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不可抗力的限流导致无法接收推送文章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以下操作：点击标题下方蓝字 “一半杯 ” → 点击右上角“...” → 点选“设为星标 ★ ”，这样就更容易找到我们和收到推送文章！
保持爱读文章，保持领先！
每个美国人都会有这样一个时刻：第一次接触《独立宣言》。对多数人而言，这份文件是以近乎圣典的面貌进入他们视野的：它是美国公民宗教中最高、最神圣的文本，而这种地位，最集中地凝结在它关于人类平等的那句动人宣示中：“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份《独立宣言》是一项深刻的价值宣示，表达了人类追求自由的普遍愿望。正如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在纪念美国建国二百周年的一次演讲中所说：“《独立宣言》是我们政治秩序中的北极星，是自由的恒星。它不受变迁影响，因为它陈述的是永恒的道德真理。”
从公民信念层面看，这就是《独立宣言》的含义。然而，从历史层面看，故事要复杂得多。
就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落笔时的原意而言，《独立宣言》与其说是在确认人类平等本身，不如说是在针对政治权威的性质提出一项明确而尖锐的主张，并有力宣示人民拥有革命的权利。这一论证受到约翰·洛克（John Locke）以及其他启蒙时代社会契约论思想家著作的影响。它本来要讨论的是政府成立的前提条件，也就是在政府和政治秩序出现以前，人类被设想为处于一种原初而纯粹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没有人天然有权统治他人；它并不是一份关于如何废除奴隶制、实现被奴役者解放的路线图。
历史学家保琳·迈尔（Pauline Maier）在《美国经文：〈独立宣言〉的形成》（American Scripture: Making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指出：“开篇那些关于‘不言而喻’真理的断言，所涉及的是政府建立以前、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她写道：“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平等只意味着一点：没有任何人可以凭出身之权，或以神授之名，对他人拥有统治权威。”
换言之，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是在替美国革命时代一种普遍情绪发声。迈尔写道，那是一套已成正统的政治观念，其基本原则，殖民地居民即使从未读过任何系统的政治理论著作，也可以从教堂布道、报纸甚至学校课本中接触到。只要看看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即可。他在《常识》中写道：“既然所有人原本平等，任何人都不能仅凭出生，就有权让自己的家族永远优先于其他所有家族。”《常识》发表于《独立宣言》签署前约六个月。
杰斐逊所说的平等，是一种思想实验。它并没有延伸到现实的政治社会，也不是为那些被排除在政治共同体之外的人准备的。人可以在被创造时平等，却仍然彼此有别；人可以在被创造时平等，却仍然处于从属地位。
在许多爱国者派领袖看来，这一点本就是既定前提。
但还有那些被排除在归属圈之外的人：女性、原住民、无地劳动者，以及最鲜明的黑人美国人，包括自由黑人和被奴役黑人。他们并未把《独立宣言》读成，或者更可能是听成，一种关于堕落以前那种原初状态的抽象主张。他们把它理解为一项面向当下的激进原则宣言。他们也把这一原则作为武器，用来对抗一个不愿把革命所承诺的自由和自治延伸给被奴役者的社会。
正是他们的《独立宣言》，也就是他们为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份《独立宣言》，代表了此时此地关于人类平等的普遍主张。也正是他们的《独立宣言》，最终取代了杰斐逊那份历史性和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独立宣言》，成为美国公民理想的支点。它从黑人美国人传到废奴主义者，再传到共和党和亚伯拉罕·林肯那里。林肯在葛底斯堡将他们的《独立宣言》奉为精神基础，以支撑“一次自由的新生”和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这个政府是在“八十七年前”，也就是1776年建立的。
今天遭到攻击的，正是这份《独立宣言》。一种政治运动拒绝以共同信条为核心的美国共和国愿景，转而拥抱排他性的种族民族主义；它用血统和传承来界定美国公民身份，嘲讽《独立宣言》中“关于平等的那五个词”，并膜拜等级和种姓秩序。但同样是这份《独立宣言》，仍在激励美国人为自己在这个国家中的位置而斗争，要求获得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黑人美国人迅速抓住革命话语，要求在这个新生的美国共和国中获得自由而平等的位置。这种速度很难被夸大。
布里斯托尔·兰比（Bristol Lambee）是康涅狄格州一名受奴役男子。他代表“若干贫苦非洲人”致信当地“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说：“为此，我们恭敬地请求你们：当你们正在商议、主张并维护自己的自然权利，以反抗那些企图以专断方式把你们置于奴役之下的人的图谋时，也请想一想我们不幸的处境。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难以承受的重负下呻吟。”
我们对兰比所知不多，但他这份发表于1774年10月的请愿书，是用革命话语写成的，使用了杰斐逊两年后将要采用的同一套措辞。兰比写道：“请愿者认为，自由建立在自然法之上；对一个非洲人的幸福来说，自由同对一个英格兰人的幸福一样必要。我们还认为，尽管我们目前处于奴役状态，但我们与其他人一样，拥有获得自由的自然权利，也拥有不受侵扰地享有我们凭诚实劳动所取得财产的自然权利。”
黑人美国人能够像大陆会议任何成员一样熟练地使用爱国者的话语。随着战争加剧，他们的请愿和诉求也变得更加强烈，并开始直接援引《独立宣言》。
1777年，一份由“许多被拘禁于奴役状态中的黑人”提出的请愿书写道：“请愿者认为，他们同所有其他人一样，拥有一种自然且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这一权利由宇宙万物的伟大之父平等赋予全人类，而他们从未通过任何契约或协议放弃它。然而，他们却被残酷权力之手不公正地从最亲爱的人身边拖走，其中一些人甚至被从慈爱父母的怀抱中撕裂。”这份请愿书由波士顿黑人社群的重要成员普林斯·霍尔（Prince Hall）、兰开斯特·希尔（Lancaster Hill）、彼得·贝斯（Peter Bess）和布里斯特·斯伦瑟（Brister Slenser）等人签署，另有其他未列名者。
请愿者继续写道：“他们不得不表示惊讶：人们竟然从未想到，美国在同大不列颠发生这些不幸纠纷的过程中所依据的每一项原则，都比千百条论据更有力地为请愿者申辩。”
使用《独立宣言》和革命的话语，并不只是修辞。此类请愿的目的，是推动立法者把宪法和法律开篇的文字看作不只是序言，而是包含真实意义、具有现实后果的承诺。
1779年，年近七旬的受奴役者尼罗·布鲁斯特（Nero Brewster）与另外19人向新罕布什尔州议会递交请愿书，宣称“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并恳请议会“仁慈地为我们出面干预，制定你们认为明智而适当的法律和规章，使我们能够重获自由，跻身自由人之列；也使‘奴隶’这个称谓，不再在这片正为自由的甘美果实而光荣斗争的土地上出现”。
阅读自由黑人和被奴役黑人留下的文字，就是见证《独立宣言》在现实中的展开：见证它成为一部鲜活的文献，其内涵远比美国独立这一狭隘语境更为广阔。正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种内涵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它源自这样一些人，他们深切理解自由意味着什么，也深切理解承认自由这一原则将迫使人们面对什么。
就文体而言，请愿书要求作者表现出一定的谦卑。其他形式则允许更尖锐、甚至更炽烈的修辞，用来猛烈抨击爱国者领袖的虚伪。
1783年，一位署名“非洲人之声”的匿名作者在《马里兰公报》发表社论，开篇写道：“请听听你们自己作出的宣言。”随后他引用《独立宣言》说：“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他接着写道：“我们不再提出任何论证。甚至可以说，在这个开明时代，如果还假定美国人需要别人拿出论据来证明我们享有自由的权利，那就是对美国理解力的侮辱。”这位“非洲人之声”继续写道，那等于假定“美国已经忘记了自己不久前以鲜血宣示的那些崇高原则”。
美国建国时代黑人美国人把《独立宣言》的文字当作有待实现的承诺来使用，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也许来自博物学家、数学家本杰明·班纳克（Benjamin Banneker）。1791年，他在一封信中把杰斐逊自己的话回敬给这位国务卿，直面其虚伪：
他写道：“正是在那个时候，你公开宣示了这一真实而无价的信条；它值得被记录下来，也值得后世世代铭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班纳克先把《独立宣言》称为永恒真理，然后又将它举起来，与其作者形成反向对照。他写道：“想到这一点是多么可悲：你曾如此充分地相信人类之父的仁慈，相信他将这些权利和特权平等而不偏不倚地分配给人类；然而与此同时，你却通过欺诈和暴力拘禁我如此众多的同胞兄弟，使他们处于苦不堪言的囚禁和残酷压迫之下，从而违逆他的仁慈。你在同一时间被发现犯下了最罪恶的行为，而这正是你们在别人对待你们自己时口头上所痛恨的行为。”
杰斐逊当时在乔治·华盛顿手下任职。他从未认为自己是在发表关于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声明。但黑人美国人完全是这样理解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毫不犹豫地用这些前美国革命者自己的文字和承诺向他们施压。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感受到了这种矛盾，这一点足以戳破今天一种常见说法：仿佛这些“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在道德上没有过错，仿佛说出他们虚伪的真相，就是在歪曲或败坏历史。放到当下来看，你也应当把保守派反动人士对黑人历史和黑人研究的攻击，理解为一种试图遮蔽事实的努力：早期共和国时期的黑人美国人，同样也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
这种压力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到19世纪最初十年，北方多数州要么已经废除奴隶制，要么已经让奴隶制走上消亡之路。即使在南方，也曾一度出现释放奴隶热潮。弗吉尼亚州在1782年修改法律，使奴隶主更容易释放他们奴役的人；包括多莉·麦迪逊（Dolley Madison）的父亲约翰·佩恩二世（John Payne Jr.）在内，一些人也确实这样做了。
这种解放能量十分短暂。轧棉机等技术发展，以及英格兰蓬勃兴起的工业革命，使被奴役的非洲人重新变得具有经济价值，成为一种利润丰厚的资产，推动着关键商品的生产。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独立宣言》作为受人崇敬的政治文本，开始淡出主流视野；在美国政治话语中，它的位置逐渐被《宪法》取代。例外存在于黑人美国人及其盟友那里。他们继续把《独立宣言》视为一项必须兑现的自由和平等承诺，用它来对抗奴隶制、奴役者，以及那些为奴役者利益服务的政府。
出生于英格兰、后来在弗吉尼亚州担任长老会牧师的乔治·伯恩（George Bourne），于1816年出版《圣经与奴隶制不可调和》（The Book and Slavery Irreconcilable），谴责那些一手拿着“独立宣言”、另一手拿着鞭子的政治人物。
1831年，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在其反奴隶制报纸《解放者》的创刊号中，大量援引《独立宣言》，为被奴役者发出呼吁。他写道：“我们的《独立宣言》大胆宣示了这些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然而，就在美国政府所在地，几乎每天都有新生命降生，而法律却从他们出生之日起就宣告他们不与其他人平等，并且终身剥夺他们的自由，以及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
应当说，加里森憎恶《宪法》，并谴责它是“与死亡所立之约”和“与地狱所订之盟”，因为它以种种方式赋权并强化了奴隶制南方对全国政府的控制。但《独立宣言》是一支照亮救赎之路的火炬。
南卡罗来纳州出身的废奴主义者安吉丽娜·格里姆凯（Angelina Grimké）在1836年的《致南方基督教妇女的呼吁》中宣称，奴隶制“与我们的独立宣言相悖”。1834年，纽瓦克有色人种反奴隶制协会则对美国的虚伪作出了尖锐谴责，宣称：“我们认为，自《独立宣言》发表以来，美国人民使我们有色人种同胞流下的全部鲜血，如果都被汇入一座水库，那么这份文件的起草者及其继承者，都足以在其中游泳。”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在1852年的演讲《对奴隶而言，七月四日意味着什么》（What to the Slave Is the Fourth of July）中，作出了对美国最著名的谴责。在整篇演讲中，他像使用手术刀一样使用《独立宣言》的语言和理想。道格拉斯对挤满纽约州罗切斯特科林斯厅前来听他演讲的数百人说：“无论我们转向过去的宣言，还是转向当下的表白，这个国家的行为看起来都同样丑恶而令人反感。”他说：“对美国奴隶而言，你们的七月四日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这一天比一年中任何其他日子都更清楚地向他揭示了他始终承受的严重不公和残酷。”
这种对《独立宣言》黑人传递下来，又被黑人和白人废奴主义者接过来继续使用。它既是一种控诉，也是一项承诺；既是这个国家的精神根基，也是衡量这个国家制度的标准。正是这种关于《独立宣言》的愿景，后来由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在19世纪50年代加以捍卫。当时，林肯正是在反对南方奴役者及其辩护者的斗争中，逐步走上政治领导地位。
在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约翰·C·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等人的推动下，林肯在19世纪50年代初重新投身这场政治斗争。在他当选总统前夕，林肯已经把《独立宣言》中关于平等的主张，称为对那些企图让暴政与压迫卷土重来者的“谴责和障碍”。1859年，他指出，杰斐逊在一份“本来只是革命性质的文件”中，写入了一条“适用于所有人和所有时代的抽象真理”，并将它保存下来，使其能够在后世持续发挥作用。
在《葛底斯堡演说》的第一句话中，林肯把这种理解铭刻进美国的国家身份：“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片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并献身于人人生而平等这一命题。”而这种理解，早在林肯出生前几十年，就已经由被奴役者提出的权利主张塑造出来。
正是这种关于《独立宣言》的理解，后来以《第十四修正案》的形式写入《宪法》。这项修正案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条款，保障所有在美国出生并受美国管辖的人享有平等的公民身份。特朗普总统曾试图通过行政命令终结出生公民权；而最高法院刚刚维护了这项宪法承诺。
俄亥俄州众议员约翰·宾厄姆（John Bingham）是《第十四修正案》第一节的主要起草者之一。该修正案批准约一年后，他在1869年的一次演讲中为自己参与制定的这项宪法成果辩护时说：“请记住，这是一个由来自各个民族、族群和语言的人共同组成并加以代表的政府；也请记住，1776年，当我们为代议制政府而展开的全国斗争刚刚开始时，人民的宣言并没有说所有白人生而平等，而是说所有人生而平等，并由造物主赋予生命权和自由权。”
今年，我们纪念《独立宣言》签署250周年。重要的是要看到，它的意义是动态的。而我们所理解的这种意义，与其说来自签署它的人，不如说来自那些听见其文字、并把这些文字认领为自己自由和独立之标准的人。他们追求的独立，不是摆脱英国，而是摆脱奴役。
正是这份《独立宣言》，被奴役者的《独立宣言》、废奴主义者的《独立宣言》、林肯的《独立宣言》，构成了美国事业跳动的心脏。正是这份《独立宣言》，仍然向所有把这个国家视为家园的人作出承诺；也不断提出挑战，要求美国不辜负自己宣称的理想与抱负；并且筑成一道屏障，抵御那些甘愿以自由换取暴政虚假慰藉的人。
正是这份《独立宣言》向我们指出了一条道路，使我们或许能够真正成为例外。
贾梅尔·布伊（Jamelle Bouie）是美国记者、评论作者，现为《纽约时报》观点栏目专栏作家，主要写作方向包括美国政治、历史与文化。弗吉尼亚大学卡什民主研究所资料显示，他常驻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和华盛顿特区，同时担任CBS新闻政治分析员；加入《纽约时报》前，他曾任《Slate》杂志首席政治记者。
布伊2009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主修政治与社会思想、政府学。 他的专栏特点是把当下政治争议放回美国建国、奴隶制、种族政治、宪政制度和政党演变的长历史中考察，因此常被视为美国公共讨论中兼具历史意识和现实政治判断力的重要自由派评论声音。
End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