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在1973年直接拒绝了毛主席亲自任命，乔冠华无奈回应：这是主席的亲自决定呀！
1972年末，北京外交部大楼里添置了几张崭新的办公桌，传言说这是为即将“扶梯上位”的女外交官准备的。那时，全国仅有不到三十名女性拥有正式外事编制，政策层面鼓励“半边天”走向世界舞台，可真正能被点名者屈指可数。
章含之出现在名单顶端并不意外。她通晓英语，给毛泽东做过语言辅导，又是章士钊的养女，履历亮眼。更重要的是，1971年到联合国的谈判现场，她以助手身份几次替前辈圆场，文件翻译迅捷准确，这些都被记录在案。于是，1973年初一次小范围人事会议上，毛泽东开门见山：“女大使，先从章含之试起。”话音落地，房间里没人敢附和，也没人反对，逻辑简单——主席拍板。
会后，乔冠华快步走进史家胡同的那座老宅，他比章含之年长二十二岁，却像个年轻人憋不住话：“主席点你的名，你可要准备行装了。”章含之放下茶杯，只说了一句：“我不走。”乔冠华怔在原地，问：“为什么？”她回答：“因为你还在这儿。”
外派意味着几年甚至更久的驻地生活。那段时期，驻外家庭探亲制度尚未完善，夫妻常年分隔是常态。章含之清楚自己若是出任使节，日常事务多到难以抽身，而乔冠华的身体已给出早期警报——他第一次心绞痛就是在联合国大会辩论间隙被医生紧急带出会场。工作与生活的跷跷板，她做了取舍。
乔冠华将章含之的决定汇报给毛泽东时气势明显弱了几分。“主席，她想留在国内继续做文件工作。”毛泽东只是摆手：“人各有志。”这一句收场，决定没有强行执行，外交部随后把“首位女大使”的空缺暂时搁置，直到几年后由其他人填补。
同年秋天，乔冠华与章含之登记成婚，搬回翻修后的史家胡同51号。宴请简单，一个装着茅台的小竹篮就是全部排场。这对新婚夫妇白天在部里起草电报、审核公文，夜里讨论国际形势，也会聊到未来：“等有空，一起去南美看安第斯雪山。”这种计划最终没有实现，但它让日常多了一点向前的劲头。
1978年春，乔冠华因心肌梗塞再次住院，医生建议长期静养。章含之白天仍到部里开会，夜晚守在病房。偶尔她带来文件让乔冠华过目，他握笔写到一半就喘不上气，只得苦笑：“看来我的稿子要靠你续完了。”当年，部里内部资料统计显示，高级外交官里有三成因常年高压工作出现心血管问题，乔冠华只是其中被公众注意的一个。
1983年9月22日凌晨，病房监控仪数据骤降。章含之握住丈夫手腕，轻声喊：“老乔。”对方唇动，却已无力作答。几小时后，骨灰被移至八宝山临时存放。她没有马上安葬，而是把骨灰盒带回自家书房，放在书桌正中，那张桌子正是乔冠华想着“新年开笔”时用过的旧物。
1985年深秋，她与亲友商定最终安息地，骨灰盒才离开那间摆满外文书的屋子。外界曾多次问起她当年拒绝大使任命是否后悔，她通常摇头：“外交是职业，陪伴是生活，有时不能兼得，我只做了能承受的选择。”说完便合上话题，再不多言。
至此，首位女大使的桂冠落在别人肩上，而章含之仍以友协常务理事身份穿梭各类外事场合。有人评价她“弃荣誉而顾私情”，也有人说她“保住了中国外交系统一名资深文字官”。褒贬之外，事实清晰：一项顶级任命，因为个人判断被改写；一段十年相守，因为情感和责任延续。两条线并行，既碰撞，也成全，没有第三种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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