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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梦圆，& 周童.(2026).“强基计划”一体化选育的现实困境与路径纾解. 中国远程教育(5),51-66.

“强基计划”一体化选育的现实困境与路径纾解
朱梦圆, 周童

【摘要】“强基计划”作为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举措，承载着为国家选拔和培养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使命，其选育效果值得关注。本研究基于对24名曾经参与或正在参与“强基计划”的学生的深度访谈发现，“强基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多重现实困境：在选拔阶段，院校选拔标准与个体创新潜质存在错位，院校招生政策与学生报考动机亦常发生背离；在培养阶段，统一化课程设置难以匹配创新性学习需要，科研机制也与兴趣发展规律发生冲突；在转段阶段，发展路径的锁定制约了学生多样化志向的实现，而转段政策的保障则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功利性行为。上述矛盾表明，“强基计划”作为一体化选育系统，仍需在创新导向、制度弹性、平台开放等方面进行结构优化，以更好实现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与培养目标。

【关键词】“强基计划”; 拔尖创新人才; 人才选拔; 人才培养; 一体化选育

一、

问题提出

基础学科是科学体系的源头活水，是技术创新的根本支撑。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国家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表现为基础研究与创新能力的较量。中国在迈向高质量发展与科技强国的战略征程中，急需建设一支具有扎实学科根基、宽广学术视野与持续创新潜力的基础学科人才队伍。在此背景下，《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明确指出“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中共中央 & 国务院, 2025）。如何识别并培养出真正有志于从事基础研究的拔尖创新人才，成为国家高等教育政策改革的重要命题。

2020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强基计划”），试图通过专门选拔、科研导向、强化贯通等举措，构建一体化的人才选育通道。“强基计划”采用统一高考和校测相结合的方式，试图甄别真正具有学术潜质的学生，并在培养环节强调扎实基础知识、广泛专业涉猎与学术能力的综合塑造。通过“本硕博贯通培养”“优先保研”，甚至“提前攻博”等机制，实现对人才的持续培养。这一制度设计试图打破唯分数论，选拔真正适合基础研究的学生，并通过系统性支持为其发展铺设纵深路径（马莉萍等, 2023）。然而，“强基计划”制度所构建的逻辑，与学生个体成长的真实规律并不总能保持一致。部分学生在紧密的课程和科研安排中感到压抑（李曼丽等, 2024），也有学生因培养路径的封闭性导致发展受限（杜瑞军, 2021），还有学生因持功利化动机进入“强基计划”而缺乏持续投入（周童等, 2025）。这些问题虽非普遍，却揭示出“强基计划”实施过程中潜藏的困境，也使“强基计划”在培养“愿意且能够”投身基础研究的拔尖创新人才方面产生偏离。因此，本研究以曾经参与或正在参与“强基计划”的学生为研究对象，聚焦其在“强基计划”中的就读体验，研究一个核心问题：在“强基计划”一体化选育过程中，制度安排与学生发展实际之间存在哪些张力？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揭示“强基计划”一体化选育的现实困境，进一步反思一体化选育过程对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路径的支持和阻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实现制度目标与个体成长的双向适配。

二、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一）结构二重性与学生发展理论

在社会科学领域，结构与行动一直是学术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安东尼•吉登斯（Giddens, A.）的结构二重性理论指出，结构既制约个体行动，又因个体的行动而得以再生产。换言之，结构通过规则与资源塑造个体的行为边界，同时个体在实践中不断重构结构。这种相互塑造的关系，意味着结构对个体既有支持也有制约。当制度逻辑与个体发展需求不匹配时，便会产生张力与矛盾。（安东尼•吉登斯, 2016, pp.23-26）这种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动态张力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领域尤为明显。制度为高潜力学生提供优质资源与发展路径，却往往试图以高度稳定、统一化的标准来管理人才，而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却需要开放、动态的多样化发展路径（程黎等, 2023），制度的密度、节奏与导向也可能限制其个性化发展和创新潜能的释放（阎光才, 2011）。

在拔尖创新人才选拔与培养的制度设计中，如何平衡统一标准与个体差异、资源集中与多元发展的关系，一直是政策实践的核心挑战（田贤鹏, 2025）。目前已有多个理论模型试图从时间维度刻画人才发展轨迹和成长规律，为拔尖创新人才选育提供了借鉴。其中，“输入—环境—结果”模型强调学生的背景特征通过教育环境与经历影响其最终发展结果，突出了环境作为中介变量的重要作用（Astin & Antonio, 2012, p.45）；退学模型则揭示了学术与社会两个维度的整合在人才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地位（Tinto, 1993, pp.112-135）；整体发展评定模型综合考虑学生特征、机构特征、互动经历与外部影响，侧重于对学生在大学阶段的整体发展进行系统评估（Terenzini & Pascarella, 1980）；大学生社会化模型强调大学作为社会化情境，通过正式课程、非正式交往和社会规范塑造学生的价值观、知识体系与职业志向，兼顾了过程与结果的动态演变（Weidman, 1989）。这些模型的共同点在于将学生发展置于时间线上进行观察，强调外部因素在个体发展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的综合作用。上述模型在大学生发展研究中被广泛验证（黄亚婷 & 潘仁同, 2025），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领域，其价值在于能够将选拔、培养、转段等不同阶段置于同一纵向链条中考查，揭示制度与个体在不同阶段可能出现的错位与矛盾。这一视角不仅契合吉登斯所强调的结构与能动的关系，也为本研究从一体化选育的角度剖析“强基计划”制度与个体矛盾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拔尖创新人才的选育制度与现实效果

对拔尖创新人才的选育一直是学术界的核心议题之一。近年来，随着知识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推进，选拔并培育具有原始创新能力的人才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从“少年班”“拔尖计划”到“强基计划”，我国对人才的选拔逐步实现了由“重培养、弱选拔”向“选育并重”转变。“强基计划”作为自主招生终止后的制度创新，进一步在国家层面以统一制度形式将选拔与培养作为一个整体（郭丛斌等, 2024）。然而，成熟的一体化选育并非仅是程序上的衔接，而是体现在理念、主体与机制等层面的深度联通（景安磊等, 2024; 郑若玲 & 周钰笙, 2025）。

在国际上，拔尖创新人才的识别通常不依赖单一测验，而是采取多元化、分层次的组合机制来兼顾能力、动机与潜能（刘清华, 2024）。相比于国外“多源验证”的做法，我国在拔尖创新人才选拔上不仅保留了以高考为核心的标准测试体系，还通过专项政策赋予院校自主选拔人才的权力（吴肖 & 段鑫星, 2023）。具体措施包括降分录取、专项名额等，呈现国家层面的制度性引导（吴菡 & 阎琨, 2024）与高校差异化实施的特点（黄露菡, 2023）。“强基计划”作为当前代表性的基础学科人才选拔制度，其采用的“高考+校测”的双重机制受到较多关注。研究者普遍认为该机制在理念上有所进步（马莉萍等, 2024），但在实践中仍存在“校测形式化”“志愿功利化”等问题（陆一 & 卜尚聪, 2025; 刘清华, 2025）。此外，选拔效果还受家庭背景、竞赛经历、高中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吴宇川等, 2024; 陆一等, 2024; 王牛等, 2025），导致通过选拔的学生在能力、动机与培养契合度上存在差异。以上研究表明，选拔阶段的制度设计与实施逻辑，与培养效果密切相关。

学界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育路径进行了多维度探讨，强调创新能力的生成有赖于探究式学习、自主性发展和跨学科整合（Sternberg & Lubart, 1991），这对教育制度设计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制度设定的强度与柔性并存是激发学生创新潜能的关键因素（阎光才, 2024）。一方面，高标准的学术要求有助于激励学习者正向发展；另一方面，制度弹性与个性化空间的缺乏却可能压抑学生的探索性学习（杜瑞军, 2021）。因此，制度设计与个体成长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践中的核心要素（陆一 & 卜尚聪, 2024）。为加强人才储备和提升竞争力，“强基计划”通过“本硕博贯通培养”路径，为入选学生倾斜专项资源。其政策优势在于制度化资源保障与培养体系一体化，但也导致了相关实践问题。早期培养中课程密度与科研任务强度较高，虽提升了学生的学术能力，但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自主探索空间和跨学科学习机会（阎琨 & 张佳慧, 2024）。“强基计划”设置的“优先保研”“内部直博”等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培养的延续性，但也限制了学生对更优平台和导师的选择权，削弱了其学术志趣与发展潜力的实现空间（王新凤, 2023）。转段机制在“稳定培养”与“自由选择”之间的张力尚未得到有效解决（陈枫 & 钟秉林, 2024），学生在转段过程中可能因发展机会有限而陷入长期高压或“低效流动”的困境（曹雪萌 & 张蓝文, 2025）。

综上所述，当前研究已从选拔机制、培养制度和学术发展等多个维度对拔尖创新人才的选育展开探讨，但多数研究聚焦于某一阶段，缺乏制度的“选拔—培养—转段”与个体的“动机—过程—结果”的全过程视角，且对于制度运行中个体体验与应对策略的探讨仍显不足，其一体化选育机制与创新性培养实际效果缺乏实证检验。在“强基计划”实施背景下，一体化选育的目标是否真正落实，制度设计是否匹配个体成长逻辑，仍需更加系统地探究。

三、

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为曾经参与或正在参与“强基计划”的学生。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朱德玲等, 2025），通过电子问卷与滚雪球抽样法获得73份有效样本，依据入学时间、学业情况、转段经历等指标筛选出24名学生进行深度访谈，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见表1。在样本构成上，覆盖哲学、力学、古文字学等多个基础学科，确保学科视角的多样性。考虑到性别均衡、区域代表性等因素，选取了来自不同高校背景的学生。在年级选择上，样本覆盖各个年级，并重点聚焦大三及以上年级的学生，因其在“强基计划”的各环节有较为完整的体验，对制度运行机制有更深切的体会。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二）资料收集

为深入理解“强基计划”在选拔、培养与转段三个阶段中对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支持与阻碍机制，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获取第一手资料。24位受访者均接受了90~150分钟的半结构式访谈，访谈以电话方式进行。访谈围绕三个核心主题展开：入学初期的报考动机与专业认同，在校学习过程中的制度适应与就读感受，对转段机制的理解、态度及其对未来发展的影响。经受访者授权后进行全程录音与文字转录，共计获得原始资料约60万字。

（三）资料分析

本研究采用NVivo 15软件对访谈文本进行编码与主题提炼，遵循三级编码流程，提炼出动机偏移、兴趣抑制等关键概念（见表2）。随着编码工作的推进，新概念逐渐减少，当完成第19份资料的编码时，编码结果已基本稳定。考虑到资料分析的科学性，本研究进行了饱和度检验，对余下5份资料重新展开独立编码。新一轮编码提炼出的概念与前一轮编码高度重合，未再出现新的概念，这表明本研究已基本通过饱和度检验。

表2 访谈资料主要编码

四、

结果分析

本研究基于对24位曾经参与或正在参与“强基计划”的学生的深度访谈，从选拔、培养、转段三个阶段出发，系统梳理并揭示了当前制度运行与拔尖创新人才成长之间的现实困境。整体来看，尽管“强基计划”在制度设计中立足于选育基础学科领域具有创新潜质的优秀人才，但其制度逻辑与学生实际发展之间存在诸多错位，削弱了其创新性选拔与培养的效能。

（一）选拔阶段：“选”与“报”的错位

1. 院校识别机制与人才创新潜质的错位

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Gardner, H.）曾指出，智力是多维度、多元结构的（霍华德•加德纳, 2008, pp.11-13）。人才选拔制度若仅对语言和逻辑能力进行评价，将忽视其他类型的才能，尤其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和个性化发展。已有研究表明，“强基计划”录取学生的整体高考成绩普遍低于普通高考统招录取学生（崔海丽等, 2021），这在招生维度上体现了其为选拔拔尖创新人才而适度降低分数门槛的科学性。但在“强基计划”遴选过程中，不同院校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部分院校依然在较大程度上依赖高考分数，较少关注考生是否具备真实而持久的学术志趣。“我能考上‘强基计划’全靠高考裸分，没有学科竞赛奖项，其实我并不喜欢这个专业，知道自己被录取了还挺难过的。”（C18）高考分数作为大规模量化工具，主要反映一般性的学业能力与智力水平，却较难准确捕捉到创新潜质。拔尖创新人才作为少数群体，其在基础学科的特殊潜能可能无法通过综合分数显现出来，在部分院校选拔标准中高考分数占比较大，校测占比较小，可能因此错失那些具有独特潜能的学生。“我的同学从小就很有历史方面的天赋和兴趣，面试时老师给了他非常高的分数，但仍然没有被‘强基计划’录取，因为他的高考分数低了一些。”（C17）

不仅如此，部分院校即便设有校测环节，考查形式也偏向于知识问答或短时表现，缺乏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学术志趣和持续投入能力的深度评估。“考核透明度很低，选拔机制、笔试成绩均不公开，面试仅十分钟，过程比较草率，结果出乎意料。”（C21）“没有笔试，面试只有一道简答题。”（C23）此外，当部分高校出现招生名额未满的情况时，补录环节则主要依据分数或其他行政要求完成，相比于正式选拔环节更显“仓促”和“草率”，缺乏对学生志趣和潜质的充分考查。“我们补录只有面试，没有统一笔试，补录政策也很模糊，直到大三我才知道进的是‘强基计划’，中间一直很迷茫。”（C16）此举削弱了“强基计划”选拔的严肃性，存在潜在的“人才错配”风险。

2. 院校制度期待与个体报考动机的错位

自我决定理论指出，创新性发展依赖高水平内在动机，而非外部动机（Ryan & Deci, 2000）。当制度过度强调绩效和竞争时，反而会让学生关注短期成就，回避风险并压制探索兴趣。换言之，“强基计划”若激发的是外部奖赏预期，如“降分上名校”，就难以激发学生对基础学科的深层兴趣。

高校在招生过程中试图识别并录取真正有志于基础学科的学生，因而设置了相对宽松的录取政策和更加精细化的培养方案，例如，降低分数线、设立校测环节、小班化教学、导师制等。然而，在部分考生和家长看来，这些政策是得以进入名校的“渠道”，是更快毕业的“捷径”，是套取政策资源的最佳选择。“因为看重本硕博连读且八年毕业，我才选择‘强基计划’的。”（C22）“家长觉得能低分上名校。”（B9）“我和家长的想法都是多个选择，多条路。”（B15）这部分考生往往缺乏真正的学科志趣，导致制度的初衷被功利化利用。“如果走正常的高考志愿，我肯定不会报‘强基计划’所学的专业。”（B12）

媒体宣传与舆论环境也在放大这种功利化倾向。部分媒体报道强调“强基计划”“名校”属性，“媒体宣传的都是低分上名校，但很少会揭露其限制和代价，到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强基计划’就是占便宜。”（C21）高中学校和教师在志愿指导时，亦常将“强基计划”视作升学捷径向家长和学生推荐。“高中老师说‘强基计划’是给害怕自己高考考不好的人保底用的，我就报了。”（B6）这导致大批学生在缺乏对基础学科兴趣和认同的情况下进入“强基计划”，从而在制度初衷与个体动机之间形成了明显背离。“（‘强基计划’）应该把我筛掉，应该明确告诉我未来要做科研，这样我就不会去了。”（B12）这一功利化选择不仅影响入学环节的科学性，也将在后续培养和转段阶段造成不适配的问题。

“强基计划”的选拔制度既是影响个体行动的结构安排，也是被个体不断调用的行动资源。高考成绩与校测规则构成了识别拔尖创新人才的制度框架，但在具体实践中，学生及其家庭往往基于升学竞争逻辑对这一制度进行解读，将其转化为进入名校或降低升学风险的通道。个体的理性选择并未削弱制度影响，反而强化了制度对分数与效率的依赖，促成了制度设计与实际选拔结果之间的错位，使选拔成为一体化选育现实困境的起点。

（二）培养阶段：制度设计与创新性发展的冲突

1. 课程体系与自主学习的冲突

创造力更易在低结构、高自由、容错性强的环境中得以激发（Amabile et al., 1996; Ekvall, 1996）。相反，高度标准化与控制化的制度环境则倾向于压制个体的好奇心与风险承担意愿（Kaufman & Beghetto, 2009）。当前“强基计划”的培养体系通常建立在“高标准、强组织、快节奏”的制度逻辑之上。课业压力首先体现为课程节奏快。“我自学了两三周的内容，老师一节课就讲完了，还讲了很多我根本没听过的内容，当时就崩溃了。”（B15）其次，多数课程难度显著高于普通班级。“数学课跟数学系学生一块上，我每天两眼一睁就是刷题，作业还是四五十分，都快愁死了。”（A2）“我们课程的难度是X级，其他班的课程难度都是从A到F级。”（B13）最后，考核内容往往与课程内容脱节。“上课老师讲得很深，考试却只需要背书就行。”（B6）

在这种课程强度下，课程学习成为压力来源之一，而非激发学术兴趣和探索欲望的契机，学生往往优先以保住绩点为目标，“我对分数有很大执念，绩点很高，实际上没学到多少。”（B9）缺乏对知识的主动内化。“即使我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我自学也能通过考试，但也仅限于通过考试，没有形成对知识更深层次的理解。”（B8）此外，个体在进入大学前的认知习惯常常与大学的教学方式产生冲突，大学教师通常更注重教学内容而忽视教学方式，学生在高认知负荷的课程环境中容易产生倦怠感，从而影响学习兴趣。“老师总是想教给你更多东西，不会总结知识点。”（C17）

当课程压力过于集中且支持系统不足时，个体为了应对学业任务，往往不得不牺牲正常的社交活动，甚至被迫放弃对其他知识领域的探索。“花很多心思在课程上，没有社交，甚至牺牲对其他领域的学习时间，整个人也变得封闭。”（C21）“我在‘强基计划’里整个人变得非常闭塞和狭隘。”（B8）“除了我们班（的同学）之外我没有其他朋友。”（B11）创新本质上是一种开放、联通、富于灵感的过程，这种被迫的兴趣收缩，不仅压缩了个体生成新想法的空间，也削弱了其对复杂问题进行主动思考和整合的潜能。

2. 科研机制与兴趣发展的冲突

学术兴趣的发展需要外部激发、持续而广泛地接触以及积极的自我建构（Hidi & Renninger, 2006）。学生的认知成长依赖对多元知识的接触，并在比较中形成自我认同（托马斯•库恩, 2012, pp.45-48）。拔尖创新人才的学术成长常常是以兴趣为出发点广泛涉猎知识和相关研究领域、最终逐步聚焦的过程。然而，“强基计划”以学术为导向，通过制度明确要求或环境氛围间接影响的方式使学生尽早接触导师，确定研究方向，完成科研项目。在鼓励科研氛围的影响下，学生可能在对学科不够了解的情况下，“草率”地做出选择。“刚开学没多久就立马让我们选导师，并定下以后的研究方向，那个时候我们对于这个学科还毫无了解。”（A1）

因过早确定研究方向，学生后期可能难以根据兴趣变化更换研究方向。一方面，因为导师的名额有限，心仪课题组可能早已满额，无法接收后来者。“身边同学基本上都进了实验室，再换老师就很艰难，因为老师名额都满了就不再要你了。”（C20）另一方面，考虑到更换研究方向有一定的“沉没成本”，如付出的精力和与老师建立的关系等。“一般不会轻易换导师，因为新方向还要重新去学东西，比较麻烦。”（B13）也有因名额有限无法更换的情况，这可能使学生主动放弃对学科其他方向的探索，提前给自己设限，甚至对非研究方向的必修课程敷衍了事，不利于开放性思维的建立。“非研究方向的课我都不太愿意听。”（A1）

在早期课程安排与过早科研要求的双重挤压下，学生在应接不暇的项目任务中逐渐丧失了学习的主动权与探索欲。“我自由读书的时间实际上非常少，永远有学业上的任务或项目，我的论文多数是外界要求才去写的。”（A1）面对高强度科研任务，科研动机也从“兴趣探索”退化为“完成任务”。“每天在实验室都是早八晚十的状态，很多工作我觉得都没有意义，想有自己休息的时间。”（C22）这种培养安排在初期引导学生聚焦某一方向，反而削弱了其开放性思维与跨领域整合能力，违背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探索—发散—整合”的内在规律。

“强基计划”构建起高度组织化的制度结构，试图以此推动学术能力的快速积累。然而，这一结构在学生行动中被不断“异化”。在压力与约束的共同作用下，学生往往采取以风险规避和任务完成为导向的行动策略，弱化探索性学习与兴趣发展。制度结构在行动层面的反复运作中，逐渐固化为限制学生创新性成长的机制，加剧了培养目标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冲突。

（三）转段阶段：“限制”与“纵容”的失衡

1. 发展路径设定与个体志向多元的矛盾

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强基计划”推行本硕博贯通培养，旨在实现培养过程的连贯性，确保人才发展的稳定性。这一制度初衷强调学生在同一院校、同一学科体系中完成学术成长，以保障学术训练的一致性与人才发展的持续性，但该机制在院校资源分布不均与兴趣异质性背景下也产生了诸多矛盾。

一方面，面对多样化的兴趣，单一高校的研究资源、师资结构与发展机会可能难以满足学生进一步发展的需求。对于具有清晰学术志趣与研究方向的学生而言，学缘异质性可能更利于其学术成长（张旭菲 & 卢晓东, 2019）。“在一个学校待这么久，教的东西很有限，资源和交际圈都被限制在这里。”（A1）当本校缺乏匹配其研究兴趣的导师或实验条件时，他们无法通过跨校或跨专业的方式获得支持。“我们学院的资源太少了，仪器、耗材甚至实验室的人均工作面积都不如别的学校。”（C24）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可能被迫留在兴趣度较低或资源相对匮乏的方向，这极大地削弱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限制了其学术发展，甚至造成自暴自弃的心理问题；“我对飞行动力学很感兴趣，但是老师太少了，竞争又激烈，我只能去选一个不那么感兴趣的方向，整个人就很颓废。”（A2）或者放弃转段资格，退出“强基计划”，前往更高学术平台攻读研究生学位。“我喜欢的方向在本校没有特别好的资源，所以我决定退出‘强基计划’，去更领先的实验室。”（C23）但因“强基计划”与推免资格的绑定，个体只能通过考研或申请国外平台的方式升学，风险较大，也易受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这可能进一步导致部分学生被迫滞留于当前培养单位，进而对其学术发展空间与长期发展产生制约。“一开始父母都不太支持，放弃保研资格去国外求学的风险太大。”（C22）“退出‘强基计划’就失去保研资格了。”（B15）

另一方面，本硕博贯通培养的制度设想在实践中并未真正实现。由于学院转段名额有限与培养体系内部资源配置的不平衡，许多学生在转段阶段面临中断科研项目、更换导师、转向非基础学科领域等问题。“我们专业博士点就只有8个名额，‘强基计划’班有30个人，（本硕博）贯通不了，大部分人都需要往外转。”（C16）部分长期专注某一领域的学生，尽管在该方向已经投入了大量时间与精力，仍然因名额受限而无法在同一领域继续深造，被迫转入兴趣和能力不匹配的其他方向或专业。“我走投无路才选了现在的老师，其实我对他的项目并不感兴趣。”（B11）这不仅中断了他们已有的学术积累和研究连续性，也对其未来的学术志向和职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路径是多样的，他们通常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寻求更优质的科研平台、更契合的导师资源与更具挑战性的研究机会，而制度设计上的路径封闭恰恰扼杀了这种成长的可能性。

2. 转段政策保障与工具化策略的矛盾

“强基计划”设有动态进出机制，一般对学生的学业表现做了最低限度的要求，其本意是为拔尖创新人才提供宽松的成长环境，为不适应基础学科的学生提供合理流动通道。但现实中该机制可能“过于宽松”，未能在“保障”和“激励”之间建立平衡，反而削弱了学生的学习动机。例如，多所高校的转段标准仅以“不挂科”作为最低要求，“‘强基计划’的考核设置得非常简单，只要不挂科都能转段，而且老师也会尽量让你不挂科。”（B10）这导致部分学生将“强基计划”的转段视为一种“托底保障”，不需要过多努力就可以轻松获得保研或直博的资格。“我只是想要一个文凭，并不是真的爱这门学科。”（A3）学生也可能因此放弃了风险高、竞争强的项目或机会。“如果我需要争取保研名额，我一定会想方设法去参加各种比赛，但‘强基计划’给了我一个不需要特别努力就可以保研的机会，我就不会努力争取了。”（B11）

在升学风险日益膨胀的情况下，部分学生将“强基计划”经历作为提前锁定保研资格的工具，以功利性思维对待“强基计划”给予的资源福利，将转段视为升学“跳板”。“我需要硕士学位争取更多实习机会，为就业做准备。”（B12）“很多人希望把它（‘强基计划’）作为跳板，去更好的专业。”（B10）这种“躺平”与“利用制度”的行为不仅背离“强基计划”的初衷，也与此前描述的具有强烈学术抱负的学生形成鲜明对比。

在转段阶段，本硕博贯通培养作为稳定而连续的人才发展路径，其初衷在于保障培养的连贯性。但这一路径设计在实际运行中因名额约束、资源不均与资格绑定，被学生以不同方式回应。真正愿意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学术探索的学生反而常常因制度限制与目标资源缺乏而处于高压状态。而将“强基计划”作为“跳板”的学生却因保障而得以获得升学福利，进一步导致“限制”与“纵容”的失衡。

五、

结论和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24名曾经参与或正在参与“强基计划”的学生为研究对象，立足选拔、培养与转段三大阶段，揭示了当前制度在拔尖创新人才选育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尽管“强基计划”在制度设计中具有高度的前瞻性与战略价值，试图通过一体化的人才选育链条为国家输送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但研究表明，其运行逻辑与个体成长机制之间存在深层张力。在选拔阶段，过度依赖统一化考试分数与缺乏学术志趣识别机制，导致部分“考得好”却“志不合”的学生被选中，影响后续培养契合度。在培养阶段，高度组织化与快节奏安排压缩了学生自主学习与深度反思的空间，而过早科研则在无意间遏制了多元兴趣的自然成长，制约了学生开放性思维与内部动机的发展。在转段阶段，制度路径的封闭性与动态进出机制的宽松性并存，造成“进取者困顿、躺平者受益”的双重矛盾，削弱了“强基计划”的创新选育功能。

（二）对策建议

1. 优化选拔机制，辨识创新潜质与入学动机

在招生环节，应在保持基本学业能力门槛的前提下，建立更多元化的创新潜质评价体系。首先，引入情境化的学术任务考查，例如，要求学生提出研究思路，分析跨学科问题，借此观察其批判性思维、逻辑结构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高校应在招生前后进行持续的学术兴趣追踪，而非通过一次性测试进行招生，这种动态评估能更真实地反映学生的内在动机。再次，校测环节应增加开放性问题和学术讨论式面试，降低“技巧性”问题比重，需甄别学生是否具备长远的学术志趣与持续投入意愿。最后，高校还应加强招生宣传与考生报考动机引导，不应只强调“降分录取”“本硕博贯通”等政策福利，而应明确传达基础学科的培养目标、发展去向与科研要求，减少功利性报考行为。

2. 改革培养体系，平衡制度要求与自主探索

在课程与科研安排上，应适当降低早期课程与科研任务的密度，将部分高难度课程延后至学生具备基本学术能力之后，再逐步增加挑战性，为学生留出自主学习和跨学科探索的时间。课程教学方式需兼顾内容深度与学习体验，注重认知负荷调节与情感支持，例如，通过小组讨论、案例教学、形成性评价等方式，帮助学生降低认知负荷并提升参与感，从而减少焦虑与自我怀疑。在科研训练中，应先提供多元领域的学术接触机会，再逐步引导学生聚焦方向，遵循“兴趣激发—广泛涉猎—逐步聚焦”的发展规律，避免在低年级就强行要求学生定向科研和完成学术论文。对于有跨学科兴趣的学生，应通过联合导师制、跨院系课程互选等方式，保障其跨界学习与资源整合的可能性。鼓励学生参与不同学科的项目或联合实验室，在宽松容错的环境中孕育原创性想法。

3. 完善转段机制，打破路径封闭与激励错位

应在保持培养连贯性的基础上，允许优秀学生基于学术发展需要申请跨校、跨专业或海外平台，配套建立资源共享机制和学分互认制度，以解决单一机构无法适应个体多元发展的问题。同时，动态进出机制需引入更合理的学业与科研评价标准，如科研参与度、学术志趣持续度、导师评估与同伴评价等，避免过度宽松，形成对积极投入科研和学术探索学生的正向激励。建议设立卓越通道，为学术表现突出的学生提供额外的科研项目支持、国际交流机会与导师资源等，确保制度激励与个体努力相匹配，真正形成优质资源向高潜力人才集中的良性循环。高校应加强转段前的学术规划辅导，帮助学生明确未来方向，减少“功利性转段”“靠政策保底”的情况，保证优质资源真正流向那些有志于基础研究、愿意深耕探索的学生，避免造成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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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Dilemmas and Pathways for Mitigation in the Integrated Selection and Cultivation of the Pilot Reform Program of Enrollment for Basic Disciplines

Zhu Mengyuan, Zhou Tong

Abstract:As a key initiative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new era, the Pilot Reform Program of Enrollment for Basic Disciplines (the Program) carries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selecting and cultivating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in basic disciplines for the nation. Its effectiveness in selection and cultivation deserves attention.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24 students enrolled in the Program, this study reveals multiple practical dilemmas in its implementation. During the selection phase, institutional selection standards often misalign with individual innovative potential, and university admission policies frequently deviate from students’ motivations for application. During the cultivation phase, standardized curricula struggle to meet the needs of innovative learning, while research mechanisms conflict with the natura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terests. During the transition phase, locked development paths constrain the realization of students’ diverse aspirations, and the safeguards of transition policies further incentivize utilitarian behaviors among students. These contradictions indicate that, as an integrated selection and cultivation system, the Program still requires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in areas such as innovation orientation, institutional flexibility, and platform openness to better achieve its goals of selecting and cultivating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Keywords:Pilot Reform Program of Enrollment for Basic Disciplines;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talent selection; talent cultivation; integrated selection and cultivation

作者简介

朱梦圆，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南京 210023）。

周童，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ztong23@163.com 南京 2100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22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思政教育融入学科教学的大学课程变革研究”（课题编号：BIA220088）

责任编辑：单玲陈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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