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陈独秀传》任建树著｜《陈独秀全传》唐宝林著｜《陈独秀书信集》水如编｜《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百度百科"陈独秀"词条｜四川省情网陈独秀江津史料｜中国作家网相关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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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的四川江津，初夏的湿热已经漫进了每一条巷子。
鹤山坪的石墙院坐落在县城之外三十多里的山坳里，没有大路，不通车辆，四周是郁郁的山林，长江从远处绕了一个弯，带来的不是凉意，只是更浓的潮气。
院子里有两间低矮的土房，没有天花板，地面是潮湿的泥地，每逢下雨，屋顶就往下滴水。
室内陈设简陋到近乎空旷：两架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还有几只堆满书稿的旧木箱。
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幅岳飞手书"还我河山"的拓片，是这间屋子里唯一称得上装饰的东西。
住在这里的老人已经躺了很多天，无法再起身。
心脏病、高血压和胃溃疡，三重病症压着他，让他连翻身都极为艰难。
几个月前，他曾试着用蚕豆花熬汤治高血压，喝下去之后腹胀发热，病情反而急转直下，从此便再没有真正好转过。
妻子潘兰珍一直守在床边，没有别的能做，只是守着。
来看他的人，能来的都来了。
邓仲纯隔几天就过来，给他号脉开方，知道药已经起不了大作用，但仍然每次都认真地开。
三儿子陈松年从重庆赶了回来。
何之瑜就住在江津，几乎天天过来，帮他整理那叠厚厚的手稿——那是《小学识字教本》的书稿，写到"抛"字，停下了。
这个老人六十三岁，走完了他的一生。
他是创办《新青年》、开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被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曾经主持党的一大到五大，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站在最前沿发出过最响亮的声音。
而他最后在这间漏雨的土房里，穷困潦倒，连看病的钱有时候都要靠典当朋友送来的皮袍子凑。
死前，他留下了一些话。
这些话，被守在身边的人陆续记录下来，后来散见于各处史料和回忆文章里。
其中有一些，是他对自己一生最直接的回顾——
那些话里，记载着他此生最深的一处叹息，而当后来的人读到那几行字的时候，许多人沉默了很久……
【一】一个不愿驯服的读书人，从安庆走向整个中国
1879年10月9日，陈独秀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府怀宁县，按照族谱取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
他一生的笔名据考证多达四十余个，但最为后世熟知的，是他自己取自家乡独秀山的名字——陈独秀。
他2岁时，父亲陈衍中因疫情病卒于苏州，此后先后由祖父陈章旭以及长兄陈庆元抚养成人，在家中学习《四书》《五经》。
祖父管教极严，逼迫他日日研读四书五经，那段经历多年以后仍然令陈独秀心有余悸，他后来在文章里写到旧式教育对人心的束缚，字里行间都带着亲身体会的温度。
祖父去世后，长兄继任塾师的角色，管教相对宽松，陈独秀得以自由阅读自己喜爱的书目。
这段时间里，他读《昭明文选》，也开始悄悄接触一些旧式私塾里从未出现的东西。
那些书页里的世界，与祖父手里的四书五经截然不同，却让他越读越停不下来。
1896年，17岁的陈独秀通过院试成为秀才，科举名乾生。
但就在拿到秀才资格的次年，他赴南京参加乡试，落榜。
此后又再次参加乡试，仍然未中。
乡试的接连落第，对于许多读书人来说是一次打击，但对陈独秀而言，影响走向的不是落第本身，而是他在这个过程里对于科举这件事本身的判断。
1897年冬天，年仅18岁的他写下《扬子江形势论略》，从地理、军事、历史多个角度审视清政府面临的国际处境，文中写道："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蒙满，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
一个18岁的秀才，落第之后写出这样的东西，说明他的眼光早已不在功名上了。
1897年，他考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法文和造船。
这里的课程与旧式私塾截然不同，第一次系统接触西方科学与社会思想，让陈独秀的思路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此前他看世界，用的是四书五经给他备下的那套框架；进了求是书院之后，那套框架开始动摇，一个更宽阔、也更复杂的世界图景逐渐在他面前展开。
1901年10月，陈独秀自费留学日本，进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日语专业学习。
1902年3月回国后，组织青年励志社。
同年9月，他再次赴日，就读东京成城学校陆军科，在日本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这几年里，日本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是一个特殊的窗口。
革命的气息、各路思潮、被压迫者的奋起，这一切在东京的空气里交织着。
陈独秀在这里广泛阅读，与各类进步人士交往，思想激变。
彼时滞留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来自不同省份，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在对中国前途的判断上，也有着各式各样的争论。
陈独秀泡在这些争论里，大量阅读，大量思考，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中国出路的基本判断。
1903年3月31日，陈独秀、张继、邹容三人强行剪去湖北陆军学生监督姚昱的辫子，因此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回国。
这不是一次冲动之举，在当时的语境下，剪辫子是一种极为明确的政治表态，意味着对清朝统治的公开挑衅。
被驱逐出境的代价，他承受了，没有退缩。
回到安庆后，1903年5月17日，陈独秀在藏书楼组织抗议清廷与沙俄准备签订不平等条约的集会，发表拒俄演说，有安徽高等学堂、武备学堂等三百余人出席。
会上决定成立安徽爱国会，创办《爱国新报》。
这次活动引起当局警觉，清廷下令通缉，陈独秀得友人透露消息，连夜逃往上海。
到了上海，他又和章士钊、谢晓石、张继等人出版《国民日日报》，同年12月，上海地方政府下令禁止出售该报。
1904年，陈独秀在安徽创办《安徽俗话报》。
这份报纸选择用白话文写作，在当时绝大多数报纸仍沿用文言的环境里，是一次明确的破格尝试——目的就是让更多不具备文言阅读能力的普通人，也能看懂里面的内容。
报纸因言论过激，办了没多久便被迫停刊，陈独秀再度离开安徽。
辛亥革命之后，陈独秀短暂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参与地方政务。
但随着袁世凯逐渐掌控北京政局，革命果实被蚕食，仁人志士的一腔热血付诸东流，许多革命者开始消沉。
陈独秀却在这段时间里得出了一个不同的结论——他从一次次失败的革命经历中意识到，单纯的政治革命并不能挽救国家，改变国人的精神才是根本。
这个认识，成了他此后十年间最重要的行动坐标。
【二】《新青年》横空出世，以一本杂志撑开一个时代的思想空间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陈独秀被迫流亡上海。
这段时间，他深居简出，大量阅读，广泛思考。
那些积压在心里多年的问题，开始慢慢凝结成一个清晰的判断：中国的积弱，根子不在政治制度本身，而在于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封建思想文化对人心的禁锢。
1914年，他赴日本，在东京编辑《甲寅》杂志，继续从事文章写作和思想传播。
这期间，他与来自各地的留学生和知识分子广泛交流，进一步确认了自己对思想启蒙的判断——中国要变，不能只靠换旗帜、换政府，要从人的头脑里开始换。
1915年，日本得寸进尺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复辟的野心日益显露，孔教会、筹安会等宣扬尊孔复辟的团体大行其道。
有的革命者牺牲了，有的叛变了，有的开始消沉下去。
同样经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陈独秀也已几近不惑之年，但即使时局如此艰难，他依然决定创办一本新杂志，立志在十年的时间内改变国人的思想。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正式创刊，陈独秀担任主编。
自第二卷起，杂志更名为《新青年》。
创刊号上，陈独秀亲自撰写发刊词《敬告青年》，提出六项主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六条，每一条都是对旧文化旧道德的正面宣战。
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文字，等同于在一潭死水里投下了一块巨石。
随着影响力日渐扩大，一批重量级的知识分子相继汇聚到这本杂志周围。
胡适从美国回来，带着白话文改革的主张；鲁迅在上海寄来了《狂人日记》，用一个"吃人"的隐喻撕开了礼教的面具；李大钊开始在杂志上介绍马克思主义；钱玄同、刘半农、吴虞等人各展所长，共同把这本杂志推到那个年代思想传播的最前沿。
1917年，北大校长蔡元培聘请陈独秀来京任职，辅助他对保留着封建教育传统和陈腐校风的北大进行改革，并建议他把《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实现了"一校一刊"的结合。
据当时了解内情的人描述，蔡元培为了请到陈独秀，曾亲自多次登门，颇有古风。
陈独秀的办公室设在红楼二楼，挂牌"文科学长室"。
在这里，凭借蔡元培的全力支持，他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
他扩充文科，增设新系，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整顿课堂纪律，广设阅览室，采购图书，把一个沉闷保守的旧学府一点一点改造成思想最活跃的地方。
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此聚集，形成了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新文化运动由此得到迅猛发展。
毛泽东后来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谈到自己当时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作的文章，说"他们成了我的模范"，"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
这段话，在斯诺的采访记录里留了下来，是那个年代陈独秀影响力的直接注脚。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则让陈独秀看清了西方所谓民主国家的实质。
在1918年12月22日第一号《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上，陈独秀明确提出"主张公理，反对强权"的口号，对外要求欧美国家"抛弃从来歧视有色人种的偏见"，对内要求"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
他在《每周评论》上多次发文，提醒民众不要对巴黎和会抱有任何幻想，应该把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和腐败的对日外交政府。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直接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惨败，本可从德国收回的山东主权，成了日本的战利品，消息传回国内，民众出离愤怒，北京大学等校学生组织集会游行，五四运动由此爆发，迅速蔓延至全国。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天桥新世界游艺场顶楼抛撒《北京市民宣言》传单，遭到密探当场逮捕。
这是他一生中数次系狱之一，在狱中关押近三个月，于1919年9月出狱。
【三】建党初期，在历史转折口上艰难探索的那些年
出狱之后，陈独秀的思想完成了一次重要转变。
国内知识界开始大量译介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陈独秀已开始密切关注被压迫的劳动群众。
在《贫民的哭声》一文中，陈独秀分析欧美贫富悬殊的原因时提到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又如《告北京劳动界》一文对劳动阶级痛苦的揭示，对官僚、资本家和知识阶级的告诫。
1920年5月，《新青年》特设"劳动节纪念专号"，陈独秀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热情赞美劳动者"最有用、最贵重"，并开始为上海厚生纱厂的湖南女工发声，为其争取合法权益。
从陈独秀这一时期的这些文字可以看出，此时的他与《新青年》同仁中主张不谈政治的胡适等人，在思想上的分歧进一步扩大。
1920年2月，陈独秀离开北京，赴上海。
同年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先后与多位革命者会谈，探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可能性。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陈独秀担任书记。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党组织。
此后数月间，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形成了各地呼应的组织格局。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
大会期间，因租界巡捕搜查，会议被迫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进行，并最终完成全部议程。
陈独秀因在广州主持工作，未能亲自出席，但大会选举他为中央局书记，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
这一年，他42岁。
此后，他先后主持了党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带领这个尚在创建初期的政党，在内忧外患的复杂局势中艰难探索前行。
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并决定加入共产国际。
1923年6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围绕国共合作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最终通过决议，确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方针。
在大革命中，陈独秀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
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党内外轰动。
但不久后共产国际领导层发来的指令，使大多数中共党员继续坚持旧政策，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异议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与这种路线彻底决裂，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完全有别于共产国际的另一种国际国内革命纲领。
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此时在广州从事革命工作，积极参与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
次子陈乔年在上海主持党务，同样投身于革命事业。
一家人，把整个身家都押在了这条路上。
【四】1927年，一场急转直下的历史剧变
1927年，是这个家庭也是整个历史进程里最为沉重的一年。
这年春天之前，北伐战争进展顺利，工农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形势一片大好。
然而，4月12日，上海发生政治事变，大批共产党人和工人遭到逮捕和杀害，国共合作的基础在极短的时间内轰然崩塌。
7月15日，武汉方面亦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大革命的成果几乎毁于一旦，党的力量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
1927年7月，陈独秀被撤销在党内的领导职务。
1927年8月7日，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对大革命失败原因进行总结，认定陈独秀推行了错误路线，应对这一历史失败承担主要责任。
从这一天起，陈独秀结束了他在党内长达六年的主要领导工作。
1929年，陈独秀因中东路事件中反对当时中共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以托洛茨基主义立场批评中共，被中共开除党籍。
政治上的打击已经足够沉重。
但命运加诸于他的，并不只是政治上的失去。
就在1927年前后，他人生中最深重的私人悲剧接连降临。
长子陈延年于1927年7月在上海被捕，敌人曾试图逼他跪地求饶以换取性命，陈延年拒绝下跪，慷慨就义，年仅29岁。
次子陈乔年于1928年6月在上海龙华被杀，年仅26岁。
两个儿子，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牺牲。
陈独秀手稿中，记有一首悼念两子的诗：凶耗传来忍泪看，恸君薄命责君难。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而今世界须男子，又杀二少年。
支那
两个儿子的牺牲，是他余生里始终未曾放下的重。
这些诗句，是他能留下来的全部。
政治上的失去、儿子的离世、党内的批判，这一切叠加在一起，让他陷入了人生最黑暗的低谷。
然而就是在这段岁月里，他没有沉默，没有退隐，而是继续写文章，继续表达与当时主流意见不同的政治判断，并逐渐走向了一条更为孤立的道路。
这条路，把他带向了更深的困境。
而在困境的最深处，一件足以改变他余生全部走向的事，正在悄悄酝酿——当那件事的轮廓最终清晰呈现出来的时候，连最了解他的友人都沉默了，久久说不出话来……
1929年被开除党籍之后，陈独秀并未就此销声匿迹。
1931年，他建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继续在政治上发声，坚持用文章和理论表达自己的立场。
这个组织极为弱小，没有武装力量，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没有充足的经费来源，基本上靠几本油印的刊物，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传播政治主张。
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政府逮捕，以"危害民国罪"提起公诉。
1934年被判刑八年，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他在狱中进行绝食等各种斗争，争取到住单间的优待，并被允许看经史子集方面的书籍和写作。
在狱中，他开始起草一部文字学著作，初名《识字初阶》，完成了书稿大纲和条目分类。
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提前出狱，此后谢绝了各方的政治邀约，辗转来到四川江津。
正因陈独秀屡次违背国民党的政治意志，蒋介石对他颇不放心，派人定期监视。
据时任江津县县长黄鹏基回忆，重庆方面常派人来侦查陈独秀的行动，每一两个月便要来问问。
章士钊曾去江津看望陈独秀，也要先经过蒋介石侍从室批准。
临别之际，陈独秀送章士钊一段路后，便停步不前，说"我只能到此为止，不能越雷池一步了"。
就在这样的处境下，陈独秀把他生命最后几年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投注在那部《小学识字教本》上。
书稿在狱中打下底子，出狱后重新修订，一字一划，全靠他一人完成。
他与编译馆书信往来达七十多次，一遍遍跟踪书稿审核进展，催问出版时间表，每一封信里都藏着他对这部书尽快面世的迫切心情。
1940年初夏，上篇书稿完成，交给了国立编译馆。
编译馆总编辑陈可忠翻阅几页，当即决定出版，并预付两万元稿酬。
书稿随后报送教育部审核。
就在所有人以为这部历经近十年心血的著作终于要付梓问世的时候，一封来自教育部的信，让一切戛然而止——
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批示，认为"小学"两字不妥，要求陈独秀改动书名方可出版。
陈独秀收到批示，断然拒绝，声称"一字不能改"，并将那笔两万元的预付稿酬悉数存入中介，不肯动用分毫，自己宁肯典当衣物、靠友人接济度日，也绝不妥协——而就在这场僵局持续的同时，石墙院里正在发生的另一件事，让后来读到这段史料的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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