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大厅里人来人往，我站在柜台前，手里攥着那张已经十年没动过的银行卡。
"先生，您确定要销户吗？"柜员是个年轻姑娘,扎着马尾辫,声音甜美。
我点点头："确定。这张卡我不打算再用了。"
她接过卡,在电脑上操作起来。几秒后,她抬起头,眼神里带着困惑："先生,您的卡里有一笔境外汇款，到账时间是三天前。金额是......"她顿了顿，声音都提高了几度，"120万。"
我的手猛地握紧。
"还有，"柜员继续说，"汇款方留了一段话，您要看吗？"
我的心脏开始狂跳。十年了,整整十年,我以为自己早就忘记了那个人,忘记了那段被辜负的婚姻。可此刻,听到"境外汇款"四个字,所有被刻意埋藏的记忆,像决堤的洪水一般涌了上来。
"念给我听。"我的声音有些发颤。
柜员清了清嗓子,一字一句地念道："对不起,这是十年的利息和补偿。请原谅我不辞而别,有些真相,我无法告诉你。——珍惠。"
珍惠。
这个名字,我已经十年没有念出口了。
我闭上眼睛，那个穿着朴素连衣裙、笑起来有两个浅浅酒窝的女人，再次清晰地出现在脑海里。她用生硬的汉语说"我爱你"的样子，她在厨房里笨拙地学做中国菜的样子，她拉着我的手在江边散步的样子......
还有,她提着行李箱转身离开时,眼眶里强忍的泪水。
"先生？先生？"柜员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您还要继续销户吗？"
我睁开眼，深吸一口气："不销了。这笔钱......先存着。"
走出银行，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我靠在路边的梧桐树下,点燃一支烟,任由记忆将我拖回十年前的那个春天。
那一年,我34岁,在丹东一家边境贸易公司做业务经理。工作稳定,收入不错,可感情生活一片空白。父母催婚催得紧，媒人介绍了十几个姑娘,我一个都看不上。
直到遇见她——金珍惠。
她是通过正规劳务输出来华务工的朝鲜工人,在我们合作的一家服装厂做缝纫工。第一次见她,是在工厂的食堂里。她端着餐盘站在窗口前,用生硬的汉语问："这个,多少钱？"
我刚好从旁边经过,脱口而出："六块。"
她抬头看我,眼神清澈得像鸭绿江的水。"谢谢。"她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仔细地数出六张一元的纸币。
就是这个细节打动了我。她数钱的样子那么认真,那么珍惜,仿佛那六块钱对她来说很重要。后来我才知道,她每个月的工资只有八百块,要寄一半回国给家人,剩下的还要存起来给弟弟读大学。
那天之后,我总会找借口去工厂。有时候是送文件,有时候是检查安全,其实就是想远远地看她一眼。她总是埋头在缝纫机前,手指翻飞,专注得像在完成一件艺术品。
我们真正开始说话,是在一个下雨天。我送文件去工厂,出来时雨下得很大,她刚好下班,站在门口发愁。我把伞递过去："我送你回宿舍。"
她犹豫了一下,接过伞,小声说："一起打。"
就这样,我们挤在一把伞下,走过那条泥泞的小路。她的肩膀一直往外侧,怕淋湿我。我悄悄把伞往她那边斜,她发现了,又悄悄推回来。
那十几分钟的路程,我们谁都没说话,可我的心里,像住进了整个春天。
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我们多单纯。我不在乎她的国籍,不在乎别人异样的眼光,不在乎文化的差异。我只知道,我爱她,她也爱我。
可最后,她还是离开了。带走了我全部的积蓄——85万,也带走了我相信爱情的能力。
烟燃到手指,烫得我一激灵。我掐灭烟头,打开手机,盯着通讯录里那个被我拉黑了十年的号码。
要打过去吗？
我问自己。
要去找她吗？
要听她解释那些"无法告诉我的真相"吗？
手机屏幕在阳光下反着光,我看到自己的倒影——一个44岁的中年男人,鬓角已经有了白发,眼角爬上了皱纹,眼神里写满疲惫。
十年了，珍惠,你还好吗？
01
三年的追求，两年的恋爱，一场跨越国界的婚礼。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光像是一场过于美好的梦。
我和珍惠在一起的消息传开后，公司里议论纷纷。
"老陈疯了吧？找个朝鲜女人？"
"人家就是图他钱，等着看吧，迟早出事。"
"这年头还有人信异国恋？电视剧看多了吧。"
我把这些话当耳旁风。我知道他们不理解，也不需要他们理解。我只知道，每次见到珍惠，她眼里的光是真的，她笑起来的羞涩是真的，她为我流的泪也是真的。
珍惠在厂里很能吃苦。别的工人一天做八小时，她能做十二小时。我劝她悠着点，她摇摇头："多做一点，多赚一点，家里需要钱。"
她的家在朝鲜平安北道的一个小城，父母都是普通工人，还有个在读大学的弟弟。她来中国务工，就是为了赚钱补贴家用。每个月发工资，她第一件事就是去银行汇款回国。
"你自己不留点吗？"我心疼地问。
"我在这边吃住都有，够了。"她总是这样说。
我开始给她买东西——衣服、护肤品、零食。她每次都拒绝，说太贵了，浪费钱。后来我学聪明了，买了之后直接拆掉标签，她就没法退了。
有一次，我送她一条围巾，浅蓝色的，很衬她的肤色。她围上后照了半天镜子，眼睛都弯成了月牙。"真好看。"她轻声说，"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看的围巾。"
那一刻，我暗暗发誓，以后要让她拥有更多美好的东西。
谈婚论嫁的时候，困难接踵而至。跨国婚姻的手续复杂得超乎想象——公证、认证、审批，每一步都要等很久。珍惠的工作签证快到期了，我们必须在她回国前办完所有手续。
我托关系、找门路，花了大半年时间，终于在她签证到期前一个月，拿到了结婚证。
那天，我们在民政局门口拍了张合影。珍惠穿着我给她买的白色连衣裙，手里捧着结婚证，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真的嫁给你了。"她说，声音里带着不可置信的颤抖。
"傻瓜，这还能有假？"我刮了刮她的鼻子。
她突然抱紧我，把脸埋在我胸前："谢谢你，陈海。谢谢你没有嫌弃我。"
我的心一阵发紧。她太缺乏安全感了，总觉得自己配不上我，总怕我会后悔。我搂紧她："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就是娶你。"
那时候我是真心的。
婚后的日子平淡而温馨。我们在丹东市区租了一套两居室，不大，但珍惠收拾得很温馨。她把家里布置得干干净净，窗台上养着几盆花，餐桌上总是铺着她绣的桌布。
她的厨艺不太好，做中国菜总是把握不好火候，不是太咸就是太淡。但我从不挑剔，每次都吃得很干净。看着她期待又忐忑的眼神，我总说："好吃，比饭店的强多了。"
她就会开心得像个孩子，说："那我明天再做给你吃。"
周末的时候，我会带她去江边散步，或者去市场买菜。她对什么都好奇，看到新鲜的蔬菜水果，就会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遇到卖朝鲜泡菜的摊位，她会停下来，眼神变得很温柔。
"想家了？"我问。
她摇摇头，又点点头："有一点，但是......有你在，哪里都是家。"
这样的日子过了大半年。我以为会一直这样下去——她去工厂上班，我去公司谈业务，晚上一起回家，一起做饭，一起看电视，一起入睡。
直到那个春天，她说想回国探亲。
"我离开家一年半了，爸爸妈妈很想我。"她低着头说，"我想回去看看他们。"
我沉默了一会儿。理智告诉我应该支持她，可心里有种说不出的不安。"要去多久？"
"一个月，最多一个月。"她抬起头，眼神真诚，"我会很快回来的，我保证。"
"那我陪你一起去。"我说。
她摇头："你的护照办朝鲜签证很麻烦，要等很久。而且你工作那么忙......我自己回去就好，真的，一个月就回来。"
我还是不放心："那你要天天给我打电话，报平安。"
"好。"她笑了，搂住我的脖子，"你就这么舍不得我？"
"废话。"我把她抱得更紧。
现在想起来，那晚她搂我的时候，力气大得有些不寻常。好像她不是要离开一个月，而是要离开很久很久。
她要回国的消息传开后，公司的王哥找到我，神色凝重："老陈，你真让她一个人回去？"
"她父母想她了，我总不能不让她回家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王哥犹豫了一下，"你想过没有，万一她回去就不回来了呢？"
我皱起眉："不会的，她不是那种人。"
"我知道你信她，可是......"王哥叹了口气，"老陈，咱们做边贸的，见过太多这种事了。不是说所有朝鲜人都不可信，但是那边的情况咱们不了解，万一有什么变故呢？"
"不会有变故的。"我斩钉截铁地说，"她是我妻子。"
王哥还想说什么，最终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行，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好。"
珍惠回国前一周，我们去银行取钱。她说想给家里带点钱回去，我问她要多少，她说五万就够了。
"五万太少了。"我想了想，"你爸妈身体怎么样？你弟弟读大学花销肯定不小。这样，我们给十万。"
"太多了！"她急了，"陈海，那是你的积蓄，我怎么能......"
"咱们是夫妻，我的就是你的。"我打断她，"而且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我应该尽这份心。"
珍惠的眼圈红了，扑进我怀里："我会还你的，等我赚钱了，我一定会还你。"
"傻瓜，说什么还不还的。"我摸着她的头发，"等你回来，我们就攒钱买房子，以后生个孩子，把你爸妈也接过来，一家人在一起多好。"
她在我怀里点头，肩膀却微微发抖。我以为她是感动，现在想来，也许是愧疚。
取钱的那天，我把所有积蓄都取了出来——85万。这是我工作十年攒下的全部家当。银行的工作人员都认识我，看到我一次性取这么多现金，表情都变了。
"陈先生，这么大额的现金，您要注意安全。"柜员小声提醒，"如果可以，建议您用转账的方式。"
"没事，我有用。"我接过钱，装进珍惠带来的旅行包里。
旁边一个等待办业务的大妈看着我们，突然开口："小伙子，这钱是要给她的？"
我点点头。
大妈摇摇头："年轻人啊，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么多钱，万一......算了，不说了。"
珍惠的脸刷地白了，她抓紧我的手，急切地用朝鲜语说了一串话。我听不懂，但能感受到她的激动。
回家路上，她一直很沉默。我握着她的手："怎么了？"
"陈海，"她停下脚步，看着我的眼睛，"你真的相信我？"
"当然相信。"我没有犹豫。
她的眼泪掉下来："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你会原谅我吗？"
"你能有什么不对的？"我给她擦眼泪，"别胡思乱想了，是不是舍不得我？"
她点点头，把头靠在我肩上："嗯，舍不得。"
那天晚上，她特别缠人，一遍遍地说爱我，一遍遍地吻我。我感觉到她的眼泪落在我脸上，凉凉的，带着说不出的绝望。
我应该察觉到的。
那些异常的表现，那些欲言又止的眼神，那些过于用力的拥抱。
可我当时太相信她了，也太相信我们的感情了。
我以为，爱情可以跨越一切。
我错了。
02
送珍惠去火车站的那天，天气出奇地好，阳光洒在鸭绿江上，波光粼粼。
她穿着我给她买的浅蓝色外套，背着那个装着85万现金的旅行包。包很重，我坚持帮她背，她却一直紧紧抱在怀里，说里面有给家人的礼物，怕磕着碰着。
"一个月，就一个月。"她反复强调，"最多三十天，我就回来。"
"我知道，我会每天等你电话。"我整理着她的衣领，"到家了记得第一时间给我发消息。"
检票口开了，她必须进站了。她抬头看我，眼睛红红的："陈海，我......"
"我什么？"我笑着捏她的脸，"是不是想说你会想我？我也会想你的。"
她张了张嘴，最终只是用力点头："我会想你。"
"快进去吧，别误了车。"我推了推她。
她转身走了几步，又突然跑回来，踮起脚尖亲了我一下，然后一句话没说，转身冲进了检票口。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心里空落落的。
旁边一个老大爷嘀咕："这姑娘怎么哭成这样，像生离死别似的。"
我苦笑，心说不就是一个月吗，至于哭成这样。
如果早知道这一别是十年，我会死死拉住她，哪怕她恨我一辈子，我也不会让她走。
头三天，珍惠每天晚上都会打电话过来。她说火车很慢，要坐很久，她说边境检查很严，她说终于快到家了。声音里带着疲惫，但也有掩不住的兴奋。
"爸爸妈妈一定很高兴吧？"我问。
"嗯，他们都很想见我。"她说，"陈海，等我回去了，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红烧肉。"
"好，我等着。"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正常的通话。
第四天，她的电话打不通了。
我以为是信号不好，没太在意。可第五天、第六天，还是打不通。我开始慌了，给她发了无数条消息，没有一条回复。
我联系了当初给珍惠办签证的中介，想通过他们打听消息。中介说要查一查，让我等两天。
这两天，我像热锅上的蚂蚁。白天在公司心不在焉，晚上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盯着手机，希望它能突然响起来。
第八天，中介给我回了电话。
"陈先生，我们打听到了。"中介的声音有些为难，"金珍惠确实回到她老家了，家人也见到她了。"
我松了口气："那就好，那她为什么不接电话？"
"这个......"中介顿了顿，"她家人说，她暂时不方便联系外面，让你不要担心。"
"什么叫不方便联系？"我的心又提了起来，"她出什么事了吗？"
"具体的我们也不清楚，那边管得严，很多事情不方便说。"中介叹了口气，"陈先生，您还是再等等吧。"
挂了电话，我整个人都懵了。什么叫"暂时不方便联系"？什么叫"管得严"？
我想起王哥的话，想起银行大妈的眼神，想起所有人的提醒。一种可怕的猜测在心里升起：她是不是真的不打算回来了？
不，不可能。我摇着头，试图驱散这个念头。珍惠不是那样的人，她那么爱我，我们明明说好了只分开一个月。
可时间一天天过去，一个月到了，没有消息。两个月到了，还是没有消息。
我又找了几次中介，每次得到的答复都差不多——她人在家里，但就是联系不上。有一次，中介欲言又止地说："陈先生，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说。"
"她家人托我们转告，说她不会回中国了。"
我手里的手机差点掉在地上："什么？"
"她家人说，她要留在国内照顾家人，以后不出来了。"中介的声音很轻，"钱他们也不会还，因为......他们说那是女儿应得的赔偿。"
"赔偿？"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赔偿？"
"他们说，他们女儿在中国受苦了，那些钱是应该的。"
我挂了电话，一拳砸在墙上。钻心的疼痛让我保持了一点理智，不至于彻底崩溃。
原来是这样。原来我就是个笑话。
那些甜言蜜语，那些温柔体贴，那些含泪的拥抱，全都是演出来的。她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钱，是我那85万的积蓄。
我像个傻子一样，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她，还天真地以为我们是真爱。
公司里的人很快知道了这件事。没人当面说什么，但我能感受到那些同情和讥讽的眼神。王哥找到我，问要不要报警。
"报什么警？"我苦笑，"那钱是我自愿给她的，她现在人在朝鲜，警察能怎么办？"
王哥沉默了，拍了拍我的肩："老陈，认栽吧。就当花钱买个教训。"
买个教训？这个教训可真够贵的。85万，我十年的积蓄，十年的心血，就这么打了水漂。
更贵的是我的心。我不敢再相信任何人，不敢再谈感情。我把自己关在壳里，麻木地工作，机械地生活。
朋友们给我介绍对象，我全都拒绝了。我妈急得不行，说你都三十多岁了，不能因为一个骗子就放弃自己的人生。
我说，妈，我需要时间。
其实我知道，有些东西碎了，就再也拼不回来了。
半年后，我收到一封信。
是从朝鲜寄来的，寄件人没有写名字，但我一看笔迹就知道是珍惠的。她的字很秀气，一笔一画都写得很认真。
我的手在颤抖。半年了，整整半年，终于有了她的消息。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用了很久才鼓起勇气拆开信封。信纸是普通的方格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亲爱的陈海：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你一定很生气，一定觉得我是个骗子。我不怪你，因为事实看起来确实是这样。
我拿走了你的钱，我失联了，我没有遵守回去的承诺。无论我说什么，在你眼里都像是借口。
但我还是想解释，哪怕你不相信。
我父亲病了，很严重的病，需要做手术，需要很多钱。这些你知道，我也跟你说过。但我没告诉你的是，我父亲的问题不只是疾病，还有......我不能说的其他原因。
我回来后，发现情况比我想象的糟糕得多。我必须留下来，必须照顾家人，必须承担一些责任。我想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解释，可是我不能。我一说话就会哭，我怕我哭了就会回去，可我不能回去。
陈海，对不起。我知道对不起三个字太轻了，轻得承载不了我对你的愧疚。那85万，是你十年的积蓄，是你对我的信任，是你对我们未来的期待。我全部辜负了。
我不敢求你原谅，也不敢说我会还你钱。我只能说，在我心里，我永远欠你的。
我知道你一定恨我，一定不想再听到我的名字。所以这是最后一封信，以后我不会再打扰你。
请你忘记我，请你好好生活，请你找一个真正爱你、不会离开你的人。
对不起。
珍惠"
我读完信，一把将它撕成了碎片。
满纸都是对不起，可对不起有什么用？对不起能让时间倒流吗？对不起能把我的积蓄还给我吗？对不起能治好我的心吗？
她说她必须留下来，必须承担责任。什么责任比我们的婚姻还重要？什么困难不能一起面对，非要用欺骗和逃避来解决？
她说她不敢求我原谅。对，她不配求原谅。
我把撕碎的信纸扔进垃圾桶，告诉自己，从今天开始，忘掉金珍惠这个人，忘掉那段不堪回首的婚姻，忘掉所有关于她的记忆。
可是，有些事情，越想忘记，就越忘不掉。
03
接下来的日子，我像一台机器一样活着。
早上七点起床，洗漱，穿衣，吃早餐。八点半到公司，处理邮件，见客户，谈合同。晚上七点下班，买菜，做饭，看电视。十一点上床睡觉。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朋友们都说我变了。以前的我爱说爱笑，喜欢聚会，喜欢热闹。现在的我沉默寡言，能不社交就不社交，能一个人待着就一个人待着。
"老陈，你这样不行啊。"王哥有一次喝多了，拉着我说，"都两年了，你还走不出来？"
"我挺好的。"我举起酒杯，"工作顺利，身体健康，有什么不好？"
"可你不快乐。"王哥盯着我，"你看你的眼睛，死气沉沉的，像个老头子。"
我笑了笑，没接话。快乐？那是什么东西？我都快忘了快乐是什么感觉了。
事业上，我倒是越来越顺。也许是因为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上，我的业绩连续三年全公司第一，升职加薪，在市区买了房子，换了车。
从外人看来，我很成功。36岁的部门经理，年薪几十万，有房有车。很多人羡慕我。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活得有多空虚。
那套新房子，我装修得很简单，除了必要的家具，什么多余的东西都没有。没有装饰画，没有绿植，连窗帘都是选的最普通的款式。
我不敢让家里有任何温馨的感觉，因为那会让我想起珍惠。想起她怎样把我们租的小房子布置得像家，想起她在窗台上养的那几盆花，想起她精心挑选的桌布。
每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冷冰冰的客厅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有时候会恍惚——我这是在为什么活着？
赚钱吗？钱我已经赚回来了，比失去的更多。可那又怎样？
买房？买车？升职？这些东西给我带来的满足感，还不如珍惠的一个笑容。
我开始理解那些中年危机的人了。不是因为没钱，不是因为没成就，而是因为失去了活着的意义。
工作是为了什么？为了赚钱。
赚钱是为了什么？为了生活。
生活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呢？
这个问题，我想了五年，没想出答案。
五年后，我38岁。父母开始给我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我赶紧结婚。
"你都快四十了，"我妈急得直跺脚，"再不结婚，以后孩子都生不出来了。"
"妈，我不想结婚。"我很平静地说。
"为什么？就因为那个朝鲜女人？"我妈激动起来，"她都骗了你多少年了，你还念着她？"
"我没念着她，"我说，"我只是不想结婚。"
我爸在一旁叹气："老陈啊，爸爸理解你受过伤。可是你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就放弃啊。你看隔壁老王家的儿子，离了两次婚，现在不也再婚了吗？"
我苦笑。他们不明白，我不是怕再次失败，我是根本不相信婚姻这个东西了。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太脆弱了。说爱你的时候可以爱得死去活来，说离开的时候也可以头也不回。与其再经历一次背叛，不如一个人过。
就这样，我把自己关在壳里，拒绝一切可能触碰到内心的东西。
偶尔我也会想，珍惠现在怎么样了？她过得好吗？她会不会也像我一样，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我们曾经的时光？
但我立刻就会打消这个念头。她肯定过得很好，拿着我的85万，一家人生活幸福美满。说不定早就忘了我这个傻子。
可在我内心深处，有一个小小的声音一直在问：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她真的那么薄情寡义，为什么会给我写那封信？为什么信里的每一个字都透着痛苦？
我不敢深想。我怕一旦深想，我会控制不住地想念她，想原谅她，甚至想去找她。
那样的话，我就真的完了。
十年就这样过去了。
我从34岁变成了44岁，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头发开始白了，皱纹开始多了，身体也开始有各种小毛病。
我以为我会这样一直生活下去，孤独终老，把关于珍惠的记忆永远埋在心底。
直到那天，在银行，柜员告诉我：
"先生，您的卡里有一笔120万的境外汇款。"
那一刻，我尘封了十年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
04
那封信，我最终还是从垃圾桶里捡了回来。
半夜三点，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信上的内容。我起床，打开垃圾桶，把那些碎纸片一片片捡出来，在书桌上拼了两个小时，用透明胶带粘好。
就着台灯的光，我又读了一遍。
"我父亲的问题不只是疾病，还有......我不能说的其他原因。"
什么原因？什么事情严重到她连说都不能说？
"我回来后，发现情况比我想象的糟糕得多。我必须留下来，必须照顾家人，必须承担一些责任。"
什么责任？为什么她必须一个人承担，而不能让我知道？
"我一说话就会哭，我怕我哭了就会回去，可我不能回去。"
为什么不能回来？是有人不让她回来，还是她自己选择不回来？
这些疑问在我脑海里转了一夜。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再试一次，再去打听一次消息。
我找到了新的中介，一家专门做朝鲜探亲业务的公司。我告诉他们，我要打听一个人的消息，金珍惠，平安北道人，曾在中国务工。
"可以打听，"中介说，"但需要时间，还需要一笔费用。"
"多少钱都行。"我说，"我只要知道她现在怎么样。"
一个月后，中介给了我消息。
"金珍惠现在在一家工厂工作，生活还算稳定。"中介顿了顿，"不过，她一个人带着个孩子，挺辛苦的。"
我脑子嗡的一声："孩子？"
"对，一个女孩，今年八岁了。"中介看着我的表情，小心翼翼地说，"陈先生，您......不知道这事？"
我算了算时间，手脚瞬间冰凉。
八岁。
珍惠离开是九年前。
那个孩子，是她走的时候怀上的。
是我们的孩子。
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整个人都懵了。原来她不只是带走了我的钱，还带走了我们的孩子。
"她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喃喃自语，"她怎么能不告诉我？"
中介叹了口气："这种事我们见得多了。那边的情况复杂，很多事情不是想说就能说的。"
"我要见她。"我站起来，"我要去朝鲜，我要见她和孩子。"
"陈先生，冷静一点。"中介拦住我，"去朝鲜不是那么容易的，办签证要很久，而且那边管得严，你见了面能说什么？能改变什么？"
"我不管。"我红着眼睛，"那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她凭什么瞒着我？"
中介最终拗不过我，答应帮我办理探亲签证。但他警告我，朝鲜的探亲有很多限制，不能随便走动，不能乱说话，一切都要遵守规定。
我说我知道，我只要见她们一面就够了。
等待签证的三个月，是我人生中最煎熬的三个月。我每天都在想，那个孩子长什么样？像我还是像珍惠？她会叫我爸爸吗？珍惠有没有告诉她，她还有个爸爸在中国？
我还想象着见面的场景。我会不会冲过去抱住珍惠，质问她为什么要瞒着我？还是会直接问她愿不愿意带着孩子回来？
可真正出发的时候，我却开始害怕了。
害怕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珍惠。
害怕看到孩子对我的抗拒和疏离。
害怕听到珍惠说，她不爱我了，她已经有了新的生活。
最害怕的是，我发现自己还爱着她。
十年了，整整十年，我以为我早就恨她入骨，早就放下了。可当我知道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异国他乡艰难生活的时候，我心里只有心疼。
我心疼她怀着孕还要工作，心疼她一个人生孩子，心疼她独自抚养女儿长大。
更心疼的是，她为什么要一个人扛着这一切？为什么不告诉我？
是因为她觉得我不会原谅她拿走钱的事？还是因为她那边有什么难言之隐，不敢让我知道？
签证终于批下来了。临行前一天，我妈拉着我，眼圈红红的。
"你真的要去？"
"嗯。"
"去了之后呢？你打算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妈。"我抱住她，"我只知道，我必须去。我有个女儿，她在那边，我不能装作不知道。"
我妈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包："拿着，给孩子买点东西。"
我接过红包，感觉沉甸甸的。"妈，您不怪我吗？"
"怪什么？"我妈抹了抹眼睛，"那孩子流着你的血，就是我的孙女。你去把她们接回来，我帮你带孩子。"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三天后，我坐在去往平壤的火车上，看着窗外逐渐陌生的风景，心里五味杂陈。
珍惠，我来了。
九年了，我们终于要再见面了。
我不知道这次见面会是什么结果，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必须见到你，必须见到我们的女儿。
然后，听你亲口告诉我，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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