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漠北鄂尔浑河谷古代突厥鲁尼文碑文的发现，催生了现代突厥学，引发俄国、土耳其、芬兰等国学者的研究热潮，成为国际突厥学研究的重要开端。目前，欧亚大陆现存400余通（条）突厥鲁尼文碑刻，结合敦煌西域出土的100余份突厥鲁尼文写本，构成了国际突厥学研究的核心史料，也是记录突厥语部族历史的重要载体。
欧美学者在突厥鲁尼文碑文解读上贡献突出，但受“内亚中心论”“农牧二元对立论”“征服王朝论”等错误理论影响，部分学者刻意忽视突厥语部族与中原王朝的友好往来，回避其内部族群互动的复杂情况，存在“选择性失明”，难以还原历史全貌。
当前，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边疆学史料体系、话语体系及理论体系，是中国学术界的重要使命。将传统民族史范畴的突厥语部族历史纳入边疆学视角，可为相关研究拓展理论空间，也是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增强文化自信的关键措施之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突厥语部族历史研究需要紧跟时代，科学扬弃国际研究成果，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既能推动边疆学深入发展，也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提供支撑，彰显中国学术的本土价值与现实意义。以下将从三个维度介绍突厥鲁尼文碑铭研究的新发现，以求教方家。
叶尼塞碑铭的华夏印记：物证与语证
叶尼塞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向北延伸的重要区域，其出土的150余通鲁尼文碑铭（黠戛斯汗国遗存，约8—11世纪），承载着突厥语部族与华夏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史料。这些碑铭虽镌刻粗陋、解读难度较大，却留存了中华文明深入影响突厥语部族社会的直接证据。深入研究叶尼塞碑铭，不仅可以推动突厥语部族历史研究的深化，更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历史支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在文化层面，碑铭印证了华夏文化符号在突厥语部族中的传播与本土化。E77唐代三乐镜上的鲁尼文铭文，将汉字“孔子”音译为“künsi”，并将孔子视作“男儿的护佑物”，体现了华夏圣人形象与突厥语部族原始信仰的有机结合，说明华夏文化已深入其精神生活。E130唐八卦百炼镜铭文提及的“塔失八里”（），则印证了黠戛斯汗国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原及西域地区的交通关联，展现了其融入华夏交通网络的历史事实。
在经济与社会层面，唐代钱币的流通见证了突厥语部族与中原的紧密联系。E78开元通宝、E79顺元天宝铜钱背面的鲁尼文铭文，表明唐朝钱币融入当地婚姻礼仪，成为定情信物或聘礼，反映出中原经济文化对突厥语部族社会生活的影响，也佐证了双方交往的常态化。
在政治层面，华夏政治术语的传入重构了突厥语部族的统治体系。叶尼塞碑铭中频繁出现的“都督”（to-toq）、“职使”（）、“长史”（）、“将军”（）、“王”（ong/oo）等汉语音译词，均源自中原职官体系，且已深度融入黠戛斯汗国的官僚体系与社会称谓中。这些术语的传播与使用，证明突厥语部族主动吸纳华夏政治文明成果，形成了与中原王朝相呼应的统治模式，打破了“游牧与农耕对立”的片面认知。
突厥鄂尔浑碑文的唐文化影响
后突厥汗国（682—745）建有一批突厥鲁尼文碑和汉突双语碑。其中的阙特勤碑（732年建成）与毗伽可汗碑（734年建成）为汉突双语碑文，因发现于漠北鄂尔浑河谷，被统称为突厥鄂尔浑碑文。其文本布局与形制，深刻体现唐文化的影响。
阙特勤碑采用汉突双语分面镌刻形制，西面为唐玄宗御制汉文铭文，南、东、北及其棱角面为突厥鲁尼文，二者构成有机整体。西面汉文悼文以唐朝和突厥的父子关系为核心，彰显唐朝中心地位与双方友好格局，是当时唐突政治秩序的直接体现。碑西 “御制御书”下方补刻的2行鲁尼文，经实地考证，起始部分新释为 “狼头神人他带来了乌古斯—铁勒人”，系毗伽可汗追赠阙特勤的哀荣。铭文刻意缩小字符、匹配汉文规格，不破坏汉文面庄严性，直观展现突厥汗国对唐朝的敬畏与礼制遵从。碑南面鲁尼文独立成篇，以可汗口吻告诫民众坚守于都斤山根本、与唐朝保持距离。这些言辞中对唐朝的贬抑表述，并非背离中原，而是对西面汉文铭文的针对性回应。汉文铭文凸显突厥归附与中原主导，鲁尼文则立足本族立场，二者并存反映唐突关系的复杂性，并非单向对立，而是政治互动下的双向表达。在形制布局上，鄂尔浑碑文螭首龟趺、立碑历法、尚西规制，均深度承袭中国传统丧葬与礼制文化。后突厥汗国碑文龟趺朝西、以西面为尊，契合秦汉至北魏帝陵“以西为上”的陵寝制度。鄂尔浑碑文采用唐朝历法、纪年方式，印证突厥对中原历法体系的接纳，是华夏制度文明向北方游牧民族传播的实证，也成为8世纪东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物见证。阙特勤碑所反映出来的唐朝—突厥融合文化，既有突厥固有习俗，又是中原文化浸润的结果，是华夏制度文明向北方游牧民族传播的鲜活例证。
阙特勤碑西面鲁尼文铭文所见突厥—铁勒关系
阙特勤碑西面镌刻有唐玄宗亲书的汉文御制悼文，右侧补刻有2行突厥鲁尼文。百年以来，学术界对这部分补刻鲁尼文的释读存在明显偏差，最具影响力的释读是起始部分为“西方的粟特人叛乱了”。不过，这一释读与碑文整体语境、阙特勤的生平事迹逻辑割裂，无法合理阐释补刻铭文的意义。经实地探查，该部分应识读作“狼头神人他带来了乌古斯—铁勒人”，同时可以确信第2行铭文为毗伽可汗追授阙特勤“值得信任的大断事官达干”的荣誉称号，以此彰显阙特勤在汗国中的崇高地位与卓越功绩。其中，“狼头”指代突厥狼祖之灵，与汉籍记载的突厥狼祖传说、突厥部族标志性的“狼头纛”文化内涵一脉相承。
这一全新释读，清晰揭示了阙特勤之死的历史真相：铭文间接暗示，阙特勤的死亡与乌古斯—铁勒部族密切相关，大概率是在与该部族的冲突中阵亡。
乌古斯—铁勒部族是唐代漠北地区重要的游牧集团。阙特勤碑记载，“九姓乌古斯（即九姓铁勒）的民众曾经是我自己的民众。由于天地混乱，他们成为了敌人”。可见，突厥与乌古斯—铁勒长期处于复杂的统治与反抗关系中——后者既是突厥汗国军事上依赖的重要力量，为汗国征战四方提供军事支撑，也是频繁发动反叛、动摇汗国统治的不稳定势力。后突厥汗国出于维护统治稳定需要，刻意隐瞒了阙特勤的真实死因，未将其与乌古斯—铁勒的冲突写入碑文。此外，阙特勤碑南面铭文显示，732年立碑之际，后突厥汗国内部的团结并非牢固，九姓铁勒作为汗国统治核心集团外的重要力量，已与统治阶层貌合神离，而阙特勤葬礼中并未有乌古斯—铁勒部族参与，进一步印证了二者当时的敌对态势。
以上关于突厥鲁尼文碑铭的新解读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在学术层面上，修正百年定论，厘清突厥语部族内部族群关系，填补中国突厥语部族历史研究空白，彰显中国学者在北方民族史研究中的话语权，打破西方学术界“游牧—农耕二元对立”的片面叙事，还原突厥语部族与华夏文明深度交融的实相。
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看，研究证实突厥、铁勒、黠戛斯等突厥语部族的历史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突厥鄂尔浑碑文的双语共存、形制同源，以及叶尼塞碑铭展现的文化双向融合，印证了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为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鲜活史料，强化了“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在现实层面上，该研究能深化多民族交融认知，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促进构建本土视角的突厥学自主知识体系。同时，为维护国家边疆与文化安全提供了学术支撑，为边疆治理提供了历史借鉴，有助于巩固边疆历史话语权，做好学术戍边。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 郭飞
新媒体编辑：宗敏 宗悦
如需交流可联系我们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