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郑苹如"词条|《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南京档案馆编辑|台湾军情局《情报典范人物》|《良友画报》1937年第130期|抗日战争纪念网"上海旗袍信使郑苹如"|三联生活周刊《郑苹如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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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2月,上海西郊沪西中山路旁,荒地连片,枯草在寒风里一浪一浪地翻滚,远处几棵枯树杈子横斜,把夜色划成了碎片。

一辆黑色轿车驶进了这片荒野,车轮碾过冰冷的泥土,嘎然刹住。

林之江从副驾驶跳下来,黑色牛皮大衣随风鼓起一个弧度,他绕到后车门,拉开,抬了抬下巴,对里头的人说了一个字:"下。"

两名便衣特务跟着钻出来,把一个双手被铐的年轻女子架了下去。

女子头发散落在肩上,身形清瘦,脚踩进枯草里,却没有踉跄,站定了,就那么直直立在荒地中央,像一根被风吹不倒的芦苇。

她叫郑苹如,1918年生于日本名古屋,祖籍浙江兰溪,中日混血,这一年,二十三岁。

三年前,她的照片还贴在上海最热闹的报摊上,《良友画报》1937年7月第130期的封面,那上头署的只是"郑女士"三个字,因她身份特殊,不宜写全名,可整个上海滩,早就认识那张脸。

三年后,她站在了这片没有名字的荒地里。

林之江握着枪,站在她面前两步远,四周的特务散开围成一圈,没有人开枪,没有人开口,荒野里只有风,呼呼地刮来刮去。

沉默在冬夜里漫开,厚得像一堵墙。

就在这僵局里,郑苹如缓缓开口,说出了她此生最后那句话。

林之江握枪的手停了,在原地沉默了很久,很久,然后缓缓点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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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宜坊的女儿

1938年1月,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一幢法式洋房的二楼。

屋子里没有多余的陈设,窗帘拉得严实,只有一盏台灯把光圈投在桌面上,把坐在桌子两边的两个人的脸照得明明暗暗。

坐在郑苹如对面的男人叫陈宝骅,公开身份是新生命书局的经理,真实身份是中统驻上海的情报负责人。

他把茶杯放下,直接开口:"苹如,我找你来,是想请你做一件事。"

郑苹如坐得笔直,手搭在膝盖上,没动,等着。

"你知道现在上海是什么情形,"陈宝骅顿了一下,"日本人进了城,抗日的人要活下去,就得有人钻进他们圈子里,摸清楚他们的底细。我们需要一个能进那个圈子的人。"

"你是说情报工作。"郑苹如接了他的话,语气平平的,像是在确认一件早就想清楚的事。

陈宝骅点头:"你会日语,在日本长大,你母亲在日本上层有关系,加上你的外貌和交际能力,在那个圈子里,没人会怀疑你。"

他停了一下,把话说完,"最重要的,他们信任你。"

郑苹如没有立刻应声,目光落在台灯的灯罩上,沉默了几秒,抬起眼睛看他:

"我答应。"

陈宝骅放下茶杯,在她脸上多停了一秒:"你知道这条路意味着什么。"

"知道,"郑苹如站起来,语气里没有犹豫,"什么时候开始。"

回家的路上,郑苹如走得不快。

上海法租界还保留着一层繁华的外壳,霓虹灯在湿冷的石板街道上拖出一片暧昧的光,行人依旧来来往往,仿佛这座城市并没有在打仗,仿佛什么都还和从前一样。

郑苹如走进万宜坊88号的院门,父亲郑钺坐在堂屋里,桌上摊着一份文件,见她进来,抬了抬头。

她在他对面坐下,直接说:"爸,我加入中统了,要做情报工作。"

郑钺把手里的文件折起来,放到一旁,没有立刻说话,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声音低,却稳:

"为了国家,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牺牲。"

郑苹如点了点头,没再多说,回了自己的房间。

她在书桌前坐下,取出一张信纸,给远在战场上的未婚夫王汉勋写了几行字——王汉勋是上海航空作战大队的飞行官,他们早在战争爆发前就定下了婚约,说好等打完仗就结婚。

信里写的,只有一个意思:抗战不胜,不谈婚事。

写完,封好,放进抽屉,推上。

她推开窗,冷风扑进来,把台灯的光吹得晃了几晃。

外头的上海,街灯还亮着,繁华还在,可街上走的人,穿的军装,已经不是从前那些人的了。

郑苹如把窗子带上,在桌前坐了很久,一动不动。

郑苹如加入中统的理由,旁人看来或许觉得顺理成章,可那条路通往哪里,她自己清楚。

她的父亲郑钺,清末考取官费留学,负笈东渡,就读于日本法政大学,在日本期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与于右任等人结为好友,学成归国后先在复旦大学法律系执教,后历任上海、江苏、福建各地高等法院分院院长及首席检察官等职,是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元老。

她的母亲木村花子,出身日本名古屋名门,在日本期间对中国革命颇为同情,嫁给郑钺后随夫回到中国,改名郑华君。

这个家,父亲教的是家国大义,母亲教的是日语和礼仪,郑苹如两样都学进去了,且学得比任何人都扎实。

1937年春,她从上海政法学院毕业,正打算秋天和王汉勋去香港完婚,日子铺展得平顺而明亮。

然而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上海的天空燃起了炮火和硝烟。

王汉勋奔赴前线,婚事就此搁下。

那一年的7月,《良友画报》第130期出版,封面刊了一张年轻女子的照片,题名"郑女士"——那个封面上的女郎,就是郑苹如。

那张照片是她年少的一个小小梦想留下来的痕迹,她曾经崇拜胡蝶、阮玲玉,常去王开照相馆拍模仿明星的照片,有几张还被陈列在橱窗里。

父亲说当演员不是正路,她没当成明星,那一期《良友》的封面,是她与那个梦最近的一次相逢。

然而封面刊出的同一年,炮声淹没了上海。

此后,上海沦陷,日本人进了城,街头开始出现各种诱降的说客。

郑钺以"患病"为名,拒绝出任任何伪职,在家里架起了一台与重庆秘密联络的电台,对外称养病,实则从事地下抗日工作。

1938年3月,日本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登门,请郑钺出任正在筹建的汪伪司法部长,郑钺以病推辞,断然拒绝。

郑苹如在旁边看着,心里已经在盘算别的事情。

那天晚上,她和陈宝骅见了第一次面。

加入中统后,郑苹如的掩护身份,是一个熟悉日本文化、周旋于各类社交场合的名媛。

这个身份,对她来说并不需要刻意经营——她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她借助母亲的关系,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派驻上海的和谈代表早水亲重建立了联系,通过早水的引介,结识了近卫文麿的儿子近卫文隆,以及日本华中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人。

驻沪日军特务机关长片山大佐对她颇为器重,时常带着她出席重要会议和场合,很多日伪高层都把她当成片山大佐的私人秘书,对她放松了戒备。

她还成了掌管日本海军情报的小野寺信的翻译,以及日军报道部的播音员,凭借这些名义,她可以进出许多本不该让外人踏足的地方。

每一场酒席,每一次聚会,她记下的东西,经过整理,用秘密渠道一批批传出去。

1938年秋末,通过早水亲重的引介,郑苹如与近卫文隆有了更多接触。

近卫文隆当时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挂职,整日流连于赌场、跑马场,爱喝酒,喝多了便嘴上没有把门的,时常在郑苹如面前漏出一些不该说的话。

这些话,经郑苹如的整理,成了一份份机密情报传回重庆。

陈宝骅得知郑苹如与近卫文隆的关系后,召她来联络点,说了个想法:"如果能把近卫文隆扣下来,以此要挟日方停战——你觉得可行吗。"

郑苹如想了想,说:"可以试。"

那次行动,她把近卫文隆约出来,趁他喝醉,配合的特工悄悄将其带走,关进了一处客房。

消息传回重庆,上面很快来了命令——放人。理由是:一旦败露,将引发日军对上海潜伏人员的大规模搜捕,代价太大。

郑苹如把人放了,近卫文隆第二天被遣返日本。

日本方面发现近卫文隆失踪后,全城戒严搜查,上海的空气骤然绷紧了好几天,才慢慢松下来。

事后,陈宝骅和郑苹如在联络点对坐,沉默了片刻,陈宝骅开口:"下一个任务,更难。"

郑苹如只回了两个字:"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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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伯利亚皮草店里的枪声

1939年3月,郑苹如接到了新任务:接近丁默邨,伺机刺杀。

陈宝骅把任务交代下来时,说得干脆:"丁默邨这个人,什么都防,就一样东西防不住。"

郑苹如没有接话,等他说完。

"他好色,"陈宝骅停了一下,把话说白,"而你,能进他的圈子。"

郑苹如点头,算账一样地想了几秒:"从哪里切入。"

"你在民光中学读过书,"陈宝骅道,"他做过那所学校的校董。

有这一层,你去找他,他不会起疑。"

那一年的3月7日,中统游击队长熊剑东在常熟一带被日军俘获,关押在上海日伪监狱。

陈宝骅把这个消息告诉郑苹如,给了她一个现成的入口——以营救熊剑东为名,借着师生渊源,登门找丁默邨求情。

通过日本宪兵队队长藤野的引介,郑苹如走进了76号特工总部的大门。

76号,全称"汪伪特工总部",地址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三年多制造了三千余起血案,上海的街头,提起这个地方,人人脚步都下意识地绕开。

郑苹如走进那扇门,没有回头。

丁默邨坐在办公室里,见到郑苹如,眼神就挪不开了。

郑苹如站得从容,开口说自己是熊剑东的妹妹,来请老师帮忙,顺带提了民光中学那层渊源。

丁默邨当场拍了胸脯:"这事好说,你放心,我来办。"

郑苹如谢过他,告辞出来,走过76号那条阴暗的走廊,一直走到大门外,才让自己的呼吸轻轻松了一分。

此后近半年,郑苹如与丁默邨的来往愈发频繁。

据日本宪兵队特高课的监视记录显示,从郑苹如第一次见丁默邨,到刺杀行动发生前,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两人密切来往多达50次。

中统曾两度安排刺杀,均以失败告终。

第一次,陈宝骅安排人手在郑苹如家万宜坊88号附近设伏,计划趁丁默邨送郑苹如回家时动手。

那天,丁默邨把车停在郑家门口,刚要下车,目光扫过窗外,发现了黑影晃动,借口有急事,说走就走,郑苹如怎么挽留都拦不住,车轮一转,扬长而去。

郑苹如站在楼道里,听着下面的车声越来越远,把手里的手帕攥紧了,慢慢放开,再攥紧。

第二次,中统重新调整方案,换了地点,再度布置,依然因丁默邨临时改变行程而落空。

两次全部失败,重庆方面接连催促,郑苹如承受的压力越来越重。

陈宝骅在联络点把桌面拍了一下,声音闷:"不能再等了。"

郑苹如坐在对面,沉默了片刻,说:"让我来。"

1939年12月21日,机会来了。

那天中午,丁默邨打电话邀郑苹如一同去沪西潘三省家吃午饭,郑苹如接了电话,随即把消息通报陈宝骅,两边迅速定下了方案——饭后返城途中,将丁默邨引入静安寺路西伯利亚皮草店,由陈彬等人在附近设伏,伺机击杀。

下午,郑苹如陪着丁默邨吃完饭,同车回程。

车行至静安寺路附近,郑苹如突然开口:"圣诞节快到了,我想买件皮大衣做礼物,就在前面那家店,进去看看吧。"

丁默邨扫了她一眼,这里不是预先约定的地点,停留不过片刻,他觉得不会有问题,顺口说:"去就去。"

西伯利亚皮草店里,大衣一件件悬在架子上,郑苹如拿了一件披上,转过来问:"这件怎么样。"

丁默邨夹着烟,漫不经心地打量她,目光从大衣挪到她的脸上,笑了笑,没说话。

就在这一刻,他的眼角扫过了橱窗外——两个人,短打衣着,腋下夹着东西,眼神时不时往店内瞟,躲躲闪闪的。

丁默邨的脸色没变,把烟夹在指间,从大衣袋里摸出一沓钞票,扔在柜台上,语气平静:

"你自己挑吧,我先走了。"

话音落地,人已经拔脚冲向店门。

郑苹如想开口,没来得及,丁默邨已经推开门冲了出去,陈彬在外头反应过来,扣动扳机,几声枪响,子弹打在防弹车的玻璃上,丁默邨已经钻进车里,司机猛踩油门,黑色轿车在静安寺路上消失了。

郑苹如站在皮草店里,那件大衣还披在肩上,手慢慢攥成了拳,攥了很久,松开。

枪声翌日就登了各大报纸,郑苹如躲进了虹口。

陈彬找到她,说话直接:"现在必须撤,不能留在上海了。"

郑苹如摇头:"撤不了。家里父母都在,我一动,他们就完了。"

陈彬沉默片刻,压低了声音:"那就先稳住,等等看。"

郑苹如等了一天,拨了个电话给丁默邨,说自己被昨天的事吓坏了,话说得小心翼翼。

电话那头,丁默邨的声音沉了几秒,随即放缓了语气:"我怎么会怪你,是我让你受惊了,我心里很不安。他顿了顿,又说,什么时候方便,我们见个面。"

郑苹如给了个时间,挂了电话。

陈彬在旁边一直听着,等她放下听筒,说:"他在布网,你心里清楚的。"

郑苹如站起来,把大衣拢了拢,语气平静,像是在说一件早就想明白的事:"清楚,我去。"

陈彬急了,把声音压得更低:"那是送死。"

郑苹如看着他,说:"不去,他说了,不去就杀我全家。家里父亲、母亲都在上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说完,她低下头,把大衣的扣子一颗一颗扣好,然后抬起头,转身走了。

1939年12月26日,郑苹如走进了76号特工总部的大门,腰间藏着一把勃朗宁手枪——那是她最后一次抱着侥幸,觉得也许进去了还有机会。

然而她刚踏进门,林之江已经带人守在那里,把她死死拦住,从她皮包里搜出了那把勃朗宁,在灯光下冷冷地发着光。

林之江把枪接过去,对着郑苹如上下打量了一眼,说:"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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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狱中的坚守

76号特工总部的审讯室,没有窗户,灯整天亮着,不分昼夜,时间在这里失去了形状。

郑苹如被关进来的第三天,李士群派来了第一批人。

为首的特务把椅子拖开,坐下,抖了抖腿,直接开口:"说,背后是谁指使,重庆的联络人是谁,接头地点在哪。"

郑苹如坐在对面,手放在膝盖上,语气不急不慢:"我没有联络人。我是因为那个男人在外头乱来,气不过,才花钱找人教训他。"

特务扬了扬嘴角:"这话你自己信?"

"信不信是你的事,"郑苹如说,"我说的是实话。"

审了几天,换了几批人,郑苹如的说辞始终是那一套——因爱生恨,雇凶报复,与任何组织无关。

这个说辞传出去,上海各大报纸争着登,把整件事炒成了轰动一时的花边新闻,一个名媛因情生恨雇枪手刺杀汉奸情人,读者们看得津津有味,丁默邨因此成了汪伪圈子里人人暗地里议论的笑柄,颜面大失。

丁默邨恼了,亲自进了审讯室。

他在郑苹如对面坐下,把手上的折扇合起来,在手心里磕了磕,说:

"苹如,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是谁叫你做的。"

郑苹如抬头看他,神色不变,把那套说辞从头又说了一遍,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

丁默邨盯着她看了很久,折扇拍了拍手心,站起来,走了。

他随后换了一个法子——找到郑苹如的父亲郑钺,开出条件:郑钺若肯出任汪伪政府司法部长,郑苹如可以活命,可以放人。

郑钺的回答只有一句话:"不。"

丁默邨又托人去劝郑苹如的母亲郑华君,让她去劝女儿投降,换一条活路。

郑华君见了来人,听完话,沉默了片刻,说:"她做的事,我不去阻拦她。"

来人走后,郑华君在堂屋里坐了很久,堂屋里没有点灯,她就坐在黑暗里,没有出声。

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也亲自走了一趟。

她以长辈的身份坐下来,语气和缓,说了一大通,大意是年纪轻轻没必要死磕,识时务才是真聪明,投过来,前途无量。

郑苹如听完,沉默了一下,只回了一句话:"谢谢夫人好意,我没有别的话可说。"

陈璧君站起来,多看了她几眼,摇了摇头,走了。

审讯持续着,一天接一天,郑苹如就那么撑着。

关押期间,中统方面一直在想办法,陈彬、嵇希宗多次想联络郑苹如商议善后,却始终找不到可行的路。

郑苹如的上级后来确认,正是因为她在狱中从头到尾没有供出任何组织秘密,才保护了陈彬及行动组多名同志的安全。

那段时间里,刺丁案发后日伪特务疯狂反扑,短短两三天内就有80多名中统人员在上海被捕——那是另一波牵连,与郑苹如的供词无关。

她守住了她能守住的那一部分。

1940年1月16日,郑苹如在关押处提起笔,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纸上的字写得工整,内容只有一句话:"爸爸,我很好,请您放心。"

仅此而已。

她不知道这是最后一封信,也不知道这几个字后来会被拿进战后的法庭,当成一桩命案最沉重的物证。

李士群和丁默邨之间的矛盾,那段时间愈演愈烈。

丁默邨其实并不急着处置郑苹如,打算留着慢慢做文章。

然而,丁默邨的妻子赵慧敏和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对郑苹如的存在一早就嫉恨交加——这个女人一日不除,她们就一日难安。两个人合计着找了林之江说话。

林之江把消息带进去,李士群点了点头。

1940年2月春节前,李士群瞒着丁默邨,秘密下令:处决郑苹如。

那天夜里,林之江亲自带人来,把郑苹如从关押处押了出来。

郑苹如被带上车的时候,没有挣扎,也没有出声。

车开出76号,朝着沪西中山路方向驶去,夜风在窗外呼呼地响,路越走越荒,越走越黑,只有车灯在前头划出一道细细的亮。

林之江坐在副驾驶,一声不吭,一根烟抽完,又点了一根,窗缝里透进来的风把烟气吹散,散了又聚,聚了又散。

车停下来,荒草的气息透过车门的缝隙钻进来,郑苹如知道,到了。

然而,就在林之江的手停在扳机上久久没有扣下去的那一刻,郑苹如抬起头,平静地开口,说出了她此生最后那句话,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