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城,若要说哪里最热闹,大概率是县医院。

医院门口,一边停满电动车,一边是推车的小商小贩,水果饮料、炒粉炒饭。

医院里面,挂号、看病、拿药,生娃,接骨,手术,极致的悲与极致的喜,在这里汇合了。

今天就拆下县医院,看看它与县政府是什么关系,它的钱从哪来,为什么有的病能看、有的不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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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县医院的出身。

各地县城的人民医院,名字相似,装修也像,仿若一家家连锁店。

其实不是,每一家都有着自己的来路。

古代,官办的,叫太医署、太医院,专门为皇室和官员服务,老百姓看病,靠巷口的坐堂医,或者等走方郎中。

“医院”首次出现,在南宋苏州石刻《平江图》里。

最早把现代医院带进县城的,是传教士。

1902年,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在山东黄县建了“怀麟医院”,这是西医进县城的起点。清末民初,很多县城都有这样的教会诊所,后来大部分被政府接管。

民国时期,县城有了公立医疗机构,是县立医院和县卫生院。1925年,广西贺县成立了“富贺钟公立医务所”,这是贺县人民医院的前身,1944年,四川中江县建立了县卫生院,设备简陋、人员稀少,但奠定了县城公立医院的基础。

1949年后,人民政府接管了所有公立医疗机构,教会医院和一部分私立诊所也被接管或合并,原来的“县卫生院”改成了“县人民医院”。

总观,县医院出身大致有三,民国县立医院改制,教会医院被接管,新中国新建。

无论如何,1956年后,“人民医院”在县城扎下了根。

改革后,县医院设备升了级,从老三样(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变成了新三样(CT、核磁、DSA)。

2024年,千县工程,63.57%的县医院,已经达到三级医院的服务能力。

二、分级诊疗。

我国医院分三级:一级是乡镇卫生院,看感冒发烧、慢性病开药;二级是县医院,做常见手术、治常见病;三级是市里省里的大医院,处理疑难重症。

分级诊疗初衷,是想大部分病人在一级二级解决,只有少数上转三级。

而且为了让病人留在基层,医保报销也做了倾斜,县医院住院报销比例高,市里省城报销比例低。同一个两万的手术,县里自费四千,市里八千。

现实,没按着初衷走。

2024年,全国三级医院不到总数的10%,诊疗量却占了28%以上。大量原本可以在二级解决的病人,直接跳过县里去了市里。

这是县城医疗所有问题的起点。

三、县医院的难。

第一难,医生。

2024年全国县医院,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执业医师,平均每家仅有20名,而且东西部差距明显,东部县医院,平均高级职称医师117人,西部仅44人。

县医院,待遇低、晋升难、学术平台弱。

一个医学院博士,在省城三甲医院能接触最前沿的技术,有导师带教,有参加学术会议,在县医院,这些都没有。而且,同样的工作强度,收入差两三倍。

县医院好不容易送一个医生去省里进修学成,被市里医院挖走了。

第二难,设备。

2022年,“千县工程”+专项债,投了很多钱到县医院的设备采购,CT、核磁、彩超、DSA,设备是有了,会用的人不够,设备利用率上不去,甚至有些设备买回来了,病人不来,设备一直闲置。

第三难,病人。

2024年,县医院的平均手术量比上年减少56例,手术占比下降了1.54个百分点。

虽然63.57%的县医院已经达到了三级医院的服务能力,但病人依然不信任。

不信任的后果就是,病人越少,收入越少;收入越少,好医生越留不住;好医生越少,病人越不信任。

四、和县政府的关系。

了解县医院和县政府的四层关系,或许就能理解县医院的难了。

第一层,谁管医院。

县医院是公立医院,归县卫健委管,院长由县政府任命,县卫健委是县医院的上级主管部门,管三件事:管人(院长、副院长任命,编制总额核定)、管任务(公共卫生任务下达和考核)、管方向(医院发展规划审批)。

医院的日常运营由院长牵头、医院领导班子集体决策,包括排班、科室管理、奖金分配、日常采购。

重大事项,比如买大型设备、建新院区,要经过医院党委集体讨论决定。

具体业务决策,某个手术能不能做、治疗方案合不合理,由科室主任和医生根据临床规范自主决定。

第二层,谁给医院钱。

有三个。

一是财政补助。

包括发工资、保水电、买设备,大部分县的财政自己都紧巴巴,能给医院的补助有限,越是财政困难的县,医院越要靠自己挣钱。

二是医疗服务收入。

挂号费、检查费、手术费、药费,病人看病的钱,这些是医院自己挣的,也是收入的大头。

三是医保支付。

病人看病,医保报销的钱由医保基金出。

第三层、财政和医院的微妙。

县财政每年拨一笔钱,给县医院修新楼、买CT、在编医务人员发工资,但往往不够,医院要靠治病赚钱来补缺口。

反过来,如果医院经营得好,有结余,会被县财政惦记,有些财政紧张的县,会要求医院把结余上缴,或减少下年补助。

县医院院长,本身要对医院的生存负责,对病人负责,还要对县政府负责,两头受气。

第四层:医保局的角色。

医保局是县政府的组成部门,管着医保基金,医保局和医院有个核心机制,叫“总额预付”,即医保局年初给医院核定一个总额,超了不补,省了归医院。

本意是控费,但给到县医院的压力是,病人流失到市里,县医院医保额度被扣减,市里接诊越多,医保额度越高。

医院的马太效应就形成了。

五、灰色的一面。

县医院医生的收入,公开账只是一部分。

一个工作了十几年的主治医师,月薪四五千,但实际收入远不止这个数。

公开是A面,灰色是B面。

最普遍的是药品和耗材回扣。

药企和耗材供应商为了把产品卖进医院,按一定比例给医生和医院管理人员回扣。

有案例显示,医药代表向医生承诺按开药金额的10%到15%给予回扣。广东某县级医院曾被曝收取药品采购25%的回扣,仅一家医药公司就每年支付药品回扣费365万元。

设备采购是另一个灰色地带。

一台CT、一台核磁,动辄几百万上千万,供应商为了中标,会想尽办法搞定院长和采购负责人。

常见手法,在招标前定制参数,只让某一家供应商的设备符合要求。

还有就是买耗材送设备,供应商以极低价格中标,条件是医院必须长期从该供应商处采购专用耗材,设备不赚钱,耗材赚回来。

过去,这些是县医院公开的秘密。

现在,灰色链条正在被逐一拆解。

六、县城医疗网。

县城医疗系统,不只有县医院,还有疾控中心。

疾控中心,全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不是治病,是防病,管传染病监测、疫苗接种、流行病调查、公共卫生应急、健康教育。

县医院治已病,疾控中心防未病,一个管下游,一个管上游。

疾控中心在县城的存在感,远比县医院弱,钱少,人少,地位低,预算在县里经常被排在后面。

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国家对疾控体系的投入大幅增加,县疾控中心的条件有所改善,疫情过去之后,关注度又降下来了。

一个县城医疗系统,是县医院管治病,疾控中心管防病,乡镇卫生院管基础医疗和公共卫生,三者共同构成了县城的医疗卫生网。

2019年开始推“医共体”,就是让县医院托管乡镇卫生院,让市医院托管县医院,上下打通,资源共享。

市里的专家定期到县医院坐诊、手术带教;县医院医生到市里进修;检验检查结果互认;远程会诊覆盖到乡镇。

2024年,县医院向下级医院转诊的人次增长了37.95%。更多的病人在县里做完手术之后,转回乡镇康复。

医共体能解决的问题有限,它解决不了好医生怎么留的问题,也解决不了病人为什么不信任的问题。

另一种趋势,“被托管”的县医院,本质上是在让渡管理权,市里的大医院通过医共体,把县医院变成了自己的“下级科室”,小病在县里看,大病上转市里。

县医院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从“独立医院”变成了“上级医院的筛选站”。

了解县城医疗系统,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用?

第一,什么病该在县里看。

县政府对县医院有投入,但投入有限,县医院要靠自己挣钱。所以它会优先做能挣钱的检查和手术,不挣钱的科室(精神科、康复科)往往是最弱的。

第二,判断县的医疗水平。

看三个信号。

一看手术能力,能做多少种手术、一年做多少例。

二看有没有被市里医院托管,托管后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支持通常更好。

三看医生学历结构,硕士以上学历的医生越多,说明医院越能留住人。

第三,医保差价。

医院住院报销比市里高20-30个百分点,县里能做就别往市里跑,这是实打实的差价

第四,卫生院边界要清楚。

量血压、开感冒药、换药,这些可以,症状稍微复杂的,直接去县医院,别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门口依旧停满电动车,推车的小贩,生老病死每天都发生着。

县医院在最热闹处,被制度拉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