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浙江举行万人公审大会，一名木匠小工被审判，他究竟因何被指控犯罪？
1947年10月20日凌晨，杭州延安路两侧仍挂着“反饥饿、反内战”的标语，雨丝冷得像针。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五名便衣推进吉普车，车门甫关，他只留下四个字：“不要惊慌。”车外，几名闻讯赶来的同学被粗暴推开，有人哭喊：“子三，撑住！”黑色车影拐进小巷，消失在夜色里。
半年前，杭城的街头还在热烈讨论制宪问题。年轻人相信请愿、游行能改变旧局，可国民党当局给出的回答是特务、宪警和监牢。浙江大学这股学生潮一再触动当局神经，最终，一份落在邮局的信件暴露了骨干名单。情报处副组长单银昌亲自签字：“连夜行动，先拿于子三。”
单银昌当过十年木匠，手艺好，心狠更甚。据说1938年在温州，因“识字写得一笔好楷”，被中统招入情报处。两年后，他已能独立带队。内部会议里，他拍着桌子说：“钉子要拔，刀子要快。”旁人以为这是木工行话，其实暗指对付共产党。
他的升迁与1942年的一次抓捕紧密相连。那年2月8日，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在永康方岩山脚被叛徒李小金出卖。审讯室灯泡晃动，单银昌递过空白供词：“填吧，保你性命。”刘英抬头淡淡一句：“笔是你的，信念是我的。”几日后，蒋介石批示速决，5月18日清晨，刘英胸前被击穿三枪。监狱看守鲁荣甫偷偷收起血衣，后来在解放军渡江前夜，他把那件血衣交给地下党，并低声说：“我记住了他看的那双眼睛。”
刘英之死让浙江地下党元气大伤，单银昌却在情报处一跃成了“行动组长”。抗战胜利后，他把矛头转向学生。“读书人胆子大，却最怕电棍。”他指着刑讯室墙角的水桶冷笑。于子三被夹棍时仍喊：“反饥饿！反内战！”守在门口的士兵抖了三抖，叹了口气。
1949年春，解放军长驱南下。省情报处仓皇撤往舟山。单银昌随行，船开之前，口袋里装着一张去台湾的临时通行证。不过海面风高浪急，第一批船只只接走了要员，他被抛在码头。几天后，他剪掉了头发，背起木匠工具，潜回东阳老家隐匿。村里老人记得他在祠堂外修过木门，手起锯落，屑末纷飞，却常抬头望北，一脸惶惶。
1955年秋，地方干部在走访中发现“木匠老单”会写暗语，且与逃亡特务刘怡生通信。线索被层层上报，10月，公安人员乔装成木材贩子将他带走。讯问室里，审讯员摊开卷宗：“刘英、于子三，你认不认？”单银昌沉默半晌，喃喃道：“木料一旦下锯，回不去了。”
1956年2月，浙江横店。寒风卷着尘土，万人聚集在操场。高台上的审判长宣读判决，罪名包括暗杀革命干部、镇压学生运动、残害群众。人群沉默，唯有扩音喇叭里传出清晰的三个字：“判处死刑！”有人抽泣，有人攥紧拳头。押赴刑场前，单银昌看向远处山影，低声自语：“木匠的锯，锯断了自己。”
枪声回荡山谷，林中惊起几只乌鸦。午后的阳光随即刺破乌云，照在不远处的稻田上。曾经血染的故土，终归于平静，留给后人的，是一串沉重而清晰的日期与名字，以及写在史册里永难抹去的罪与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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