说这话的时候他眼睛里有一种认真，让我突然想起他第一次叫我去吃红烧肉的那个傍晚。
高考前最后一次班会，林老师站在讲台上，说了很多，我只记住了最后一句："这三年，你们互相托着，都没有倒下，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一届。"
说完她摘下眼镜擦了擦，转过身去，说："好了，散会，去复习。"
高考那两天，六月，天气很热。
考完最后一科，走出考场，太阳晒在脸上，我站在台阶上没动，听见旁边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打电话，有人抱在一起。
宋雨桐从后面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结束了。"
我说："嗯。"
她说："你哭不出来？"
我想了想，说："好像哭完了。"
她看了我一秒，然后笑了，没说别的。
聚会是在高考后第三天，租了个包厢，十几个人围在一起，喝酒，讲笑话，回忆那些鸡毛蒜皮的高中往事。
气氛正好的时候，李明突然沉默了。
我注意到他，问："怎么了？"
他端着酒杯，看了我很久，然后看了一眼宋雨桐，又看了一眼赵磊。
宋雨桐轻轻摇了摇头。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