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把几件真丝衬衫叠进行李箱的时候，林阳一直靠在卧室的门框上看着我。他的眉头拧得很紧，嘴唇抿成了一条泛白的线。我们刚刚结束了一场并不激烈的争吵，没有摔东西，也没有大吼大叫，但空气里那种沉闷的拉锯感，比摔碎几个碗更让人窒息。
“真的非去不可吗？”他终于还是没忍住，声音里带着一种我当时只觉得是无理取闹的疲惫，“周总是男的，你们两个人去外地一个星期，公司就派不出别人了？就算不提这个，家里现在也离不开你。”
我合上行李箱，拉链拉到一半，停下来抬头看他。那是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一种近乎哀求的神色，但我脑子里那根叫做“事业”的弦绷得太紧了，完全忽略了他情绪里的异常。
“林阳，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三遍了。”我尽量压住心里的火气，“这次去广州的并购案是我跟了半年的项目，周总亲自带队，这说明公司高层对我的看重。只要这次项目拿下，年底总监的位子就是我的。你也是在职场混的人，这时候你让我跟老板说我不去了？我为了这个家妥协得还不够吗？”
他沉默了，眼神暗了下去，像是一簇火苗被冷水浇灭。他看着我，欲言又止，最后只是垂下眼睛，转过身往客厅走去，扔下一句：“随便你吧，你想走就走。”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有一丝莫名的慌乱，但很快就被即将到来的职场挑战和某种解脱感冲淡了。结婚五年，女儿三岁，我几乎成了一个在家庭和公司之间连轴转的陀螺。
每天早晨像打仗一样给孩子穿衣服喂饭，晚上回来还要面对一水槽的碗筷和辅导不完的早教。我太累了，这场为期七天的出差，对我来说不仅是升职的跳板，更是一次短暂的逃离。我想做回七天的苏静，而不是谁的妻子，谁的妈妈。
第二天清晨，我拖着行李箱出门时，林阳还在厨房里给女儿热牛奶。他没有出来送我，只是隔着磨砂玻璃门叮嘱了一句“路上注意安全”。我应了一声，转身关上门，听着门锁“吧嗒”落下的声音，我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浊气。
在去机场的出租车上，我化了一个精致的妆。到了候机大厅，周总已经在那里等我了。他是个四十出头的工作狂，业务能力极强，平时在公司雷厉风行，不苟言笑。看到我，他只点了点头，递给我一份厚厚的资料：“飞机上再过一遍数据，这次对方很难啃，我们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
我接过资料，心里不仅没有反感，反而涌起一阵久违的兴奋。这才是属于成年人的战场，纯粹、直接、有价值。
接下来的七天，我过得像是在云端。白天，我和周总穿梭在广州的高档写字楼里，和对方团队进行唇枪舌剑的谈判。我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专业和敏锐，甚至在几个关键的财务漏洞上，替公司挽回了巨大的被动局面。周总看我的眼神里渐渐多了一种赞赏，那是同行之间平等的尊重。
晚上，我们会去江边的餐厅和客户应酬。脱下了围裙和家居服，我穿着得体的职业装，举着红酒杯，游刃有余地穿梭在各种话题之间。回到五星级酒店的房间，不再有孩子半夜的哭闹，不再有丈夫沉重的呼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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