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传送带“嘎吱”一声停了。
我爸盯着那个磨得发白的黑色行李箱，半天没动。
“拿啊。”我妈推了他一把。
他还是没动，就那么站着，像被人点了穴。传送带上的人都走光了，就剩我们一家五口的三个箱子孤零零地转着圈。
我走过去拎下来一个，我妹阿米特拎下来第二个，我爸这才伸手去够第三个。他的手抓在拉杆上，指节发白，跟那行李箱一个色。
“走吧。”他说。
声音闷闷的，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
德里机场的到达大厅永远那个味儿。消毒水混着汗味，还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香料气息。以前我闻这个味儿觉得亲切，觉得到家了。今天闻着，心里堵得慌。
我妈从出了安检就开始念叨。
“回去得赶紧把厨房收拾了，走之前那袋洋葱肯定发芽了。”
没人接话。
她又说：“也不知道隔壁家的狗有没有人喂，走的时候答应过要帮忙的。”
还是没人接话。
她就不说了。
出了机场大门，热浪轰一下扑上来。五月的德里，空气稠得像能拧出水。我爸招手叫了辆突突车，司机开口就要五百卢比。
“抢钱呢？”我爸终于说了句像样的话。
“机场价，都这样。”司机嚼着槟榔，牙齿血红。
我爸扭头看我们。我抱着最小的行李箱，我妹抱着另一个，我妈拎着她那个印着泰姬陵图案的布袋子。五个人站在路边，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
“四百。”我爸说。
“四百五。”
“走。”
突突车突突突地往家开。风灌进来，热风，吹在脸上像拿吹风机对着你烘。路边全是人，摩托车、三轮车、牛、狗、小孩，搅成一锅粥。
我闭上眼睛。
脑子里全是另一个画面。
上海浦东机场。冷气足得让人打哆嗦。地板亮得能照镜子。每个人都安安静静地排队，安安静静地走路，没人挤，没人嚷嚷。
我们一家五口站在那里，像五个从另一个世界掉进来的异物。
那是七天前。
七天前我爸站在浦东机场的到达大厅，表情跟现在一模一样。愣的，懵的，手脚不知道往哪儿放。
“这地方……”他憋了半天，“也太干净了。”
我妈瞪他一眼：“干净还不好？”
“好是好，就是……”他没说完。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就是不像真的。就是让人浑身不自在。就是感觉自己配不上这干净。
当时我还觉得他矫情。花了这么多钱飞过来，落地第一句话嫌人家太干净？
现在坐在突突车上，我忽然懂了他那个表情。
那不是嫌弃。
那是慌。
我们一家从德里出发的时候，我妈兴奋得跟什么似的。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买了新衣服，染了头发，还特意去庙里烧了香求平安。
“中国人多吗？会不会看不起我们？”她一边打包一边问。
“人家天天接待外国人，谁有空看不起你。”我说。
“那他们吃什么？网上说他们吃狗肉，真的假的？”
“假的。”
“那他们——”
“妈，你能不能别问了，到了不就知道了。”
她不问了，但那个表情分明还在问。我爸倒是淡定，全程一副见过世面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淡定是装的，装给我妈看的。
阿米特最兴奋。她十五岁，从没出过国，连孟买都没去过。出发前一晚她睡不着，跑到我房间来聊天，聊到凌晨三点。
“哥，上海真的有那种悬在空中的火车吗？”
“那是磁悬浮。”
“磁悬浮，磁悬浮。”她念了好几遍，像念咒语，“我要坐我要坐。”
“贵得很。”
“多贵？”
“一个人五十块人民币。”
她换算了一下，眼睛瞪得老大：“就坐那么一下下？”
“对，就那么一下下。”
“那也要坐。”她斩钉截铁。
最后没坐成。我爸一听价格，脸都绿了。五个人两百五，折合卢比快三千，就为坐七分钟？他死活不干。
阿米特噘了一路嘴。
现在想想，要是当时坐了就好了。
至少能让她高兴那么一小会儿。
到上海的第一天，我们去了外滩。
我爸站在黄浦江边上，看着对面陆家嘴那一片摩天大楼，嘴巴张着合不上。东方明珠、金茂大厦、上海中心，一根根戳在天上，亮着灯，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
“这楼怎么盖的？”他自言自语，“这么高，地震怎么办？”
“人家有技术。”我说。
“什么技术能盖这么高？”
“我又不是工程师。”
他不说话了，就那么仰着头看。脖子仰得快断了也不肯低下来。
我妈在旁边举着手机拍照，拍完楼拍江，拍完江拍人。她把我爸仰头的背影也拍下来了，后来我看那张照片，我爸站在那堆摩天大楼底下，显得特别小，特别旧，特别……不是那个世界的人。
阿米特拉着我到处跑。她看见什么都新鲜，连地上的地砖都要摸一摸。
“哥你看这个，会亮！”
那是外滩地面上的LED灯带，普通的装饰灯。她蹲下去看了半天，差点被人踩到脑袋。
我拽她起来，她还在回头。
“我们那边怎么没有这种东西？”
“费电。”我说。
她信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可能没人想到要装，可能装了也会被人撬走，可能根本就没有为什么。
第二天我们去城隍庙。
人山人海。
我爸一进去就皱眉头：“这不跟咱们那边一样嘛，全是人。”
“不一样。”我妈说，“你看人家这人，挤归挤，不吵。”
还真是。人虽然多，但都排着队，规规矩矩的。南翔馒头店门口那条队伍拐了好几个弯，没人插队，没人嚷嚷，就安安静静地往前挪。
我爸看了半天，冒出一句：“这些人怎么忍住的？”
“什么？”
“排队啊。排这么长，没人着急？”
“人家习惯了。”
“习惯……”他咂摸这个词，像嚼一颗橄榄。
我们没排南翔馒头店。队伍太长了，我爸说等不起。我们在旁边找了家小店吃生煎包，我爸咬第一口就被烫了，汤汁飙出来溅到衣服上。
“这包子怎么里头有水？”他龇牙咧嘴。
“生煎就是这样。”
“好吃是好吃的。”他一边擦衣服一边说，“就是太烫了。他们怎么不提醒一下？”
“人家当地人知道怎么吃，先咬一小口，吸汤，再吃。”
“那外国人不知道怎么办？”
“烫一次就知道了。”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是我到上海后第一次看他笑。
“也是，”他说，“烫一次就知道了。”
第三天我们去了田子坊。
我妈在那些小巷子里转了三个小时，什么都没买。不是不想买，是看了价签又放下了。一条围巾一百八，一个冰箱贴三十五，她拿起来看半天，又放回去。
“太贵了。”她小声跟我说，“咱们那边这种围巾最多两百卢比。”
“那是上海，物价不一样。”
“我知道不一样，但这也太不一样了。”
最后她买了一个钥匙扣，十五块，上面印着“上海”两个字。她攥在手里，攥了一路，手心都攥出汗了。
我爸在田子坊的一个拐角处站了很久。那里有个老头在画扇面，毛笔蘸着颜料，几笔就勾出一朵牡丹。我爸蹲在旁边看，看了快二十分钟。
“这个我也会一点。”他忽然说。
我愣了一下。我爸会画画？我从来不知道。
“年轻时候学过，”他说，“后来不画了。没时间。”
那个画扇面的老头抬头看了他一眼，笑了笑，递过来一支笔。
我爸摆手，站起来走了。
走得很快。
我跟上去，看见他眼睛有点红。
第四天出了事。
我们在南京路步行街逛，阿米特想吃冰淇淋。我妈带她去买，我爸和我在路边等。
等了十分钟，没回来。
又等了十分钟，还是没回来。
我爸开始急了。
“人呢？买个冰淇淋能买这么久？”
他掏出手机打电话，打不通。我妈的手机是在印度办的国际漫游，信号时有时无。
我爸的脸色变了。那种变不是生气，是慌。是那种从心底涌上来的慌，像被人攥住了心脏。
“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找。”他说完就钻进了人群。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被人流吞没。
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我爸不会说中文。
他不会说中文，不会说英语，他只会说印地语和磕磕巴巴的几句英语单词。在这条挤满了几万人的街上，他像一个被扔进大海里不会游泳的人。
我追上去。
但我已经找不到他了。
南京路步行街。周六下午。人潮像一条河，我逆着人流往前走，喊“爸”，喊“爸爸”，声音一出口就被周围的嘈杂碾碎了。
走了大概五百米，我听见有人在吵架。
是我爸的声音。
他站在一家商店门口，脸红脖子粗，用印地语夹杂着英语单词跟一个保安比划。保安一脸茫然，旁边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
“怎么回事？”我挤进去。
我爸看见我，像溺水的人看见船。
“你妈和阿米特不见了！手机打不通！我找她们，这个人不让我进这个店！”
保安委屈巴巴地说了一串中文，我听不懂，但大概猜到了——我爸想进店找人，保安以为他要插队还是怎么的，拦了一下。
我跟保安比划了几下，保安让开了。
店里没有我妈和阿米特。
我爸站在店门口，胸膛剧烈起伏。他忽然蹲了下去，双手抱住头。
“我不该带她们来的。”他说，声音闷在膝盖里，“这地方太大了，太大了。”
我站在旁边，不知道说什么。
后来我们在步行街的尽头找到了她们。我妈和阿米特坐在一家冰淇淋店里，阿米特舔着甜筒，我妈在给她擦嘴。
“你们去哪儿了？”我爸冲过去，声音大得整个店都回头。
“买冰淇淋啊。”我妈被他吓一跳，“你怎么了？”
“怎么买这么久？！”
“排队啊，人太多了。而且那个店员听不懂英语，比划了半天。”
我爸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他转身走出冰淇淋店，站在路边，背对着我们。
我妈看着我，我用眼神告诉她没事。
其实有事。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我爸那样。
他从来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什么事都扛得住。德里那么乱的地方他都能搞定，跟官员打交道、跟地痞周旋、跟房东吵架，他从来没怂过。
但在上海南京路，他蹲在地上抱着头。
不是因为找不到人。
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在这座城市里什么都不是。他引以为傲的那些能力、那些经验、那些在德里横着走的底气，在这里全废了。
他不会说这里的语言。
他不懂这里的规则。
他连一个保安都搞不定。
那天晚上回到酒店，我爸一句话没说。我妈大概也感觉到了什么，没像平时那样唠叨，安安静静地收拾东西。
阿米特在玩手机，忽然说：“爸，今天我们买冰淇淋的时候，排在我们后面的那个中国阿姨一直盯着我们看。”
“看什么？”我妈问。
“不知道。就是看。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
“可能是觉得你好看。”我说。
阿米特哼了一声：“才不是。那个眼神不是觉得好看的眼神。”
没人接话。
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的风声。
第五天我们去了豫园。
我爸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在丈量地面。他看那些亭台楼阁，看那些假山池塘，表情很复杂。
“这些人真会过日子。”他忽然说。
“什么？”
“你看这园子。几百年前的人，把石头搬来堆成山，把水引来做成湖，就为了坐在家里能看见风景。”他顿了顿，“咱们那边……谁有这心思。”
“文化不一样。”
“是不一样。”他说，“咱们那边活着就够费劲了，谁还顾得上这个。”
他在九曲桥上站了很久，看下面的锦鲤。那些鱼肥得不像话，一条条跟小猪似的，张着嘴等人投食。
“这鱼在咱们那边，活不过一天。”他说。
我笑了：“被人捞去吃了？”
“都不用捞。拿个网兜，一晚上能捞干净。”
旁边有个中国大爷在喂鱼，撒一把鱼食，鱼群轰地涌上来，挤成一团。我爸看着看着，忽然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
这是他到中国后拍的第一张不是景点的照片。
拍的是鱼。
第六天，我们去了一个菜市场。
不是旅游景点那种菜市场，是真正的、本地人买菜的那种菜市场。我妈执意要去，她说想看看中国人吃什么。
菜市场在一个老小区里面，两边摆满了摊子，卖菜的、卖肉的、卖鱼的、卖豆腐的。地上湿漉漉的，空气里混着鱼腥味和青菜味。
我妈一进去就兴奋了。
“你看这青菜！这么干净！一根根码得整整齐齐！”
“这豆腐！白的！一点杂质都没有！”
“这鱼！还在游呢！活的！”
她一路走一路惊叹，像在参观博物馆。我爸跟在后面，表情没那么兴奋，但眼睛一直在扫。
扫那些价格牌。
“青菜三块钱一斤，”他小声跟我算，“折合卢比大概三十五。咱们那边多少钱？”
“差不多也要三十。”
“那差不多啊。”
“但人家收入高。”
他不说话了。
走到肉摊前，我妈停下来了。她盯着那些切成一块块的猪肉、牛肉、羊肉，看了很久。
“怎么了？”我问。
“他们的肉……”她压低声音，“怎么不放冰块上？”
“可能刚切出来。”
“不是，”她摇头，“你看那个牛肉，颜色这么鲜，纹理这么清楚。咱们那边的肉，都是冻了化、化了冻，颜色发白，水汪汪的。”
她盯着那块牛肉，像盯着一个谜。
摊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系着围裙，戴着橡胶手套。她看我妈盯着肉看，用中文问了一句什么。
我妈没听懂，但笑了笑，指了指牛肉，竖起大拇指。
摊主也笑了，切了一小块牛肉，装进塑料袋递过来。
我妈赶紧摆手：“不买不买，我们游客，没法做饭。”
语言不通，但摊主居然懂了。她把牛肉放回去，又切了一小片，直接递到我妈手里。
“尝尝？”她比划着。
我妈愣住了。
她看看那片生牛肉，看看摊主，看看我。
“这……能吃？”
“人家让你尝，应该是能生吃的，可能是那种品质特别好的。”
我妈犹豫了一下，把那片牛肉放进嘴里。
嚼了两下，她的眼睛瞪大了。
“好吃。”她含含糊糊地说，“甜的。”
摊主笑了，笑得很开心。
我爸在旁边看着这一幕，表情很奇怪。不是高兴，也不是不高兴，就是那种……说不出来的表情。
后来出了菜市场，我妈一路都在念叨那片牛肉。
“怎么牛肉能是甜的？咱们那边的牛肉，不泡血水根本没法吃，腥得要命。”
“人家养殖技术好。”
“不止是技术。”她摇头，“是态度。你看人家那摊子，干干净净，手套戴着，围裙系着，肉一块块摆得整整齐齐。咱们那边的肉摊，苍蝇嗡嗡的，血水淌一地。”
我爸忽然开口了：“你拿咱们那边跟人家比，比得了吗？”
“我就说说。”
“说说也不行。越说越难受。”
我妈闭嘴了。
那天晚上，我爸一个人坐在酒店房间的窗边，看着外面的夜景发呆。
上海的夜景是真好看。万家灯火，高楼林立，高架桥上的车流像一条发光的河。
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
“爸，怎么了？”
他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你知道我今天在那个菜市场想什么吗？”
“想什么？”
“我在想，咱们那边为什么不能这样。”
“什么这样？”
“干净。规矩。该什么样就什么样。”他指了指窗外，“你看这城市，多少人，多少车，多少房子，但人家管得井井有条。路上没有垃圾，车不按喇叭，人排队。连个菜市场都比咱们那边的大商场干净。”
“那是上海，中国最发达的城市。”
“我知道。但咱们德里也是首都。首都跟首都，怎么差这么多？”
我没法回答。
他自己回答了。
“不是钱的问题。”他说，“至少不全是。是人的问题。是咱们的问题。”
“爸——”
“你别打断我。”他抬手制止我，“我在德里活了五十年，我觉得德里挺好的。乱是乱了点，脏是脏了点，但那是我的地方，我习惯了，我觉得自在。但来了这里我才知道，那不是自在，那是习惯了脏乱差之后的自欺欺人。”
他转过头看着我，眼睛在窗外灯光的映照下亮得吓人。
“你知道最让我难受的是什么吗？”
“什么？”
“不是人家比咱们好。是人家比咱们好，咱们还不承认。咱们说人家虚伪，说人家没有人情味，说人家只会守规矩不懂变通。但人家过得比咱们好，好得多。咱们有什么资格说人家？”
我从来没听过我爸说这种话。
他在德里是个典型的印度中年男人，骄傲、固执，觉得印度什么都好，外国什么都比不上。他骂过英国人的殖民主义，骂过美国人的霸权，骂过中国的产品是垃圾。
但此刻他坐在上海某家酒店的窗户边，红着眼睛，说咱们有什么资格说人家。
第七天，回程。
在浦东机场办登机的时候，出了最后一件事。
排队的时候，前面有个中国姑娘拖着一个大行李箱，轮子卡住了，她拽了几下没拽动。我爸下意识伸手帮了一把，把箱子提起来过了那个坎。
那姑娘回头，看了我爸一眼。
然后她把手里的包往自己那边挪了挪，挪得离我爸远了一点。
就那么一个动作。
很小。
很快。
但我们都看见了。
我爸的手僵在半空中，然后慢慢收回来。
我妈低下头。阿米特咬着嘴唇。
我站在那里，胸口像被人塞了一块石头。
那姑娘可能不是故意的。她可能只是下意识的反应。一个人出门在外，警惕一点很正常。她甚至可能根本没注意到自己做了什么。
但那个动作，像一根针。
扎在我们一家五口身上。
上了飞机，我爸坐在靠窗的位置，全程没说话。我妈坐在他旁边，也没说话。阿米特戴上耳机听歌，眼睛闭着，但我知道她没睡着。
我坐在过道另一边，看着窗外的上海渐渐变小，变远，变成云层下面的一个点。
飞机进入平流层之后，我爸忽然开口了。
“不怪他们。”
声音很轻，像自言自语。
“什么？”我妈问。
“我说，不怪他们。他们那样看我们，那样防我们，不怪他们。”
“你在说什么——”
“你知道咱们在德里怎么对外国游客的吗？”他打断她，“你忘了？去年那个日本游客，在新德里火车站被人围起来要钱，吓得报警。前年那两个美国姑娘，在康诺特广场被人摸屁股，网上闹得沸沸扬扬。还有那个韩国人，打车被宰了十倍的钱。”
我妈不说话了。
“咱们自己什么样，自己心里没数吗？”我爸的声音开始发抖，“咱们那边的人，看见外国人就跟看见行走的钱包一样。坑蒙拐骗，什么都来。人家凭什么要欢迎咱们？凭什么要信任咱们？咱们的名声是自己搞臭的，怪不得别人。”
“你别这么说——”我妈想反驳。
“那怎么说？说人家歧视咱们？人家那个姑娘挪一下包怎么了？你要是知道多少印度男人在街上骚扰外国女游客，你就知道人家那个动作一点都不冤枉咱们。”
他声音大了，旁边座位的人回头看我们。
我爸不管。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他继续说，“咱们来中国，看什么都新鲜，看什么都好。但人家看咱们呢？人家看咱们的眼神是什么样的？你注意到没有？地铁上，餐厅里，街上，人家看咱们的眼神。”
没人说话。
“不是厌恶，”他说，“是警惕。是那种‘离我远点’的警惕。就像咱们在德里看见一群街头混混时候的眼神。一模一样。”
他深吸一口气。
“咱们在人家眼里，就是一群来自脏乱差国家的、可能不守规矩的、需要提防的人。这不是歧视，这是咱们自己挣来的印象。”
飞机引擎嗡嗡响。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全是这几天的画面。
外滩那个仰着脖子看楼的背影。
南京路那个蹲在地上抱头的男人。
菜市场里那片甜的牛肉。
机场里那只挪开的包。
还有我爸那句话——
“咱们有什么资格说人家？”
飞机落地德里的时候，我妈第一个站起来拿行李。
“回家回家，”她说，“回去得赶紧收拾厨房，那袋洋葱肯定发芽了。”
声音又恢复了平时的样子。絮絮叨叨，热热闹闹。
但我听出来了，那热闹底下是空的。
像拿一层纸糊在窟窿上，看着完整，一戳就破。
突突车停在家门口。
我们家在德里西边一个不算好也不算差的街区，一栋三层小楼，灰扑扑的外墙，铁栅栏门锈迹斑斑。隔壁家的狗看见我们回来，摇着尾巴跑过来。
我妈摸了摸狗头：“饿坏了吧，等下给你弄吃的。”
开了门，屋里一股闷久了的味儿。我妈直奔厨房，果然那袋洋葱发芽了，绿芽从网袋的孔里钻出来，像一丛营养不良的植物。
“我说什么来着。”她拎起那袋洋葱，语气里带着一种“果然如此”的满足感。
我爸把行李箱拖进客厅，打开，开始往外拿东西。脏衣服、洗漱包、充电器、路上买的零食。他拿得很慢，一件一件，像在清点什么。
阿米特直接上楼回自己房间了，门一关，音乐声从门缝里漏出来。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着我爸收拾箱子。
“爸。”
“嗯？”
“你飞机上说的那些话——”
“别提了。”他打断我。
“可是——”
“我说别提了。”他抬起头看我，眼神很平静，“那些话是在天上说的。现在落地了，不提了。”
我张了张嘴，没出声。
他把最后一件衣服拿出来，箱子空了。他合上箱子，拉上拉链，把箱子推到墙角。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外面那条灰扑扑的街。
街上摩托车呼啸而过，喇叭声震天响。路边有个小贩在卖烤玉米，炭烟熏得人睁不开眼。对面那栋楼的阳台上，有人往楼下泼了一盆水，差点浇到一个路人头上。路人骂了一句，泼水的人回骂了一句，两个人隔着三层楼对骂。
我爸就那么看着。
看了很久。
“还是家里自在。”他忽然说。
声音很轻。
然后他转身走进厨房，帮我妈收拾那袋发芽的洋葱。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的背影。
忽然想起他在上海外滩仰头看楼的那个姿势。
脖子仰得快断了也不肯低下来。
现在他低着头。
在自家厨房里。
收拾一袋发芽的洋葱。
自在。
他说自在。
那天晚上吃饭，我妈做了一桌子菜。咖喱鸡、豆糊、烙饼，全是印度菜。她在上海天天念叨想吃家里的饭，现在终于吃上了，吃得呼噜呼噜的。
“还是家里的饭好吃。”她含着一嘴咖喱说，“中国菜太淡了，没味道。”
“人家那叫清淡。”我说。
“清淡就是没味道。”
“妈，你这是偏见。”
“偏见怎么了？我就爱吃我做的饭。”
阿米特在旁边刷手机，忽然抬起头：“妈，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中国博主来印度旅游的视频，底下评论全是骂的。”
“骂什么？”
“骂印度脏，骂印度乱，骂印度人骗钱。”阿米特念了几条评论，越念声音越小。
我妈放下勺子。
“那些人懂什么。他们就来过几天，看见的全是表面。印度好的地方他们根本没见过。”
“可是妈，”阿米特说，“咱们去中国也就七天，咱们看见的不也是表面吗？”
我妈愣住了。
我爸在旁边默默吃饭，一句话没说。
“那不一样。”我妈憋了半天，“人家中国确实……确实干净。”
“对啊，人家确实干净。那人家说印度脏，也没说错啊。”
“你这孩子怎么胳膊肘往外拐？”
“我没往外拐，我就是说——”
“行了。”我爸忽然开口。
两人都闭嘴了。
我爸放下勺子，擦了擦嘴。
“吃饭。”他说。
就两个字。
但那两个字的分量，把整个餐桌压得鸦雀无声。
吃完饭，我帮阿米特洗碗。她站在水槽边，手泡在泡沫里，半天没动。
“怎么了？”
“哥，你说咱们以后还能再去中国吗？”
“想什么呢，刚回来就想着再去。”
“我就是觉得……”她咬着嘴唇，“觉得不甘心。”
“不甘心什么？”
“不甘心人家看咱们那样。”她低下头，“那个机场的姐姐，她挪包的时候，我看见了。她看我们的眼神，像看贼。”
“她不是那个意思——”
“她就是那个意思。”阿米特打断我，“哥，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在学校里，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看我也是那个眼神。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我沉默了。
阿米特读的是一所还算不错的私立学校，奖学金进去的。学校里大部分孩子家境比她好得多，穿名牌，开派对，假期去欧洲。阿米特在那个学校里，就像我们一家在上海。
格格不入。
不是被欺负，不是被排挤，就是那种……微妙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你不是我们这拨的”的感觉。
“你知道吗，”阿米特把水龙头开得更大，水声哗哗响，“我在上海有一天晚上哭了。”
“哪天？”
“南京路那天。你和爸去找我们的时候，我在冰淇淋店里哭了。”
“妈不是在那儿吗？”
“妈没看见。我假装揉眼睛。”她吸了吸鼻子，“我哭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我看见爸蹲在地上的样子。爸从来没那样过。从来没那样过。”
她重复了两遍。
“我觉得我们像乞丐。”她说，“不是真的乞丐，就是……就是那种感觉。人家什么都好，我们什么都不好。人家什么都懂，我们什么都不懂。人家站在自己的地盘上，理直气壮的，我们站在人家的地盘上，缩手缩脚，怕做错事，怕说错话，怕被人笑话。”
她转过头看我，眼睛红红的。
“哥，我讨厌那种感觉。”
我走过去，把水龙头关了。
厨房安静下来。
“那种感觉不丢人。”我说。
“什么？”
“到了别人的地方，不懂规矩，不会语言，缩手缩脚，这很正常。任何人到了陌生的地方都会这样。中国人来印度也一样。他们也会缩手缩脚，也会怕被骗，也会觉得什么都不懂。”
“但他们不会被人当成贼。”
“你怎么知道？你去过中国人来印度旅游的评论区吗？他们也觉得被当成行走的钱包。”
阿米特愣了一下。
“所以都一样，”我说，“谁到了谁的地方都一样。不是谁比谁高贵，是谁在自己的地盘上都理直气壮，谁在别人的地盘上都心虚。”
阿米特沉默了一会儿。
“那我们怎么才能也理直气壮？”
“把自己家弄好。”我说，“把自己家弄得跟人家一样干净，一样规矩，一样井井有条。到时候人家来咱们这儿，缩手缩脚的就是他们了。”
阿米特想了想，笑了。
“那得多少年啊。”
“慢慢来呗。”
她重新打开水龙头，开始洗碗。洗得很慢，很仔细，每一个盘子都冲得干干净净。
我站在旁边看着她，忽然觉得她长大了。
就这七天。
长大了。
晚上十点，我上楼回自己房间。
路过我爸我妈的房间，门没关严，漏出一线光。我爸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压得很低，但走廊太安静了，我还是听见了。
“……不是钱的事儿。你还没明白吗？不是钱。”
“那是什么？”我妈的声音。
“是心。是咱们的心散了。”
“什么心散了，你说什么呢。”
“我说的是，咱们习惯了。习惯了脏，习惯了乱，习惯了不守规矩，习惯了占小便宜，习惯了坑蒙拐骗。习惯了之后就不觉得有问题了，就觉得这是正常的，是‘人情味’，是‘灵活’。但人家不这样。人家觉得这是错的。”
“你别上纲上线——”
“我没上纲上线。我这七天，天天在看，天天在想。人家街上没有垃圾，不是因为有清洁工扫，是因为没人扔。人家排队，不是因为有保安管，是因为大家觉得排队是对的。咱们那边呢？有人扔垃圾，是因为别人都扔。不排队，是因为排了也没用，总有人插队。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所有人的问题。”
沉默。
很长的沉默。
然后我妈说：“那你怎么办？你能改变所有人？”
“我改变不了所有人。”我爸说，“但我能改变咱们家。”
“怎么改？”
“从明天开始，家门口那段路，咱们自己扫。垃圾，分类扔。出去买东西，排队。答应别人的事，做到。不占小便宜。不坑人。”
“你疯了？你一个人做这些有什么用？别人照样扔垃圾，照样插队，照样——”
“别人是别人。咱们是咱们。”
我妈没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我爸又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我没听清。
但我听清了我妈的回答。
她说：“你是被上海刺激到了。”
我爸没否认。
“是被刺激到了。”他说，“被刺激得挺狠的。”
我轻手轻脚走回自己房间，关上门。
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去年雨季漏的，一直没修。我爸说要修，说了好几次，一直拖着。
不知道明天他会不会修那块水渍。
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我被扫地的声音吵醒。
拉开窗帘往下看，我爸拿着扫帚，在扫家门口那段路。
隔壁家的狗蹲在旁边看他，歪着脑袋，大概也觉得新鲜。
对面那栋楼有人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
路上有个人骑着自行车经过，扭头看了我爸两眼，骑走了。
我爸不管。
他就那么扫着。
一下一下。
不急不慢。
灰尘扬起来，在早晨的阳光里飞舞。
我看了很久。
然后穿上衣服，下楼，拿了另一把扫帚。
我爸看见我，愣了一下。
“你干嘛？”
“扫地。”
“不用你——”
“两个人快一点。”
他没再说话。
我们俩一人一边，扫那条灰扑扑的街。
扫到一半，阿米特也出来了。她没拿扫帚，拿了个垃圾袋，捡路边的塑料瓶和包装纸。
我妈站在门口，手里端着茶杯，看着我们三个。
她的表情很奇怪。
像是想笑，又像是想哭。
最后她放下茶杯，转身进屋。
过了一会儿，她端了一壶茶出来，放在门口的台阶上。
“扫累了就喝口茶。”她说。
声音不大，但那条街上的人都听见了。
隔壁家的狗摇了摇尾巴。
太阳升高了，天热起来了。
德里五月的早晨，空气稠得像能拧出水。
但我们三个在扫地。
一下一下。
不急不慢。
我爸说，不怪他们。
他说得对。
真的不能怪他们。
但我们可以让自己变得好一点。
一点一点。
从一条街开始。
从一家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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