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14日，也就是印度正式独立的前一天，那加民族委员会抓住最后的机会，单方面宣布那加兰独立，在科希马升起了一面象征性的国旗，他们还试图向联合国发出电报，但电报遭到拦截，始终未能送达。
四年后，这些人又把诉求摆上了公投，1951年5月16日，那加民族委员会在菲佐的带领下进行公投，有99.9%的人用按手印和签名的方式表示支持独立，但是到1963年的时候，这片土地却挂上了印度第十六个邦的牌子，一个比印度还要早一天宣告独立的地区，怎么会成为印度的一个邦呢？
要解开这个结，就要先看脚下这片地，那加兰位于印度东北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东面靠近缅甸，那加人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13世纪，他们大约是从缅甸和中国云南一带迁徙而来，一直以部落社会的形式各自为政。
这片土地所处的位置，在印度看来就很重要了，那加兰位于南亚和东南亚的交界处，那加兰境内的那加人与缅甸一侧的同族血脉相连，处于夹缝之中，所以印度把这里看作是东北防线上的要地，失去那加兰就等于在东北角撕开一个口子。
那加人的民族意识，就是被英国人逼出来的，1879年10月14日，英国政治代表达曼特带领人员进入科诺马，达曼特与随行人员共27人被击毙，英国人吃了亏，于是就采取了隔离政策，在1870年代颁布了条例，除传教士外，不准平原地区的人进入那加地区。
这样反而使那加人有了独特身份，二战又把这种认同推向了现代民族主义的道路，1944年，日军企图通过科希马进入印度，英印军队从四月守到了六月，最后击退了日军，那加人在战火中与外界频繁接触，现代民族主义也就此萌芽。
民族意识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组织也就随之产生了，1946年，那加民族委员会成立，认为那加人是拥有独立历史文化的民族；1947年7月19日，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在德里会见了甘地，但是英国人撤离的时候并没有承认那加独立，而是把这片土地纳入到了印度版图中来，一个民族的独立愿望，在大国的版图安排之下，只留下了一份宣言。
印度独立之后，那加地区被纳入到阿萨姆邦之中，在1957年之前，它一直是阿萨姆邦下辖的一个县，为了缓解矛盾，英印政府代表与那加人早在1947年6月便签署了《九点协议》，承诺保护那加人的权利。
同一份协议，双方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那加人把它看作是独立地位下的一种临时安排，而尼赫鲁政府则把它当作是印度主权范围内的自治承诺，两者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别就决定了后来的争端，在尼赫鲁看来，那加兰属于印度，协议只是拖延时间的手段。
理解上不一致，公投就成为了那加人最后的一张牌，印度政府不承认这次公投，拒绝了它的合法性，仍然把那加山区视为印度的一部分，一份独立宣言、一次全民公投，在国家的版图意志面前，分量轻得如同一张纸。
公投失败之后，那加人的诉求转为武装对抗，那加民族委员会要求建立独立的那加邦，并发动了武装起义，但是印度政府仍然坚持认为那加兰是印度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了给军队解绑，在1958年印度颁布了《武装部队特别权力法》，赋予军队在动乱地区很大的权力，可无需搜查令实施逮捕、开枪射击，这部法律至今仍然在那加兰有效。
定性变了之后，印度的应对方式也跟着变了，与其一味地用武力来压，不如在体制内给那加人一个出路，1960年7月，尼赫鲁同意成立一个由42名民选成员组成的临时机构来处理那加兰事务，直到那加兰成为印度联邦的一个邦为止，建邦的道路也就这样铺开了。
铺好的路到1963年就到了尽头，临时机构于1963年11月30日解散，那加兰邦于1963年12月1日正式成立，科希马成为首府，这是印度宪政史上的一个独特时刻，它是第一个以族群身份，而非语言或行政区划来划分的邦。
印度用建邦代替了独立，给了那加人名义上的自治，却没有给他们主权，这并不是那加人所期望的独立，但是却是他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但是1963年建邦，并没有给那加人独立的要求画上句号，很多那加领袖和分离运动认为建邦只是开始，并没有结束，他们仍然要求完全的主权和独立，每年8月14日，那加人会聚在一起，纪念他们比印度早一天宣布独立的那个时刻，一个邦每年都会庆祝自己的独立日，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这就是那加兰的悖论，在法律上它是印度的一个邦，在现实中它仍然是一个争取独立的民族，1963年建邦并没有结束独立运动，只是把武装叛乱降级为政治谈判。
其实，那加兰比印度早一天宣告独立，最后却成了印度的一个邦，并不是因为那加人放弃了独立，而是因为印度用枪炮、法律和谈判把一个宣告独立的实体变成了印度的一个邦，1947年的宣言是纸上的主权，1963年的建邦是地上的现实。
当一个民族的独立愿望和一个大国的生存利益相撞的时候，最先宣布独立的一方，并不一定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时间可以见证一个国家的诞生，但是只有实力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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