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九五年的深秋，风刮在脸上已经有了刀割般的冷意。我站在厂办公楼前的通告栏下，看着上面那张白底黑字的开除决定，鲜红的公章刺得我眼睛生疼。人群在我身后指指点点，我低着头，死死咬着嘴唇，直到尝到了血腥味。
我叫林浩，那年二十二岁，是市里第三机械厂的翻砂工。那个年代，能进国营大厂当个工人，相当于端上了铁饭碗。我父母早亡，留下我和小我十岁的妹妹林雅相依为命。我原本以为，只要我肯卖力气，多加夜班，这只铁饭碗就能护着我们兄妹俩安稳度日。
可现实从来不管你有多难。十一月初，妹妹突发急性哮喘，高烧不退。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带薪事假，请假不仅扣全天工资，还要扣当月的全勤奖和粮油补贴。我实在没钱带她去大医院住院，只能抓了药，大着胆子把她偷偷带进了厂里，安顿在翻砂车间后面废弃的杂物间里。我一边干活，一边趁着师傅不注意溜过去给她喂水喂药。
纸终究包不住火。第三天下午，厂里搞突击安全检查，带队的正是厂长沈青。
沈青是我们厂唯一的女厂长，四十多岁，平时总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齐耳短发，面部线条硬朗，走起路来雷厉风行。厂里没人不怕她，私底下都叫她“铁娘子”。
当她推开杂物间的门，看到躺在破棉絮里咳嗽不止的林雅，还有旁边偷偷架起来熬药的电炉子时，脸色瞬间铁青。
在存放易燃木料的车间附近私拉电线熬药，这是严重违反安全生产规定的死罪。
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沈厂长当场让人熄了电炉，转头看着我，眼神冷得像冰：“林浩，去财务室结账，明天不用来了。”
我当着十几个工友的面，“扑通”一声给她跪下了。我不怕丢人，我只怕丢了这份工作，我连给妹妹买药的钱都拿不出。我拽着她的裤腿，语无伦次地求她，发誓再也不敢了。
可沈厂长只是用力抽回了腿，丢下一句“厂有厂规，规矩不能给你一个人破”，便头也不回地走了。第二天上午，我像个游魂一样去财务室领了最后的半个月工资，一共五十六块钱。捏着那几张薄薄的钞票，我觉得天都要塌了。走出办公楼时，人事科的老王叫住了我，说沈厂长让我去她办公室一趟。
我心里没有一丝希望，只觉得麻木。推开厂长办公室的门，沈青正站在窗前抽烟。见我进来，她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坐。”
我没坐，只是木然地站着。
她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桌角：“这里面是三百块钱，算我个人借给你的。先带你的妹妹去市医院把病看好。”
我愣住了，难以置信地看着她。前一天还冷酷无情将我扫地出门的“铁娘子”，此刻却拿出了相当于她一个月工资的钱借给我。
“别误会，”她看着我的眼睛，声音依旧平静且严厉，“开除你，是因为你犯了安全大忌，如果不严惩，以后厂里谁都敢乱拉电线，真出了火灾，几百号人的命谁赔得起？但我也知道你的难处。这三百块钱，你得还我。”
我颤抖着手接过信封，眼泪终于没忍住掉了下来。我哑着嗓子说：“沈厂长，谢谢您。可我没了工作，以后拿什么还您……”
沈青没有接我的话，而是从桌上的便笺本上撕下一张纸，飞快地写了一行字，然后折叠起来，塞进我的手里。
“拿着这个。”她盯着我，目光里有一种我当时看不懂的深意，“带妹妹看好病之后，把她托付给亲戚或者乡下的老人照顾一阵子。你自己买一张去南方的火车票。去这个地址找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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