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讲不能办，多想如何办。”
“剧组有所想，联盟有所应。”
“服务永远在路上。”
上海这么多高楼大厦，哪栋能让剧组上去拍？
想找一条马路拍追车戏，跟谁协调？
政府的办公楼、机场的安检口、老洋房的会客厅，拍摄怎么申请？
剧组遇到居民阻拦、街道不批、置景面临强拆，又找谁救命？
这些问题，都能在上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构那里找到答案。
这个地方，向来自全国的影视摄制组提供免费拍摄支持、版权交易、版权纠纷调解等服务，已经成为上海影视产业环境的窗口和缩影。
作为机构的“大管家”，于志庆带领团队承担着多重职责，他身兼上海市广播影视制作业行业协会副会长兼专职秘书长、上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构主任、上海市影视版权服务中心主任职务，和团队被业内亲切地称为“剧组保姆”。
在上海电视节期间，《小编》专访于志庆。围绕上海影视摄制服务机构如何从零起步，长三角影视摄制服务合作联盟如何一步步扩容升级，以及AI时代影视服务行业面临的挑战与转型，于志庆分享了机构十多年来的实践与思考。
“上海电影的繁荣，我们是见证者，也是其中的一员。”
2013年6月9日，上海市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行业协会挂牌成立。成立之初，会员单位不足百家。
2015年，协会更名为上海市广播影视制作业行业协会。
为此，上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构正式成立，由上海市广播影视制作业行业协会承担具体运营职能，从零起步。
成立以后，机构仔细研判国内外机构模式：美国纽约的电影办公室，香港的电影统筹科，台北的电影委员会，皆有一套成熟的协调机制。
机构参考这个思路建立架构，初始列出了60条服务清单，后扩充至120条，细分为22个大类，在后来的工作中明确三大任务：政府管理类拍摄协调、上海影视拍摄数据库建设、为剧组提供全程免费咨询服务。
作为全国第一家影视摄制服务机构，于志庆谈到了他们的初心：“机构成立之初，心里总有一个感觉，我们这代人是有责任的，上海要把电影这个工作繁荣起来，我们是见证者，也是其中的一员，我们有这个信心，会尽自己的力量去把基础服务的工作做好，通过扎实的服务为影视繁荣保驾护航，助力诞生更多好作品。”
初创期机构一共五个人，手机24小时待命。团队发现，上海不缺好的影视取景地，但剧组想要在政府大楼、机场、高架、火车站等政府管理设施内拍摄，近乎寸步难行，他们决心把各个拍摄点的协调路径一条条打通。
于志庆此前从事过制片工作，深谙难点所在。团队的做法是：站在剧组的视角，预先推演流程，该找哪个部门、需要什么手续、要等多长时间，把剧组可能遇到的高难度拍摄场景，提前做一轮调研和路径测试。先把自己变成探路者，再为剧组铺路。
同时，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安排下，上海各区相继成立影视拍摄服务工作站，工作站梳理各区景点，经专家认定“能拍/不能拍”，首批确定99家取景地。到2026年年底，机构推荐拍摄取景地已增至447家。
取景地推荐出去了，新的问题又来了。剧组拿着推荐取景地去找地方拍，基层单位却不知道如何接待。
为了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难题，机构把服务站延伸到上海16个区，又下沉到若干的主要拍摄场景的街道，形成市、区、街道三级化服务网络，在行政受理中心都设立了影视拍摄服务窗口。
机构建起来了，清单有了，取景地摸过了，三级服务网络铺下去，那上海滩上上下下、犄角旮旯的拍摄堵点，就真的打通了吗？
上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构“剧组保姆”的名声，正是在这些卡壳时刻，通过一件件案例，硬碰硬磕出来的。
2015年，电影《港囧》剧组在上海某街道取景时遇阻。剧组租了一户居民的二楼拍戏，一楼不让过，三楼居民说扰民。剧组找到机构，于志庆带领团队去街道协调，不了解具体情况的街道起初选择了婉拒。
眼看拍摄要面临停摆，剧组可能遭受损失，于志庆没有放弃，把个案转化成制度建设的契机：一边推动社区制定拍摄场次上限、优化拍摄方案，同时自己买水果挨家挨户登门：“我们工作没做到位，希望能把这场戏拍完，我们会尽快落地拍摄制度。”
戏拍成了，《港囧》协调案例也成为机构早期啃硬骨头的标志性记录。
同在2015年，电视剧《角力之城》在松江搭了近1000平方米景，置景耗资200多万，不料开拍当天接到通知：地块属于违建整改区，推土机即将进场拆除。
于志庆和团队赶到现场，详细了解情况后，提出折中方案——先拆无置景的违章建筑区，同时与剧组约定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拍摄任务。当地政府给予支持和理解，这部剧也顺利完成拍摄。
上海影视摄制服务机构保姆式的服务，就此在业内传开。
2026年5月刚刚杀青的电视剧《千里江山图》，上海拍摄期间，剧中需要一艘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旧渔船。剧组在崇明区找到了符合要求的船，但这艘船没有执照、无法使用，机构积极帮忙联系船主，追到区、再下沉到村，“七拐八拐找了一个星期”与船主对接上。
船从崇明运到金山后，机构在金山又协调水务系统，在预先联系好的固定水域完成拍摄。
于志庆说：“我们不光站在上面看问题，我们还有一颗服务的心。剧组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剧组的诉求就是我们的诉求。”
因为事事有落实，很多影视企业开始真正视协会为“娘家人”，口口相传，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加入到协会。
到今天，协会规模较创立之初已经翻了十几倍，拥有会员单位1300余家，设有投融资、法务、制片、编剧、国际交流等专业委员会，覆盖了影视行业的全产业链。
2019年，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下，机构主动上前一步，整合资源，倡议建立“长三角影视拍摄基地合作”机制。
2020年8月，上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构与长三角首批17家影视拍摄基地共同宣布成立“长三角影视拍摄基地合作联盟”。
联盟成立后，聚焦于打造五个一：一套影视拍摄服务体系、一本影视拍摄服务指南、一个影视拍摄信息共享平台、一组影视拍摄地评价机制、一批影视展会集中呈现。
但机构又发现，17家影视基地之间的合作更多聚焦于场地资源共享，而随着影视行业工业化进程加速，剧组对跨区域实景拍摄的服务需求日益强烈。剧组普遍希望减少花费在实景拍摄协调上的时间和精力，单纯的基地合作模式“不够用了”。
到2025年，联盟又为《飞驰人生3》剧组对接宁波、湖州、安吉多地完成跨区域勘景，持续发挥区域协同作用。
2024年6月，在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联盟正式更名为“长三角影视摄制服务合作联盟”，更名的初衷在于，随着各省市相继成立影视服务中心，联盟的定位也从单纯的拍摄基地合作，转向聚合各地区影视摄制服务机构，形成一个以服务为核心的协作网络，更好地为影视摄制组提供跨区域的协调保障。
联盟成员数从17家翻番到36家。成员中出现了成都市影视服务中心、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影视工作专班、重庆市影视拍摄一站式服务平台、贵州省影视拍摄服务中心、深圳影视产业服务中心等来自全国各地的机构。
同年，电视剧《回来的她们》在泰宁拍摄，需要龙舟和足够群众演员。联盟协调泰宁县人民政府，专门为剧组赶制6条龙舟，并从周边调集划手和群众演员完成拍摄。
“原先的联盟，以拍摄基地为主，我们的初衷是让长三角资源共享，”于志庆说，“现在，我们想打通影视摄制全链路，让以拍摄基地为代表的资源提供方，与以服务机构为代表的服务提供方，在同一联盟里，更好为剧组解决实际问题。”
于志庆坦言，初期联盟内部也曾出现都希望到自己基地拍摄、形成无谓竞争的情况，改为以服务机构为主体后，各地更愿意交流经验，更多资源涌入联盟当中，扩容扩圈成为新趋势。
2026年6月，在今年的上海影视双节期间，联盟（扩大）会议上发布了全新优化升级后的“拍在上海”影视摄制协同平台，以手机小程序和电脑网站端的双平台协作，帮助剧组更快更优地完成勘景任务。
当话题转向AI时，于志庆罕见地沉默了片刻。
在AI面前，所有人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于志庆感慨道，1895年至今一百余年的电影发展史，经历了从胶片到数字的变革，如今正面对第三次浪潮：人工智能。
“我们如何去迎接这个时代的到来？科技发展的势头不会停滞不前，我们也要迎着时代往前走。”
于志庆半开玩笑说：“如果在不久的将来，AI让传统的协调联络极度简化，机构存在的必要性也许会消失，我们也将完成终极任务。但不论技术如何迭代，服务二字，永远在我们心里。不能说有了人工智能，服务意识、服务概念就不需要了。技术终归是工具，服务的本质是对人的关照，对我而言，服务是永远不会撤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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