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丁永强，今年三十八岁。
1998年春天，我蹲在化肥厂门口，看着那块“本厂已倒闭”的牌子，兜里揣着十三块钱。
老婆回了娘家，米缸见了底，连抽根烟都得找人借。
后来听说省城有家建材公司招司机，我换上唯一一件没补丁的蓝布衫就去了。
面试官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看了我一眼，把合同扔过来说：“实习期三个月，不发工资。”
我咬着牙拿起笔，正准备签字，他手机响了。
挂了电话，他看我的眼神全变了：“董事长要亲自见你。”
我当时还在想，我一个穷下岗的，董事长见我干什么？
可等我推开那扇门，看见办公桌后面坐着的那个女人时，我整个人都懵了。
怎么可能是她？
01
那是1988年夏天的事。
长江流域连着下了三天三夜的大雨，我们县城的河水涨得比往年都猛。河堤上站满了看水的人，一个个脸上都是愁容，生怕河水漫上来淹了庄稼。
我那时候二十八岁，在县化肥厂当搬运工。一袋化肥一百斤，扛一天下来肩膀肿得像馒头，但一个月能挣一百多块钱，养家糊口够了。
那天下午四点，我刚下班，雨小了些。我穿着雨鞋往家走，路过河堤的时候，看见前面围了一大群人，有人在喊：“车掉水里了！快救人！”
我挤过去一看，河中间有辆黑色轿车，已经被洪水冲得翻了个儿。河水又急又浑，车子随波逐流，眼看就要被冲到下游的深水区去了。
更让人揪心的是，从车后窗里伸出一只手，拼命地挥舞着。那是一只女人的手，手指死死扒着车窗框，指甲都快抠进铁皮里了。
“谁敢下水？”有人在人群里喊。
没人应声。
我看了看那河水，浪头一个接一个，水里还漂着树枝和乱七八糟的东西。别说救人，自己下去能不能上来都不好说。
“已经冲下去五十多米了！再不救人，那车里的人就没了！”有人急得直跺脚。
我攥了攥拳头，脑子里闪过媳妇梁丽华的话：“少管闲事，咱家日子本来就紧巴，你要出了事，我跟孩子怎么办？”
可手还是不听使唤地摸上了雨鞋的鞋带。
我把雨鞋一蹬，把外套一扒，走到堤边。
“小伙子，你干什么？”旁边一个老大爷拉住我，“这水流太急了，你下不去！”
我没理他，深吸一口气，跳了下去。
河水比我想象的还要冷，还要急。
我一下水，身子就被冲得往偏了。
我拼命划水，朝那辆车子游过去。
浪头一个接一个打过来，灌进我嘴里，呛得我直咳嗽。
等我游到车子旁边，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车里那女人看见我，眼睛一下子亮了。
她先把手里的孩子从车窗里塞了出来——那是个七八岁的男孩，脸都吓白了，浑身发抖。
我把孩子拽过来，让他趴在我背上，又朝那女人喊：“大姐，你撑住，我拉你出来！”
那女人也想从车窗里往外爬，可车窗太小，她卡住了。
“使劲！”我吼了一声。
她咬着牙，拼命往外面挤，胳膊上的皮都蹭破了，终于钻了出来。
“包！我的包！”她回头看了一眼车里，喊了一声。
“命要紧还是包要紧！”我骂道。
我背着孩子，拽着那女人，往岸边游。
河水急得厉害，我每划一下水都要使出全身力气。
那女人也会点水，但已经被吓慌了，差点把我的胳膊也拽脱臼了。
游到一半，水里漂来一根木桩，我躲闪不及，右腿被狠狠砸了一下。
那一瞬间，我疼得差点晕过去，嘴里灌了好几口水。
但我不能松手，松手了，这娘俩就没命了。
我咬着牙，死命往岸边游。每划一下，右腿就像被人拿刀割一样。但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到了，快到了。
终于，我的手碰到了河堤的斜坡。
周围几个看热闹的人这才反应过来，七手八脚地把我们拉上岸。
我瘫在地上，浑身湿透，右腿疼得动不了。那个男孩趴在我旁边，哇哇地哭。那女人跪在泥地上，抱着孩子，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
过了一会儿，她回过神来，突然跪在地上，朝我磕了一个头。
“大哥，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们娘俩的命……”
我赶紧拉她起来：“别这样，谁见了都会救的。”
那女人哭着说，她叫郑秀梅，丈夫叫韩邦，在县城开了个厂子。
包里那八万块钱，是给工人发工资的钱。
刚才车子打滑翻进河里，她以为自己和孩子都要没命了。
她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哪上班。
我说：“我叫老丁，在化肥厂干活。”
她说要报答我，让我跟她回家，让她丈夫拿钱给我。
我摆了摆手：“算了算了，这是人该做的事。”
我捡起地上的雨鞋，一瘸一拐地往家走。那女人在身后喊：“大哥，你总得告诉我你叫啥名字吧！”
我头也没回，喊了一声：“叫我老丁就行！”
走了几步，她又追上来：“你工服上那个号是多少？我记住，以后好找你！”
我低头看了看胸前的工号牌，上面写着“107号”。我说：“107，化肥厂的。”
她念叨了好几遍：“107号，丁大哥，我记住了。”
我回到家，换了干衣服，才发现右腿肿得跟大腿一样粗，青紫了一大片。媳妇梁丽华回来一看，气得脸都白了。
“你下河救人了？你不要命了？”
“那车里有一对母子，我不救，他俩就没了。”
“就你本事大！就你是英雄！你看看你这腿，肿成啥样了！万一落下毛病，咱家还过不过日子了？”
我没吭声。
可梁丽华的嘴像开了光一样，说中了。
02
第二天，我的腿肿得更厉害了，疼得连地都下不了。
梁丽华去厂里帮我请了假，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好看。
她说厂长说了，丁永强这人干活踏实，但这一休就是好几天，仓库那边有个亲戚想进厂，让他先顶几天班。
我心里咯噔一下。
“顶班”这两个字，在我们厂里就是“替换”的意思。
梁丽华骂我：“你看看你看看，让你别多管闲事，你偏不听！这下好了，工作都要丢了！”
我在床上躺了三天，腿肿消了一些，但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
第四天我去厂里报到，车间主任看了我一眼，说：“老丁啊，你这腿不行了，搬运工的活你干不了。这样，你先去仓库看门，工资……先按临时工的算。”
我从搬运工被调去看仓库。
仓库在厂子最边上，又潮又暗，窗户玻璃破了一块，冷风直往里灌。工资从一百二降到了六十八，少了一大半。
回到家，梁丽华一听，直接摔了一个碗。
“六十八块钱？够干什么的！打瓶酱油都要八毛钱！你这是要我们娘俩跟着你喝西北风啊！”
我心里窝火，但嘴上说不出来。我坐在门槛上，闷着头抽烟，一根接一根，烟灰落了一地。
从那天起，梁丽华跟我说话就没好气过。
也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我试着去找过几份零工，可人家一看我这腿，都说不要。有个人说得很直接：“你这腿，走个路都费劲，谁还敢用你？”
日子一天比一天难。
那年冬天特别冷，仓库里没有暖气，我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腿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
我就想，要是那天我没有跳河，现在是不是还在扛化肥？
一个月挣一百二，日子虽然紧巴，但好歹能过。
可那个念头一冒出来，我就赶紧把它压了下去。
不，我不后悔。
那天那个女人抱着孩子跪在地上，浑身湿透地给我磕头的时候，我心里是踏实的。
可这份踏实，在柴米油盐面前，变得越来越不值钱。
后来有一次，我整理家里的旧箱子，翻出了那件被洪水泡烂的工服。
上面印着“107号”三个字，已经被水泡得模糊了。
我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脑子里想起那个叫郑秀梅的女人。
她说要报答我。
她还说记住了我的编号。
但她再也没来找过我。
梁丽华从厨房里出来，看见我在翻工服，冷笑了一声：“怎么着？还等着人家来报答你呢？做梦去吧！人家有钱人，转过身就把你忘了！”
我没说话，把工服叠好，又塞回了箱子底。
可我不得不承认，梁丽华的话像一根针，扎在我心里最软的地方。
十年了。
我救了那对母子，自己的腿废了，工作丢了，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而她呢？
也许早就不记得我了。
也许记得，但觉得没必要来找一个穷酸的下岗工人。
我不知道哪个答案更让我难受。
时间一晃就到了1998年。
那年春天，化肥厂的厂长带着会计跑了。厂子欠了一屁股债，工人三个月没发工资，大家都堵在厂门口骂娘。
最后，厂子倒闭了。
我蹲在厂门口，看着那块“本厂已倒闭”的牌子，兜里只剩下十三块钱。
回到家，梁丽华正在翻箱倒柜地收拾东西。
“你干嘛？”
“我回娘家。”她头也没抬，“你连一分钱都拿不回来，让我怎么跟你过？”
“你再等等，我出去找活干。”
“你找得到吗？”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全是红血丝，“你看看你那腿，再看看你那年纪，谁会要你？丁永强，我跟你过了十年苦日子，我过够了。”
她拎着一个包袱，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想喊一声“别走”，但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一个字都喊不出来。
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天快黑了，我没开灯。屋子里安静得吓人，只剩下我的喘气声。
我想抽烟，掏了掏兜，才想起烟早就抽完了。
那天晚上，我饿着肚子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去隔壁老袁家借了一块钱，买了两个馒头。
老袁是我在厂里的好朋友，六十多岁了，在厂里干了一辈子，退休金一个月七十多块钱。他看我可怜，又塞给我十块钱。
“老丁啊，你得想个办法。”他叹了口气，“省城那边兴许好找工作。我听说有家建材公司正招司机，你去试试？”
“我这腿，人家能要么？”
“试试也不吃亏。”老袁拍了拍我的肩膀，“你不试试，怎么知道？”
我犹豫了一天一夜。
第三天早上，我换上那件蓝布衫。虽然旧，但没补丁，是我最好的一件衣服。
我坐了两个小时的班车，进了省城。
那家建材公司叫“恒达建材”，在城东，一栋五层高的写字楼，外面挂着大招牌，看着气派得很。
我站在门口，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已经磨出洞的解放鞋，深吸了一口气，推门走了进去。
03
大厅里冷气开得很足，地板亮得能照出人影来。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不知道往哪走。前台坐着个年轻姑娘，正在打电话。我走到她跟前，等了一会儿，她才挂了电话。
“你找谁？”她打量了我一眼。
“我来应聘司机。”
“简历带了吗？”
“什么简历？”
那姑娘皱了皱眉，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把这个填了。”
我接过表，又借了支笔，蹲在茶几旁边填。填到“学历”那一栏的时候，我停了停，写上“初中”。
填完表，那姑娘扫了一眼，指了指走廊尽头：“人力资源部，右手边第三间。”
我顺着走廊走过去，推开门。里面坐着一个人，四十多岁，戴着金丝眼镜，穿着白衬衫，看着挺体面。他正在翻文件，头都没抬。
“什么事？”
“你好，我叫丁永强，来应聘司机的。”
他这才抬起头，扫了我一眼。目光从上到下，把我的蓝布衫、解放鞋、随手拎的塑料袋看了个遍。
“多大年纪了？”
“三十八。”
“三十八了还想来我们公司开车？”他哼了一声，把手中的笔往桌上一扔，“我们公司招司机，二十五岁以下的优先考虑。”
我心里一沉。
“我这个年纪怎么了？我有十年驾龄，开车稳当，从来不……”
“你那十年开的是什么车？拖拉机？”他打断我。
旁边坐着的两个年轻姑娘捂着嘴笑。
我感觉脸上火辣辣的，但忍住了。
“我可以试试。”
他靠在椅背上，翘起二郎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扔到我面前。
“行啊，想试也行。这是实习合同，签了就可以。不过公司有规定，实习期三个月，不发工资。”
不发工资？
三个月不发工资，我拿什么吃饭？拿什么交房租？
“这……这不合理吧？”我试探着问。
“不合理你可以不签。”他耸了耸肩，“门口左转，没人拦着你。”
我攥着那张合同，手指微微发抖。
我知道他在刁难我。但我也知道，走出这扇门，我不知道还能去哪。
我深吸一口气，拿起桌上的笔。
正准备签字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脸上的表情马上就变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声音变得特别恭敬：“喂，韩总……对，是我……好的好的……您说……什么？”
他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八度。
“现在？……好的，我马上带他过去。”
他挂了电话，转过身，看着我的表情就像见了鬼一样。
“怎么了？”我被他看得发毛。
“董事长……董事长要亲自见你。”
我愣了一下。
“见我？董事长见我干什么？我又不认识她。”
“我也不知道。”他咽了口唾沫，“走吧，我带你上去。”
我跟着他上了五楼。走廊铺着地毯，两边墙上挂着字画，看着雅致得很。他在一扇门前停下，敲了敲。
“进来。”门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听着有点耳熟。
谢磊推开门，侧身让开：“进去吧。”
我迈步走进去，看见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
她穿着一件米白色的西装，头发盘在脑后，看起来很干练。她正在低头看什么文件，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
四目相对的一瞬间，我愣住了。
她老了。
比十年前老了。
眼角有了皱纹，头发里掺着白丝，脸颊也比以前瘦了一些。
但那双眼睛，那双眼睛里泛着的光，我永远都忘不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脑子一片空白。
是她？
真的是她？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眼眶慢慢红了。她站起来，绕过办公桌，走到我面前，上上下下地打量我。
“老丁……”
她的声音在发抖。
“老丁，你知道我找你找了多少年吗？”
04
我站在那里，脑子像是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嗡嗡响。
“你……你是……”我结结巴巴地说，“你是那个……郑秀梅？”
“是我。”她眼圈更红了，使劲点了点头，“是我，老丁。”
她转身走回办公桌，拉开抽屉，翻了一会儿，拿出一本泛黄的旧账本。她翻开，递到我面前。
那页上贴着一张照片，是一个穿化肥厂工服的男人，胸前印着“107号”。
是我。
照片下面工工整整地写着：丁永强，107号，化肥厂搬运工。
“这照片……”
“你还记得吗？当年你跳下河救我们，上岸的时候，我偷偷从你工服上撕下来一小片布。”她用手指了指那页纸的边缘，“后来我托人查到你的工号，又去化肥厂找你的档案，抄了你的照片。”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那是我二十八岁时候的样子，脸上还有肉，眼睛也有神。
不像现在，瘦得跟猴似的，头发也白了一半。
“这些年，我找过你。”她坐下来，声音低了下去，“我派人回过县城，去了好几趟化肥厂。第一次去的时候，说你被调去看仓库了。第二次去，说你腿伤了，干不了重活。第三次去，厂子已经倒闭了，没人知道你去哪了。”
“我……我不知道你在找我。”我说。
“我知道你不知道。”她苦笑了一下，“你连名字都没留下，只留了个代号。我找得有多难，你知道吗？”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屋子里安静了一会儿，只有空调嗡嗡的声音。
“坐吧。”她指了指沙发。
我坐下来，屁股只敢挨了半边。
“那个孩子呢？”我憋了半天，问了一句，“他……他好吗？”
“好。”她笑了，“叫韩旭，今年十八了，刚考上大学。他在省城读高中，住校。”
“那就好，那就好。”我点了点头。
“你呢？老丁？”她看着我，“这十年，你过得怎么样？”
我低下头，不知道该怎么说。
过得怎么样？
每天吃馒头就咸菜。
腿疼的时候整夜睡不着觉。
老婆跟人跑了。
兜里只剩十三块钱。
但我没说出来。
“还行吧。”我说。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钟，没再问。
“你在这等着，我让人给你安排住的地方。”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叫了一个人进来。
那个人看起来三十出头，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制服，应该是公司的保安负责人。
“郑总。”
“老丁以后在公司开车。你带他去办入职手续，安排一个宿舍，条件好一点的那种。”
“好的。”
我站起来，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
“老丁。”她转身看着我，“有什么事，随时来找我。”
我跟着那人走出办公室，走过走廊，走到电梯口。
等电梯的时候，我低头看了看自己。
蓝布衫，解放鞋，塑料袋。
再看看旁边那个保安负责人，一身制服，皮鞋锃亮。
我想了想，还是没忍住。
“那个……”我说，“你们董事长，她是不是……改名字了？我记得她以前叫郑秀梅啊。”
“郑总是改过名字。”那人点了点头，“她老公去世以后，她改了名，叫郑娇。”
“她老公……去世了？”
“十年前的事，好像是病死的。郑总一个人拉扯着厂子，把生意做起来了。”
我愣了半天。
那个韩邦，十年前就死了？
我又想起那八万块钱。
那是给工人发工资的钱。
所以她丈夫当时已经病了？
电梯到了，我跟着那人走进去，电梯门慢慢关上。
我透过门缝，看见走廊尽头，一个女人站在那里，正看着我。
是郑秀梅，不，是郑娇。
她站在那里，双手交叉放在身前，表情看不清。
电梯门完全关上了。
我靠在电梯墙上，脑子里乱得像一锅粥。
她找了我十年。
她改了名字，开了公司，成了董事长。
她从洪水中活了下来，又从丈夫去世的打击中活了过来。
而我呢？
我还在原地。
05
宿舍在公司后面的一栋两层小楼里，条件确实不错。
一个单间，十几平米，有单独的卫生间和一个小厨房，窗户朝南，阳光很好。
比我在县城的那个破屋子强太多了。
保安负责人姓赵，叫赵亮，是公司的老人了。他帮我把东西放下，交代了几句就走了。
我一个人坐在床上，看着窗外的阳光，发了好一会儿呆。
晚上，我去公司的食堂吃饭。食堂不大，但伙食不错，有荤有素。我打了三个菜，一碗米饭，找了个角落坐下。
吃到一半，赵亮端着一碗面过来了。
“老丁，能坐吗？”
“坐坐坐。”
他坐下来，吃了一口面，看了我一眼：“老丁，你和郑总……以前认识？”
“啊？……哦，认识。”我点了点头，“以前在老家的时候认识的。”
“认识很多年了？”
“十年了吧。”
他“哦”了一声，没再追问。
但我看得出来，他还有话想说。
果然，他吃了几口面，又开口了：“老丁，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说。”
“郑总这个人，看着挺强势，其实不容易。”他压低声音，“她那个老公，就是现在的老公，姓吴，叫吴鹏，是公司的副总……怎么说呢，跟郑总不是一条心。”
我愣了一下：“她……她又嫁人了？”
“嫁了，七年前嫁的。吴鹏是省城人，以前在银行干过，后来辞职进了恒达。郑总看他有本事，就让他当了副总。”
“然后呢？”
“然后……”赵亮犹豫了一下，“具体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公司里的人，都觉得吴鹏这人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
“他对外人挺客气，但对郑总……怎么说呢，表面上一套，背地里一套。”赵亮压低声音，“他带的那几个手下，都是他后来招进来的，跟公司老人合不来。公司里的人都说，他想把郑总的权架空。”
我皱了皱眉。
“还有，他对郑总的儿子韩旭，态度很冷淡。”赵亮继续说，“韩旭还在上高中，一个月也回不了几次家。吴鹏从来不管他，韩旭回来，他连话都懒得说。”
我放下筷子，没什么胃口了。
“老丁，我跟你说这些，是想让你心里有个底。”赵亮看着我，“郑总让你来开车，肯定是有她的考虑。你在她身边，多留个心眼。”
“我知道了。”我点了点头。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报到了。
赵亮带我去领了制服，一套深蓝色的工装，跟保安的制服差不多，但胸口缝着“司机”两个字。
“这车是配给郑总的，奥迪100，刚买没半年。你以后的任务，就是接送郑总上下班，还有她出差、办事的时候你跟着。”
“好。”
我坐进驾驶座，调整了座椅和后视镜，发动了车。
车子很新，座椅是真皮的，方向盘握在手里，手感很好。
我开着车，在停车场里转了几圈，又到外面的大路上跑了一趟。
说实话，好久没开过这么好的车了。
我记得上回开车，还是五年前开厂里的那辆破面包车，方向盘都是歪的。
到了中午，赵亮告诉我，郑总要出去吃饭。
我把车开到公司门口，郑娇从楼里走出来。她换了一身深灰色的套装，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
“老丁，去凯悦酒店。”
我开得很稳，不急不躁。红灯前提前松油门，转弯的时候控制好车速，尽量不让车身颠簸。
郑娇坐在后座，一直没有说话。
等红灯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她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眉头微微皱着，看起来有些疲惫。
我想起赵亮昨晚说的话。
她又嫁人了。
那个吴鹏，对她不好。
我的心沉了一下。
车子到了凯悦酒店，她拎着包下了车，回头对我说：“老丁，你在车里等我，大概两个小时。”
她走进酒店，我靠在驾驶座上，看着窗外的街道发呆。
省城的街道很宽，两边都是高楼大厦，来来往往的车流人流，看着热闹得很。
我忽然想起十年前的那个下午。
她跪在泥地上，浑身湿透，哭着给我磕头。
那时候的她，跟现在判若两人。
那时候的她，只是个被洪水吓坏了的小媳妇。
现在的她，是个大老板，坐在最气派的办公室里，管着几十上百号人。
时间真是能改变很多东西。
但有些事情不会变。
比如她找了我十年。
这件事，我一想起来，心里就像有个秤砣，沉甸甸的。
06
入职后的头一个星期，日子过得算是安稳。
我每天早上去宿舍对面的小店买两个包子一杯豆浆，七点半准时到公司把车擦一遍，八点钟开到楼下接郑娇去公司，下午五点半再送她回去。
她有时候会在车上接电话，有时候会闭目养神。我们俩几乎不说话，但我能感觉到，她在我面前，不像在公司里那么端着。
有一次她在车上接完一个电话，突然叹了口气。
“老丁。”
“嗯？”
“你说，这人活一辈子，图的是什么？”
我没想到她会问这个问题，愣了一下。
“我……我也不知道。”我说，“我就觉得，人活着，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她从后视镜里看着我，沉默了很久。
“是啊，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她低声说了一句，然后就没再开口。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想起她刚才那句话，想起她叹气时脸上的疲惫。
她到底过得好不好？
她那个老公，对她到底怎么样？
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搅得我心烦意乱。
第二个星期，我见到了韩旭。
那天是周六，郑娇让我去学校接他。
我开车到省城一中，在校门口等了十几分钟，看见一个瘦高的男孩走出来。
他穿着一件白T恤，背着双肩包，长得跟当年那个躲在妈妈身后的小男孩有几分像。
“韩旭！”我喊了一声。
他愣了一下，走过来，打量了我一眼：“你是……”
“我叫丁永强，你妈让我来接你。”
“丁叔叔？”他眼睛一下子亮了，“你就是当年救我和我妈的那个丁叔叔？”
“是我。”
他站在车边，上上下下地看我，眼里的光让我有些不自在。
“我妈跟我说过很多次你。”他拉开车门坐进来，“说你当年下河救了我们，自己腿伤了，还不肯留名字。”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发动车子，“你妈对你好吗？”
“挺好的。”他说，“就是太忙了，没时间陪我。”
“她一个人撑起这么大个公司，不容易。”
“我知道。”他沉默了一下，“就是……那个吴叔叔，他对我妈不好。”
我的手抖了一下，车子稍微偏了一下，我赶紧握紧方向盘。
“你……你怎么看出来的？”
“他对我妈说话，总是阴阳怪气的。”韩旭低声说，“有一次我晚上起来上厕所，听见他们在房间里吵架。吴叔叔说，‘你一个寡妇，没有我，你能有今天？’”
我攥着方向盘，指关节都白了。
“这件事，你别跟你妈说，是我告诉你的。”韩旭说。
“我知道。”我点了点头，“你放心，我不会说。”
回到家，我把韩旭送上楼，又开车回了宿舍。
我坐在床边，脑子里反复想着韩旭说的那句话。
“你一个寡妇，没有我，你能有今天？”
这样的话，也说得出口？
我点了一根烟，用力抽了一口。
想了一会儿，我站起来，出门去买了一包花生米和两瓶啤酒。
喝了酒，我才能睡得着。
但那天晚上，我还是睡不着。
有些事情，一旦知道了，就像一根刺扎在心里，拔不出来。
又过了一个星期，郑娇去省城下面的一个县里谈生意，我开车送她。
路上，她的手机响了，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脸色变了。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喂……嗯……我在外面……晚上才能回去……你什么意思？吴鹏，我告诉你，恒达是我一手做大的，你想都别想！”
她的声音突然提高，吓了我一跳。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她听完，脸色更难看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搞什么小动作。我警告你，适可而止！”
她挂了电话，把手机重重地摔在座椅上。
车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老丁。”她突然开口。
“嗯。”
“你在公司也待了一个多星期了，你有什么看法？”
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说。
“我……我就一个开车的，不懂这些。”
“你懂。”她说，“你这个人，心里比谁都明白。”
我沉默了一会儿。
“郑总，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那个老公……不是个善茬。”
她没说话。
“我听说，他在公司拉拢人，想把你的权架空。”
她还是没有说话。
“你要是需要我做什么，你说话。”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
“老丁，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车子继续往前开。窗外的风景一片模糊。
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到住处。她在下车前，递给我一把钥匙。
“这是我家大门的备用钥匙，你拿着。”
我愣了一下：“这……不太合适吧？”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她把钥匙塞进我手里，“万一有什么事，你方便进来。”
我攥着那把钥匙，手心有点出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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