钥匙插进锁眼，我就听见屋里的动静不对。
推开门，鞋柜上横着四双脏兮兮的运动鞋，客厅地上趴着四个半大男孩，围着茶几打游戏。
可乐瓶滚到地毯上，薯片渣踩得满地都是。
电视音量开到最大，吵得人脑仁疼。
王建邦从厨房探出头，嘴角还沾着酱油渍。
“回来了？我跟你商量个事。”
他说得轻描淡写。
“我大哥二哥三哥家的孩子都来了，要在城里借读，以后住咱们家。”
我手里的菜掉在地上，番茄骨碌碌滚到沙发底下。
没人帮我捡。
那天晚上，我铺好四张床，洗完两桶衣服，收拾到凌晨一点。经过卧室门口时，听见王建邦在打呼噜，鼾声震天。
我站在黑暗里，手里捏着洗得发白的抹布，突然想不起来，上一次他问我“你累不累”是什么时候。
一个月后，我坐上开往南方的火车。
手机屏幕亮个不停。他打了二十三个未接来电。
最后一条短信写着：“你走了，这几个孩子谁管？”
我看了很久，把手机翻了个面，靠在车窗上睡着了。
01
事情得从两个月前说起。
那天是周四，我下午没课，提前回了家。想着晚上随便煮点面条，凑合一顿。
钥匙插进去，转不动。我又试了试，还是不行。
里面反锁了。
我按门铃，等了半天，门才开了一条缝。一个陌生男孩探出头，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嘴里还叼着半根火腿肠。
“谁啊？”
我愣了两秒。
“我叫蒋艺涵，这是我家。”
“哦，舅妈啊。”他把门打开，“舅舅说你做饭可好吃了，今晚做啥？”
我站在玄关，看着客厅里打打闹闹的三个男孩，脑子嗡嗡的。
电视开得震天响，茶几上堆着零食袋、可乐瓶、游戏机手柄。
沙发垫子掉在地上，被踩了好几个脚印。
王建邦从厨房出来，手里端着一盘刚切好的西瓜。
“回来了？正好，来尝尝这瓜甜不甜。”
“他们是谁？”
“我大哥二哥三哥家的孩子啊。”他把西瓜塞到我手里，“王浩，你大表哥家的，今年初三。老二王磊，我二表哥的，初二。那两个小的，王鹏和王翔，三表哥家的，一个初一一个六年级。”
他说得云淡风轻。
“他们都要来城里借读，以后住咱家。”
我手里的西瓜差点没拿稳。
“你说什么？”
“就是借读啊。”他皱了皱眉，“咱们城里教育条件好，总不能看着孩子们在乡镇混一辈子吧。”
“你提前跟我商量了吗？”
“这不正跟你商量着嘛。”
他从我手里拿过西瓜，咔嚓咬了一大口。
“再说了，都是自家孩子，你还能见外不成？”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四个男孩。
老大王浩冲我咧嘴笑了笑，露出牙套上的韭菜。
老二王磊低着头打游戏，从头到尾没看我一眼。
两个小的在沙发上蹦来蹦去，喊着什么“今晚吃什么”。
“次卧太小了，四个孩子怎么住？”
“挤挤呗。”王建邦说，“买几个高低床，上下铺，能睡就行。”
“书房呢？书房的桌子往哪放？”
“那点东西还不好办，腾到阳台上不就完了。”
他说得轻巧。
像在安排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话到嘴边，看着他那副理所当然的表情，我又咽了回去。
这些年，我习惯了。
那天晚上，我把车库里的高低床搬上来。王建邦在客厅陪孩子们看电视，我一个人在次卧组装床架。螺丝拧得手疼，胳膊酸得抬不起来。
装到第三张床时，我蹲在地上，突然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
不是累的。
是气的。
我深吸一口气，继续拧螺丝。
02
接下来的日子，我像上了发条的陀螺。
早上五点半起床，煮粥、煎蛋、热牛奶。
四个孩子口味不同，老大不吃葱，老二不吃香菜，两个小的不吃青菜。
光是为他们做饭，我就要折腾将近一个小时。
然后是洗衣服。
四个男孩的运动量很大，两天就得换一身。
校服、T恤、袜子、内裤，分类洗。
洗衣机轰隆隆转一上午，我就在阳台晾衣服晾到腰酸背疼。
下午四点下班，赶着买菜。土豆、茄子、肉，顿顿得十块钱以上的菜。王建邦说孩子们正在长身体，不能省。
晚上更忙。辅导作业是最折磨人的。不是我不会，是他们根本不学。
老大王浩上了初三，作业本上空了大半。
我问他怎么不写，他说“懒得写”。
让他做卷子，他说“考试又不考这些”。
让他背单词，他当着我的面就掏出手机打游戏。
老二王磊更绝。我第一天发现他翻我抽屉，少了五十块。我问他要，他死不承认。后来我在他书包里找到剩下的三十块和一包烟。
我告诉王建邦，他反而训我：“孩子爱面子，你别当面拆穿他。”
两个小的也不省心。
王鹏和王翔在墙上画画，在沙发上蹦跳，把我养的绿萝连根拔了。
我说两句，他们就哭，哭得震天响。
王建邦从房间里探出头：“你跟孩子较什么劲？”
我较劲了吗？
我不过是想让这个家有个家样。
可是在他眼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有一天，我加班到晚上九点，饿得胃疼。
回到家，打开冰箱，空的。
灶台上连个菜叶都没有。
客厅里，王建邦正带着四个侄子打游戏，地板上堆着外卖盒。
他头都没抬：“回来啦？冰箱里有泡面，你自己煮一碗吧。”
我站在厨房里，拆开那碗泡面。
水开了，我把面饼放进去，看着面条在沸水里翻滚。
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下来的。
我赶紧擦掉。
不能让他们看到。
不能。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王建邦打着呼噜，睡得像死猪一样。
我看着他，看着天花板，看着窗外路灯照进来的昏黄光线。
我第一次认真想一个问题：
我到底是谁？
我是蒋艺涵。我是语文老师。我父母疼我，我弟弟敬我。结婚前，我也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朋友、自己的生活。
可结婚后呢？
我成了王建邦的妻子，成了王家的儿媳妇，成了四个孩子的免费保姆。
我自己的名字呢？
消失了。
03
第三周的时候，小姑子王蔷来了。
她拎着一袋水果，进门就“哎呀”一声。
“嫂子，你这脸色怎么这么差？跟老了十岁似的。”
我笑了笑：“最近有点累。”
“那可不。”她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一个人带四个孩子，能不累嘛。也真是辛苦你了。”
她说辛苦，可语气里没有半点心疼。
“不过我哥也是为你好。你看你没孩子，家里多点人气，以后也热闹。”
我削苹果的手停了停。
王蔷比我小三岁，嫁得不太好，隔三差五回娘家。她每次来，都像视察工作似的，里里外外转一圈，然后挑一堆毛病。
前年过年，她说我做的鱼不新鲜。去年中秋，她说我买的月饼太便宜。今年端午节，她说我包的粽子歪歪扭扭，看着就不想吃。
我都忍了。
今天她又来了。
“嫂子，我跟你说，这四个孩子可金贵着呢。”她凑过来压低声音，“我大哥二哥三哥说了，他们在农村苦了一辈子，就指望着孩子读书出人头地。你可得好好照顾，别让人家寒了心。”
我点了点头：“我知道。”
“知道就好。”她站起来，拍拍裤子，“对了，我爸妈下周末过来，你提前准备准备。”
我心里咯噔一下。
“公公婆婆要来？”
“怎么，不欢迎？”她斜眼看我。
“不是。我就是问问。”
“那就行。”她走到门口，“我走了，你忙。”
门关上，我靠在墙上，闭了闭眼。
婆婆要来。
婆婆马兰芳，是个厉害角色。
当年我和王建邦结婚时，她就不同意。
说我家世不好，说我配不上她儿子。
后来王建邦执意要娶，她才勉强点头。
可这些年，她没给过我好脸色。
逢年过节回老家，她总当着亲戚的面说我：“艺涵啊，你也不小了，怎么还没动静？”
那个“动静”，我知道是什么。
孩子。
结婚十四年，我们没孩子。
不是我不想。是王建邦查出来有问题。我陪他跑了三年医院，中药西药都试过，没用。后来他也烦了，说“不治了”。这事就这么搁下了。
这些事，我没跟任何人说过。
包括我亲妈。
可婆婆不知道这些。或者她知道，但她装作不知道。她只认一个理：嫁进我家，就得生儿育女。生不出来，就是你的问题。
每次她说这话，我都低着头，不说话。
王建邦也从不替我辩解。
好像我活该受这份气。
04
婆婆来的那个周末，我忙了整整两天。
周五晚上开始大扫除。地板拖了三遍，玻璃擦了又擦。四个孩子的房间重新收拾了一遍，衣服叠好，床单换了新的。
周六一早去买菜。鸡、鱼、肉、虾，光食材就花了三百多。王建邦看我没买他爱吃的卤牛肉，还数落了我一句。
婆婆周日上午到。王建邦开车去接，我在家做饭。灶台上四个锅同时开着，炒菜、炖汤、蒸鱼、煮饭，一样不能少。
十一点，门开了。
“妈来了。”王建邦拎着大包小包进来，“艺涵，快出来接一下。”
我甩了甩手上的水，从厨房出来。
婆婆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棉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屋里。
“嗯，收拾得还行。”
我心里松了口气。
然后四个孩子跑出来喊奶奶，她脸上顿时笑开了花。
“哎哟，我的乖孙子！”她挨个抱着，亲了又亲，“都长这么高了，奶奶想死你们了！”
我站在一旁，看着她笑，看着孩子们闹，看着王建邦在旁边乐呵呵地录像。
没有一个人看我。
我好像是这个家的外人。
那天晚上吃饭时，婆婆坐在主位上，四个孩子围着她。我端菜、盛饭、倒饮料。自己坐在最边上，夹菜都够不着。
吃到一半，婆婆突然说了句让我难受的话：“艺涵啊，你看这几个孩子多可爱。你要是能生一个，该多好。”
饭桌上突然安静了。
王建邦低头扒饭，一声不吭。
孩子们顾不上这些，继续吃自己的。
“妈，这事以后再说吧。”我笑了笑。
“说什么以后。”她放下筷子，“你今年都三十八了，再不生就真晚了。建邦，你说句话。”
王建邦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
“妈说得对。”
我心里一凉。
“这样吧。”婆婆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我认识一个老中医，专治不孕不育。你改天去看看。”
我看着那张名片，没接。
“妈，我不需要。”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她脸色沉下来，“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建邦想吧？难道让王家断了香火？”
“我不是不生。”
“那你倒是生啊。”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
可我说不出口。
王建邦就在旁边坐着。
他一句话都没说。
我接过名片，放在桌上。
“我知道了。”
那天晚上，我收拾完碗筷，一个人站在阳台上。
风吹过来，凉飕飕的。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那张名片，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
然后我拿出手机，翻到学校的工作群。
校长昨天发了一条通知：学校与外地某分校合作，需要语文教师支教三年，有意向者请联系办公室。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05
周一早上，我到学校的时候，天还没完全亮。
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灯也没开。我坐在桌前，看着那张纸。
支教申请表。
我已经填好了。姓名、年龄、学历、工作年限。只剩下最后一栏：家属意见。
家属意见。
家属。
我拿起笔，在那一栏写了三个字。
“我同意。”
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
我站起来，走到复印机前，复印了一份。原件放在自己包里，复印件交给了办公室主任。
“这么快？”张主任接过申请表，“你真考虑清楚了？”
“考虑清楚了。”
“你家里……能同意？”
“能。”
张主任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他把申请表收起来，在电脑上敲了几个字：“先走流程吧，最快也得一个月审批。”
一个月。
我心里一紧。
一个月内，我得说服王建邦。
或者，不让他知道。
接下来的日子，我变得小心翼翼。每天照常上班、做饭、洗衣服、辅导作业。偶尔王建邦问起学校的事，我也只说“还好”。
但有些事情，瞒不住的。
有一天晚上，王建邦翻了翻我的包。
“这是什么？”
他手里拿着那张申请表复印件。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学校的文件。”
“什么文件？”
“就……支教的事。”
他的脸色变了。
“你申请支教？”
“嗯。”
“什么时候的事？”
“就这几天。”
他把纸扔在桌上，声音冷下来：“蒋艺涵，你什么意思？”
“我就是觉得……”我斟酌着措辞，“家里太吵了。我想换个环境。”
“你要走？”
“不是走。就是去支教，三年。”
“三年还叫不走？”他声音大起来，“你走了，这几个孩子谁管？”
又是这句话。
“他们是你侄子，不是我儿子。”我尽量让自己声音平稳，“王建邦，我也累了。”
“你累什么累？不就是做几顿饭洗几件衣服吗？我跟你说，这事我不同意。”
“申请表已经交了。”
“那就撤回！”
他一把抓起那张纸，撕了个粉碎，朝我脸上扔过来。
“你敢走试试！”
纸片飘落在地，像雪花一样。
我低下头，看着那些碎纸屑。
没有哭。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
这个家，我待不下去了。
但我没有当场翻脸。我只说了句：“我明天去跟学校说。”
他脸色好看了一点：“这还差不多。”
他说完转身回屋了。
我一个人站在客厅里，弯腰把碎纸一片一片捡起来。
那天晚上，我在书房待到凌晨。翻出手机，给张主任发了条微信：申请继续，不用管家属意见。
张主任回复：确定？
我回：确定。
然后我删了聊天记录。
回到卧室的时候，王建邦已经睡熟了。
我躺在他旁边，听着他的呼噜声。
一夜无眠。
06
接下来的三周，我一边应付王建邦，一边偷偷准备离开的事。
学校那边的审批很快，两周就下来了。分校那边也安排了住宿，单人间，带卫生间。
我请了一周的年假，加上之前攒的补休和病假，凑了一个月的时间。
听起来像是逃跑。
可我觉得，这叫自救。
离开那天是周三。
王建邦上班去了，四个孩子上学去了。我一个人在家，把东西收拾好。
就一个行李箱，一个背包。
衣服几件，书几本，护肤品基本没带。
客厅还是老样子，茶几上堆着零食袋，电视机上蒙了一层灰。厨房水槽里堆着没洗的碗，垃圾桶满了也没人换。
我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这个家。
住了十四年的地方。
柜子里的碗筷，阳台上的晾衣架，鞋柜上贴的福字。每一个角落都有我的痕迹，可这里从来都不是我的家。
我拿起手机，给王建邦发了条消息。
“我走了。冰箱里塞满了菜，够吃一星期。洗衣机旁边的篮子里是洗好的衣服，记得让孩子们自己叠。煤气灶我关好了，热水器也没问题。”
停顿了一下。
最后又补了一句。
“家里的事，以后你多费心。”
发完，我关掉手机，拉起行李箱。
出了门，下了楼。
阳光刺眼。
我眯起眼睛，站在小区门口，深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就走了。
火车是中午十二点的。
我坐在候车室里，手机一直没开机。我望着窗外铁轨上闪过的光，心里不知什么滋味。
直到车开了，我才打开手机。
消息提示音爆炸一样响起来。
二十三通未接来电。
全是他。
还有十几条短信，我逐条看下去。
“蒋艺涵，你在哪？”
“你什么意思？真走了？”
“孩子放学了，没人做饭。”
“你到底在哪？”
“你回来行不行？”
最后一条，语气变了。
没有质问，没有愤怒，只有一句：“你走了，这几个孩子谁管？”
我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
不是“我在乎你”。
不是“你回来吧”。
是“这几个孩子谁管”。
我笑了笑，把手机翻了个面，靠在窗边。
窗外是连绵的田野，阳光落在麦田上，金灿灿的。
我从包里翻出耳机，打开一首老歌。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闭上眼睛。
嘴角带着笑。
接下来的日子，真的不太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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