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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河自管涔山发源,一路穿山出谷,串联起上游山间滩地、太原盆地、临汾平原,河谷之内河谷滩涂开阔,河流水源充沛,河滩野草繁茂,北部山谷兼有山地草场,平川粮草富足,兼具放牧繁育、粮草补给、南下中原、北御塞外的地理优势。从上古先秦直至明清,汾河谷地绵延两千余年,都是中原王朝核心战马繁育牧场,历代王朝依托河谷地形,牧马育驹,出产大批精锐战马,深刻影响着北方战事与王朝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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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顾名思义就是骑马作战军队,骑兵离不开战马,战马离不开骑兵。在冷兵器时代,马是最具机动性的战争工具,谁拥有足够数量的良马,谁就掌握了克敌致胜的法宝。所以中国古代的侵略者,大多是东胡、西戎、匈奴、羌人、党项、鲜卑、契丹、蒙古、瓦剌、鞑靼、女真等这些马背上的民族。骑兵以其快速机动,出其不意,攻敌不备而视为最精锐的部队,受到历代王朝的重视。水草丰茂的汾河谷地,满是芦苇荡与荒原,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让这里出产生古代中国顶级的战马。中原的农耕帝国需要战马,就像现代工业需要石油一样。没有战马的军队,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面前就是移动的肉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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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汾河谷地,就是中原帝国最核心的战马基因库。这里的行政长官,其核心考核指标往往不是“劝课农桑”收了多少粮食,而是“上贡战马”的数量和质量。这里的社会阶层中,最受尊敬的不是满腹经纶的读书人,而是那些能识别马病、能驯服烈马的“马医”和“牧主”。当我们在脑海中把这千百年的历史如走马灯般倒叙、插叙、融会贯通之后,再来看今天的汾河川,你会产生一种奇妙的时空错位感。当你听到宁武、静乐一带人说话时那带有强烈爆破音、语速极快、显得有些生硬、带有胡人气息的方言时,你静下心来仔细听,那语速和节奏,其实像极了在狂风中策马疾呼的口令。那是在马背上、在长达数里的战线上,为了让同伴听清而不得不进化出来的发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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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是人类最早饲养的动物之一,集灵性、忠实、快速和俊美于一身。新石器时代,东亚大陆野马广泛散布,原始人类从马身上获取肉食、马奶和皮毛。在距今7000年至4500年前,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首先将野马驯化为家马,不断繁衍壮大,逐渐衍生出不同的种群,并渐次传入中原农耕地区,从晚商遗址,安阳殷墟与山东临淄春秋时期出土的马骸骨可以断定,当时马匹已经作为重要的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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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应用上,春秋之前马匹主要用于牵引战车,当时两军作战以车战对阵,三五匹马拉一辆战车,车上有弓弩手,长矛手,相互冲击搏杀,达到消灭对方、震慑对手的目的,其时也有步兵,但步兵仅仅起辅助作用,兵车的数量成为衡量军事实力的唯一标准,到了战国时代,随着战争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战术的多样化以及同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需要。处于西北的秦国、北部的赵国骑兵逐渐应用于战场,如秦、赵均号称“车千乘,骑万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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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除了戮力革新,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拥有大量战马的优势。由于秦人先祖善于牧马,被周天子封于秦地,秦人与游牧的西戎打交道,数百年时战时和,锻造了强悍的尚武之风,更取得了西戎良马,在此后征战六国中无往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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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晋国率先开启汾河谷地规模化养马历史。西周晚期,晋人立足汾河中游临汾盆地,驯养本地马匹,组建战车军马,天马遗址出土的晋侯车马坑,百余匹战马遗骸,印证晋国军马规模已经成型。春秋阶段,汾河上游娄烦、静乐一带产出屈产良马,是晋国国宝级战马,晋献公时期便依靠河谷骏马扩充军力,依靠战车骑兵称霸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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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最大变革的是赵国,地处中国北部的赵国,与楼烦,林胡,匈奴等少数民族为邻,深受其扰边之苦,而赵国传统的车步结合作战方式,在与灵活、快捷的胡人骑兵作战时十分不利,尤其是遇到沟壑、山岭,行动极为不便,每每交锋,连吃败仗。为了改变这一糟糕的状况,赵武灵决定富国强兵,实行“胡服骑射”,要求全国人民改汉族传统宽袍大袖为胡人的紧身服装,以方便骑马射箭,长途奔袭。由此赵国骑兵地位逐步提高,成为一支主要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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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赵国立国晋阳,坐拥汾河上游谷地,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吸收楼烦游牧部族牧马技艺,在汾河上游滩地开设牧马场地,改良马种,杂交培育耐寒善奔的战马,组建中原最早的规模化骑兵部队。赵国也因为有了强大的骑兵,使之成为战国后期军事上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强国。一时间,诸国效仿,重视发展骑兵,作战方式从以前的车骑并重逐渐转变为重视骑兵,战车和以战车作战的方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骑兵作为一种独立的兵种,正式登上战争的历史舞台。汾河谷地出产的战马身形矫健,山地平川皆可驰骋,赵国骑兵依托这批军马,北破胡人、南征中原,一时威震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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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大一统时代,汾河谷地牧马正式纳入国家官营马政体系,成为北方边防军马供给重地。西汉常年对抗匈奴,朝廷在太原郡设立官方牧马机构家马官,汾河沿线河滩、河谷草地划为国家牧场,大批官马在此放养繁育,一处官厩牧马可达上万匹。汾河上游靠近塞外,便于引进匈奴优良胡马,中原农耕马匹与草原骏马杂交,优化马种。太原盆地粮草充裕,河谷南部平原产出粮草,就近供给军马饲料,北部草场放牧,南北分工明确。汉朝戍守北方边关的骑兵战马,大半由河东汾河谷地输送,汾河出产战马耐力出众,适配漫长边塞征战,为汉军北击匈奴提供了关键军备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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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乱世,政权更迭不休,河谷牧马产业几经起伏。北魏定都平城,之后筹划迁都洛阳,看重汾河上游开阔草场,设立楼烦、天池、玄池三处牧监,管控汾河上游牧场,大规模蓄养军马。尔朱荣家族盘踞汾河上游一带,依托私人马场驯养战马,凭雄厚骑兵军力搅动北方政局,河谷牧马实力深刻左右北方割据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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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是汾河谷地牧马业的鼎盛时期,楼烦监一跃成为全国顶尖皇家牧监,汾河上游宁武、娄烦、静乐一带草场,属于朝廷核心军马牧场,牧马极盛时数万骏马成群放牧,马匹按毛色分群放牧,远看如云海翻腾,流传下“楼烦牧政甲天下”的美名。隋炀帝修筑汾阳宫,将汾河上游划为皇家牧马区域,春夏时节,皇室至此避暑阅马,检阅牧场军马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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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末李渊任职楼烦郡守、太原留守时,利用楼烦牧场军马储备军备,李世民坐镇静乐,一边牧马练兵,一边收拢豪杰,依靠河谷繁育的精锐战马,组建精锐骑兵,自太原起兵南下,一路攻入关中,建立大唐王朝。唐朝立国之后,延续监牧制度,楼烦监常年为朝廷供给战马,唐军征伐突厥、高句丽,戍守北方边境,骑兵战马大多取自河东汾河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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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卢纶作诗“渥洼龙种散云时”,夸赞楼烦骏马堪比西域天马,河谷良马名扬朝野。太原‑临汾河谷盆地粮草丰足,农耕产出的粟米干草就近饲马,河谷滩地牧草四季常青,山地草场夏季放牧,平川过冬蓄养,得天独厚的环境,保障军马常年繁育。你可以想象,那时的马监官员们身着青色官服,脚蹬长靴,手里拿着盖有官印的簿册,威风凛凛站在木栅栏搭建的高台上清点马匹,一群群战马在山坡上吃饱后,赶往汾河、鸣河、碾河、岚河饮水。这些牧马人大多是世居此地的土著,或者是内迁的胡人后裔。他们的面容棱角分明,刚毅果敢,被边塞的烈日和寒风雕刻得犹如花岗岩般坚硬,他们的眼神敏锐如鹰。不需要懂得怎么看二十四节气去播种,他们唯一精通的,是战马的齿口、马蹄的磨损,以及如何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中,安抚上万匹受惊的烈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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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河谷地自古产良马,这里的马不是用来拉车、耕地的驽马,生来就是为了战争而准备的良民。汾河谷地的气候与地理,仿佛是上天专门为繁育顶级战马而设计的。这里地处云中山与吕梁山之间的盆地与丘陵地带,海拔较高,气候干燥寒冷。冬长夏短的天气,让在这里生长的马匹自然而然地,进化出极其厚实的皮毛和顽强的耐寒能力;而那些布满砂砾与碎石的荒原,则是天然的“砺蹄场”。在这里狂奔长大的马,蹄质坚硬如铁,哪怕不钉马铁,也能在乱石嶙峋的山道上如履平地。汾河谷地的牧草是芦苇、青剑、野生苜蓿、野豌豆以及带有微咸盐碱味的盐碱草,这些牧草含有丰富的矿物质,马匹吃了骨骼坚硬,爆发力极强。让我们把镜头拉到 当年战马选拔的细节。马监每年秋季进行一次大选。汾河谷地的原野上搭建起军帐,来自长安的将领坐在椅子上,面色严肃,不怒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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剽悍的骑手正在驯服刚刚圈回来的野马,一匹黑色、白色、黄色的骏马,眼睛里闪烁着桀狂不羁的光芒,它不断地尥蹶子,试图把背上的骑手摔下来。可是骑手死死揪住马鬃,身体随着马匹的颠簸而剧烈起伏,但是仿佛与马融为一体。马头短小,脖颈细长,骨大膘满,蹄如翻盏,正是抗击 敌寇的利器。随后,这些良马被打上深深的火印,烙下属于它的军籍。它的一生将不再与泥土、庄稼发生任何关系。它的未来战场上的劲旅,一定会在长河落日下奔袭,陪伴着年轻的骑士,将热血洒在金戈铁马的疆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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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汾河源头分水岭一带就是边关,这里长期和辽国对峙,河西牧场被游牧政权占据,中原官营马场大幅缩减,汾河谷地的牧马价值再度凸显。汾河河滩荒地水草优良,朝臣多次上奏朝廷,提议重修楼烦旧监,恢复官方牧马场地。受制于北宋重文轻武国策,河东官办牧场规模不复盛唐盛况,官府改为推行市马制度,依托汾州、太原集市,购买良马作战马。千年前的汾河谷地,以及大小支流冲击出的都是一片片纯粹的、天高地阔的马场。河水在漫无边际的原野上自由地流淌、改道,滋养出大片大片的沼泽与水草丰美的天然牧场。让我们把时间定格在金戈铁马的杨家将时代。清晨的薄雾像一层轻纱,笼罩在汾河谷地之上。草尖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当第一缕阳光穿透北方特有的清冷晨雾时,整片原野闪烁着碎金般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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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马人把鞭子甩的脆响,在晨光中苏醒的战马,沐浴金色的阳光尽情啃噬青草。在这片土地上,大宋朝廷在这里设立了监牧系统。那一座座依山傍水、用粗大木桩围起来的马监,就是这片土地的中心。汾河两岸百姓延续千年牧马传统,民间养马蔚然成风,静乐、娄烦一带大量村落名称留有牧马印记,马圈滩、马家湾、东、西马坊等地名,便是古时放牧战马的历史遗存。河谷出产战马持续供应河东宋军边防部队,支撑北宋河东防线多年防御战事。金元时期,游牧民族入主北方,统治者放开河谷草场,大片耕地重新改为牧场,汾河全域牧马规模再度扩张,大批战马供给金元骑兵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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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农耕开发持续推进,汾河中下游太原、临汾盆地平原大规模开垦耕地,河滩沃土大多改造为农田,平川官营牧场逐步消亡,战马繁育牧场收缩至汾河上游管涔山麓、娄烦、静乐山谷地带。明代设立群牧所,管控上游山间牧场,为北方边防驻军培育军马,晋王府也开设私人牧马场地,放养马匹。清代中后期,人口激增,上游山间滩地陆续开垦种田,官营牧监陆续裁撤,官方规模化战马饲养就此落幕,千年官牧制度走向终结。民间零星养马依旧延续,马匹用途从军马转向农事耕马、代步坐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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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曾经横行天下,所向披靡,随着社会的进步,战马、骑兵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矫健的战马已经成为镇守边关,策马扬鞭的象征。没有哪一种动物能够像马一样和人类建立伟大的友谊。尽管现代文明的曙光照耀全球,汾河流域的养马事业日趋暗淡,但在地处欧亚草原一带的蒙古人、满族、锡伯族、哈萨克、藏族、俄罗斯,以及土库曼斯坦人、乌克兰人,哥萨克人等民族,依旧对马有着深刻的眷恋,马是牧民最好的朋友,也是其崇拜的对象、仰慕的灵魂,文明的依托。没有哪一种动物能够像马一样改变人类历史,从人类跨上马背的那一刻起,文明的进程便以马的速度在奔跑着。商贸往来,通信传递、文化交流、征战攻伐,建功立业,民族交融,无不依靠马。一代代战马和骑手把自己的全部情感和生命融进了这个古老而光荣的队伍,他们的价值早已超越了自身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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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归尘,土归土。那千年前的汾河川骏马,最终在历史的演变中隐去了身影。随着气候的变迁、人口的增多,以及生命力极强的玉米、山药蛋,这片土地最终还是被犁铧一道一道地豁开,露出了黑黄色的血肉。牧场变成了农田,骏马变成了耕牛,飞扬的马鬃变成了沉甸甸的谷穗。直到如今,宁武、静乐一带,仍有很多养马的好地方,宁武的马营海、荷叶坪;静乐的汾河谷地,碾河、鸣河、万辉河流域,地势开阔,水草丰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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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仍有很多带有马字的村庄,宁武的马营海、西马坊、东马坊、头马营、二马营、三马营;静乐的马家沟、马尾沟、马圈滩、驸马滩、西马坊、东马坊等。回望千年岁月,汾河谷地凭借山河水文、草场粮草、边防区位优势,见证了中原王朝马政兴衰更迭。奔腾不息的汾河水,滋养一代代河谷骏马,奔腾的战马,见证春秋争霸、汉唐拓边、宋辽戍边的战火风云。河谷牧马历史,既是古代畜牧业发展史的缩影,也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交融碰撞的鲜活印记。往昔万马奔腾的牧场盛景虽早已消散于岁月之中,散落的地名、车马遗址、古籍记载,依旧留存着汾河谷地牧马育驹、铁骑逐边的千年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