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76年我下乡时救了个漂亮姑娘，她为报恩说要嫁给我，四年后带她返城，刚进家门，父亲吼道：你知道她是谁吗！
四年前我跳进河里救了一个姑娘，四年后我带她回了南京。
推开家门那一刻，我满心欢喜地说："爸，这是秀莲，我在乡下处的对象——"
话还没说完，父亲的脸色刷地变白了。他死死盯着秀莲的脸，嘴唇哆嗦着，猛地一把把我拽进屋里，声音发抖地吼了一句："你知道她是谁吗！"
我愣住了。秀莲站在门口，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这一切，要从1976年那个秋天说起。
我叫陈建国，南京人。
1976年秋天，我19岁，响应号召下乡插队，被分配到安徽凤阳县下面一个叫柳湾村的生产队。
走之前那天晚上，父亲陈德厚坐在饭桌前，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半天没说话。我收拾好行李，背包里塞了两件换洗衣服、一双布鞋、一本翻烂了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母亲留下的一张旧照片。
母亲走得早。我十二岁那年她就病死了，肺痨，拖了两年没治好。她姓沈，苏北人，嫁到南京以后就跟娘家断了联系。我问过父亲好几次，外婆家在哪儿，还有什么亲戚，父亲每次都摆摆手说："别问了，你妈那边的事，说来话长。"
说来话长，就是不想说。
我也就不问了。
临出门的时候，父亲站在门口，把一个布包塞给我，里面是五十块钱和一包红糖。他说："到了乡下，少说话，多干活，别跟人起冲突。"
我点点头，说："爸，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他"嗯"了一声，转身进了屋。我走出家属院大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站在三楼的窗户后面，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那是我最后一次在很长时间里见到他。
从南京到凤阳，先坐火车，再转长途汽车，最后还要走十几里的土路。
我到柳湾村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村支书老赵来接的我，四十来岁，脸晒得黑红，笑起来露出一口黄牙。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小陈，欢迎欢迎。你是今年来的第三个知青了，前面两个已经住下了，你们仨挤一挤。"
所谓"住下"，就是村头一间废弃的仓房。土坯墙，茅草顶，门板是两块木板拼的，关不严实，风一吹嘎吱嘎吱响。屋里三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一盏煤油灯。
另外两个知青一个叫刘卫东，一个叫张小军，都是合肥来的。刘卫东瘦高个，戴副眼镜，话不多；张小军矮胖，爱说笑话，嘴上没个把门的。
我把行李放下，张小军递给我一碗红薯稀饭，说："兄弟，将就吃吧，这地方就这条件。"
我喝了一口，稀得能照见人影。
那天晚上我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听着外面的虫叫和风声，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就一个念头：总有一天，我要回南京。
插队的日子，一个字——苦。
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跟着社员下地干活。挑粪、翻地、割稻子、插秧，什么活都干。我是城里来的，从小没干过农活，头几天手上就磨出了血泡，火辣辣地疼。
老赵看了看我的手，摇摇头说："小陈啊，你这手嫩得跟豆腐似的，得练。"
我咬着牙没吭声，第二天照样下地。
一个月下来，手上的血泡变成了老茧，人也瘦了一圈，皮肤晒得跟村里人差不多黑了。
村里人对我们这几个知青还算客气，但也保持着距离。他们觉得我们是城里人，干不了多久就会走。我也确实是这么想的。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
转眼到了秋天，生产队安排去河对岸的坡地收稻子。那条河叫柳河，平时水不深，到膝盖的样子，但上游有个水库，一放水就涨得厉害。
那天是农历九月初三，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改变了我的命。
下午收工早，我没跟刘卫东和张小军一起走大路，抄了河边的小道往回赶。
走到半道上，突然听到河里传来扑水声。
我停下脚步，仔细一听，还有微弱的喊声："救……救命……"
我扔下锄头跑过去，扒开河边的芦苇丛一看——河水不知道什么时候涨了，浑黄的水流又急又猛，一个人在水里挣扎着，脑袋一会儿冒出来一会儿沉下去。
是个姑娘。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水性一般，小时候在玄武湖游过几次，但那是平静的湖水，不是这种急流。
可我没时间想那么多。
我把鞋一甩，跳了下去。
水比我想象的深，一下子没到了胸口，脚下的泥又软又滑，站都站不稳。水流推着我往下游冲，我拼命朝那姑娘游过去，呛了好几口水，鼻子耳朵里都灌进了泥浆。
够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快没力气了，眼睛半闭着，手在水里胡乱划拉。我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往岸边拖。
她不轻，加上湿透的衣服和水的阻力，我拖得很吃力。中间有一次我脚下一滑，两个人差点一起沉下去。我拼了命蹬了几下，总算抓住了岸边一棵柳树的根，把她拽上了岸。
我自己爬上去的时候，胳膊已经抖得不行了，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喘气。
那姑娘躺在地上，肚子鼓鼓的，灌了不少水。我把她翻过来，按住她的背往下压，她"哇"地一声吐出一大口水，咳嗽了好一阵，才慢慢缓过来。
她睁开眼睛看着我，嘴唇发紫，声音虚弱得几乎听不见："谢……谢谢你……"
我说："别说话，先歇会儿。"
她又咳了几声，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不知道是呛的还是吓的。
等她缓过劲来，我才看清她的样子。
瓜子脸，眼睛又大又亮，鼻梁挺直，皮肤白净，跟村里那些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姑娘完全不一样。虽然浑身湿透了，头发乱糟糟贴在脸上，但还是能看出来，这姑娘长得很好看。
我问她："你是哪个村的？怎么一个人在河边？"
她说："我叫沈秀莲，沈家庄的。来河边洗衣服，没想到水突然涨了，冲进了深水区……"
沈家庄，就是隔壁村，翻过一道岭就到了。
我说："水都退了你先别动，我去叫人。"
她摇摇头，说："不用，我能走。"
她挣扎着站起来，腿还在发软，走了两步又差点摔倒。我赶紧扶住她，说："你别逞强了，我送你回去。"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轻轻点了点头。
我扶着她走了三四里路，翻过那道岭，到了沈家庄。她家在村子最东头，两间土坯房，院子里晒着几把干辣椒和一簸箕花生。
她母亲听到动静从屋里出来，一看女儿浑身湿透、脸色惨白，吓得腿都软了："秀莲！你这是怎么了？"
沈秀莲说："妈，我掉河里了，是这个知青哥哥救了我。"
她母亲"扑通"一下就要给我跪下，我赶紧拦住了："大娘，别这样，谁碰上都会救的。"
大娘拉着我的手，眼泪哗哗地流："孩子，你救了我闺女的命啊，我怎么感谢你才好……"
我说："大娘，真不用，她没事就好。天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我转身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沈秀莲站在院门口，湿漉漉的头发被晚风吹起来，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什么也没说。
那个画面，我记了很多年。
过了三天，沈大娘带着秀莲来了柳湾村。
她提了一篮子鸡蛋，少说有三十个，还有一块腊肉。在那个年月，这些东西金贵得很，普通人家过年都舍不得吃这么多鸡蛋。
沈大娘五十来岁，头发花白，脸上皱纹很深，身体看着不太好，说话的时候时不时咳嗽几声。她拉着我的手说："小陈啊，你是好人，你救了我闺女，就是救了我的命。我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些你拿着，别嫌少。"
我推辞了半天，说什么也不肯收。沈大娘急了，眼圈一红说："你要是不收，就是看不起我们娘俩。"
我只好收下了鸡蛋，腊肉硬塞了回去，说："大娘，鸡蛋我收了，腊肉你留着自己吃，你身体不好，得补补。"
沈秀莲一直站在母亲身后，低着头不说话，耳根子红红的。她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扎了两条辫子。阳光照在她脸上，我才发现她的眼睫毛很长，眨眼的时候像小扇子一样。
我心里"突突"跳了两下，赶紧把目光移开了。
张小军在旁边看着，等人走了以后，挤眉弄眼地说："哟，建国，这姑娘长得够俊的啊，你小子艳福不浅啊。"
我瞪了他一眼："别瞎说。"
他嘿嘿一笑，不说了。
从那以后，沈秀莲隔三差五就来柳湾村。
有时候送几个咸鸭蛋，有时候送一碗炒花生，有时候送两个蒸得热腾腾的杂粮馒头。每次来都说是她妈让送的，放下东西就走，也不多待。
我过意不去，就找机会去沈家庄帮她家干活。她家房顶漏了，我爬上去给她铺了一层新茅草；院子里的柴火不够了，我帮她上山砍了一捆；水缸空了，我挑着扁担去井里打水。
一来二去，就熟了。
沈秀莲话不多，但人很聪明。她没上过几年学，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不念了，但她会算账，村里人分粮食的时候，谁家多少斤多少两，她心算比拨算盘还快。她手也巧，会绣花，会纳鞋底，会裁衣服。
有一次我在她家帮忙劈柴，劈完了她端了碗水给我，我接过来喝了一口，是红糖水。
我说："你哪来的红糖？"
她说："攒的。上次去镇上卖鸡蛋，用零头买了一小包，一直没舍得吃。"
我心里一酸，说："那你留着自己喝，别给我浪费了。"
她笑了一下，说："给你喝不算浪费。"
那天回去的路上，我心里暖烘烘的，脚步都轻了不少。
慢慢地，我开始盼着见到她。干活的时候想她，吃饭的时候想她，晚上躺在床上也想她。我知道自己动了心思，但又不敢往深了想——我是城里来的知青，迟早要回去的，她是乡下姑娘，以后怎么办？
可感情这东西，哪是想控制就能控制得住的。
有一次下大雨，我正好在沈家庄帮忙。雨说来就来，黄豆大的雨点子砸在地上啪啪响。秀莲晒在院子里的粮食还没收，我们俩赶紧往屋里搬。
等把最后一袋子苞米搬进屋，两个人都淋成了落汤鸡。秀莲的衣服贴在身上，她赶紧背过身去，脸红得像熟透的柿子。
她从柜子里翻出一件男人的旧衣服，递给我说："这是我爸留下的，你先换上，别着凉了。"
我接过来，闻到一股淡淡的樟脑丸味道。她父亲几年前就去世了，这衣服大概一直压在箱底。
我换好衣服出来，她也换了一身干的。两个人站在屋檐下看雨，谁也没说话。
雨下得很大，院子里的水汇成一条小溪，顺着墙根往外流。空气里全是泥土和青草的味道。
她突然开口说："建国，你说这雨什么时候能停？"
我说："不知道，看样子得下一阵子。"
她"嗯"了一声，又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你以后会回南京吗？"
我愣了一下，说："应该会吧，不知道什么时候。"
她低下头，用脚尖在地上画圈，轻声说："那你走了，我怎么办？"
我的心猛地揪了一下。
我看着她低着头的样子，雨水从屋檐上滴下来，落在她脚边，溅起小小的水花。我很想伸手把她额前那缕湿头发拨开，但最终还是没有动。
我说："等到了那一天再说吧。"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睛里有亮晶晶的东西，不知道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
那天的雨下了整整一个下午。
村里开始有了闲话。
有人说城里来的知青跟沈家庄的漂亮姑娘好上了，有人说沈秀莲是故意勾引知青想嫁到城里去，还有人说得更难听。
我听了心里不舒服，想找那些嚼舌根的人理论。秀莲拦住了我，说："建国，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嘴长在别人脸上，随他们说去。咱们又没做什么亏心事。"
我看着她平静的脸，心里又佩服又心疼。
这姑娘，比我想象的要强得多。
1977年春天，沈大娘的病加重了。
她本来就有咳嗽的毛病，一到冬天就犯，但那年开春以后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厉害，咳嗽带血，人也瘦得脱了形。
秀莲急得团团转，但家里没钱，村里也没有像样的大夫。我跟老赵借了一辆板车，又找刘卫东和张小军凑了几块钱，把沈大娘拉到县城的医院去看。
大夫说是老慢支加肺气肿，得住院。住院费加药费，算下来要三四十块。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沈秀莲家里的积蓄全加起来也不够。
我把自己攒的津贴全掏了出来，又找村里几个关系好的社员借了一些，总算凑够了。
沈大娘住了一个星期的院，病情稳住了。出院那天，大娘拉着我的手，哭着说："建国啊，你对我们娘俩的恩情，这辈子还不完……"
我说："大娘，别说这种话，您是秀莲的妈，就是我的长辈，应该的。"
大娘看看我，又看看秀莲，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
出院后过了几天，有天傍晚，我在村头的老槐树下坐着抽烟，秀莲找来了。
她站在我面前，脸红得厉害，手指绞着衣角，半天才开口。
"建国。"
"嗯？"
"你救了我的命，又对我妈这么好，我……我这辈子还不清你的恩。"
我把烟掐了，说："秀莲，我跟你说过，别老提什么恩不恩的——"
"我想嫁给你。"
她一口气说了出来，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我愣住了。
她低着头，不敢看我，耳根子红得快滴血了。
"你要是不嫌弃我是个乡下姑娘的话。"她补了一句，声音已经在发抖了。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
不是不想答应，是怕她只是因为报恩。
我说："秀莲，你别因为报恩就说这种话。嫁人是一辈子的事，不能拿来还人情。"
她猛地抬起头，眼眶红了："我不光是报恩，我是真心的！建国，我从你救我那天起就……"
她说不下去了，眼泪掉了下来。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
我站起来，走到她面前，伸手擦掉她脸上的眼泪。
"我愿意。"我说。
她愣了一下，然后哭得更厉害了，一头扎进我怀里，肩膀一抽一抽的。
老槐树的叶子在晚风里沙沙响，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那是1977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个傍晚。
沈大娘知道以后，高兴得直抹眼泪。
但她高兴完了，又叹了口气，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建国啊，你是个好孩子，只是有些事……等以后再说吧。"
我问："大娘，什么事？"
她摇摇头，说："没什么，没什么。你对秀莲好就行了。"
我没有多想，以为她是舍不得女儿，或者是担心我以后回城了把秀莲扔下。
后来想起来，才明白她那句话的分量。
我和秀莲没有办正式的婚礼，在那个年月，在那个村子里，也没有条件办什么婚礼。秀莲从沈家庄搬到了柳湾村，跟我住在一起，村里人就默认我们是两口子了。
她把那间漏风的仓房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的裂缝用泥巴抹了，地面扫得一尘不染，窗户上糊了新的窗纸，还剪了几个窗花贴上去。木板床上铺了她从家里带来的一床棉被，虽然旧了，但洗得发白，叠得整整齐齐。
她做饭好吃。哪怕是红薯稀饭，她也能熬得又稠又香，放一点点盐和葱花，喝起来比城里的白粥还有味道。
有一天她拿出一双新布鞋给我，鞋底纳得密密实实的，针脚又细又匀。我穿上试了试，又软又舒服。
我问她："鞋面上绣的是什么花样？"
她脸一红，说："并蒂莲。"
我笑了，说："你倒是会挑。"
她白了我一眼，转身去灶台上忙了。
那段日子虽然苦，但心里是甜的。
日子一天天过，我和秀莲的感情越来越深。
但有几件事，一直让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有一次，秀莲在翻我从南京带来的东西，翻到了一个旧信封，里面装着我母亲的一张照片。那是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穿着五十年代的碎花布衫，梳着两条辫子，站在一棵树下笑。
秀莲拿起照片看了一眼，手明显抖了一下。
我问她："怎么了？"
她赶紧把照片放下，说："没什么，你妈妈长得真好看。"
她的语气很自然，但我注意到她的眼神闪了一下，像是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东西。
我当时没往深处想，以为她是被我母亲的样子触动了——毕竟秀莲也是没了父亲的人，看到别人母亲的照片，难免会想到自己的处境。
还有一次，沈大娘来看我们，吃饭的时候突然问我："建国，你爸在南京是做什么的？"
我说："在机械厂当技术员。"
"叫什么名字？"
"陈德厚。"
沈大娘端碗的手顿了一下，碗差点没拿稳。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秀莲，眼神很复杂，嘴唇动了动，但什么也没说。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点点头，轻声说："好，好。"
那天晚上沈大娘走了以后，秀莲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发呆，我叫了她好几声她才回过神来。
我问她："你妈今天怎么怪怪的？"
她摇摇头，说："没有啊，可能是身体不舒服。"
我信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细微的异常，其实都是信号。只是当时的我，沉浸在新婚的甜蜜里，根本没有往那个方向去想。
1978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工分不够，粮食紧张，冬天冷得要命。我和秀莲的仓房四面透风，晚上盖两床被子还是冻得直哆嗦。
沈大娘的病也是时好时坏，隔一阵就要去县城拿药，每次都是一笔开销。
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在乡下处了个对象，人很好，让他放心。
父亲的回信很简短，只有一行字："等你回城再说。"
没有反对，也没有同意，语气淡淡的。
我把信给秀莲看了，她看完以后沉默了很久，说："你爸是不是不同意？"
我说："他没说不同意，就是让等回城再说。"
她"嗯"了一声，没再说什么。
但从那以后，她偶尔会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眼神空空的，不知道在想什么。我问她，她总是说"没什么，就是想事情"。
我以为她是担心将来的事——回城以后怎么办，父亲会不会接受她，城里的生活她能不能适应。这些问题我也在想，但我告诉自己，到时候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1979年底，知青返城的消息传来了。
那天老赵在大喇叭里通知，说上面有了新政策，知青可以申请返城了。
我听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地里翻红薯，锄头差点没拿住。刘卫东和张小军也激动得不行，张小军当场扔了锄头，在地里蹦了三蹦，喊了一声："终于能回去了！"
我跑回家告诉秀莲，满以为她会跟我一样高兴。
但她听完以后，脸上的表情很复杂。高兴是有的，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的不安。
她坐在床沿上，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这是她紧张的时候才有的动作。
我蹲下来看着她，说："秀莲，我带你一起回南京。"
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说："建国，我是个乡下人，去了城里怕给你丢人。"
我握住她的手，说："你是我媳妇，到哪儿都不丢人。"
她看着我，嘴唇抖了抖，终于挤出一个笑来，但那个笑里带着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
后来我才知道，她那时候心里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想说不敢说，不说又怕到了南京兜不住。
我去沈家庄跟沈大娘说了返城的事，说要带秀莲一起回南京。
沈大娘听完，脸色变了好几变。
她坐在堂屋的板凳上，手撑着膝盖，半天没吭声。屋里很安静，只有墙角那口老钟"嘀嗒嘀嗒"地响。
过了好一会儿，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很复杂，像是想说什么，又像是在掂量该不该说。
最后她站起来，说："秀莲，你过来，我跟你说几句话。"
秀莲跟着她进了里屋，把门关上了。
我一个人坐在堂屋里，听到里面传来压低了声音的说话声，断断续续的，听不清说的什么。中间秀莲好像哭了一阵，沈大娘也在哭，两个人的声音混在一起，闷闷的。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门开了。
秀莲先出来的，眼睛肿得像核桃，但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像是做了什么重大的决定。沈大娘跟在后面，脸上还挂着泪痕，但也不哭了。
我站起来，问："大娘，怎么了？"
沈大娘走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看了我好一会儿，才开口说："建国，有件事我本该早告诉你，但是……"
她停住了，咽了口唾沫，像是在做最后的挣扎。
"算了。"她松开我的手，摆了摆，"你们回去吧。到了南京，见了你爸，有些事自然就清楚了。"
我急了："大娘，到底什么事？您说清楚啊。"
她摇摇头，不肯再说了。只是反复叮嘱秀莲："到了南京，听你公爹的话。不管他说什么，你都别怨。"
秀莲点了点头，没说话。
我心里犯嘀咕，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来。我想了想，大概是老人家舍不得女儿远嫁，心里难受，说话才颠三倒四的。
我没有再追问。
现在想起来，那是我犯的最大的一个错——我应该追问到底的。
1980年3月，我办好了返城手续。
离开那天是个晴天，天蓝得像洗过一样。
全村人都来送了。老赵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陈啊，回去了好好干，别忘了咱柳湾村。"刘卫东比我早走了一个月，张小军跟我同一批，我们在村口握了握手，他说："兄弟，南京见。"
沈大娘从沈家庄赶过来了。她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像是特意收拾过的。她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拉着秀莲的手，哭得说不出话来。
秀莲也哭了。她"扑通"一下跪在地上，给母亲磕了三个响头。
"妈，您保重身体，等我安顿好了就来接您。"
沈大娘弯腰把她扶起来，用袖子擦了擦眼泪，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一个旧手帕包着的小包，方方正正的，看不出里面是什么。
她把小包塞到秀莲手里，压低声音说："到了南京，把这个给你公爹看。记住了，一定要给他看。"
秀莲接过来，揣进了怀里，没有打开。
我问："大娘，这是什么？"
沈大娘看了我一眼，说："你别管，到时候就知道了。"
她的语气很重，不像是在开玩笑。
我张了张嘴，想再问，但看到她眼眶里打转的泪水，把话又咽了回去。
板车已经等在路口了。我扶着秀莲上了车，回头看了最后一眼——沈大娘站在老槐树下，一只手扶着树干，另一只手在擦眼泪。她的身影在晨光里显得又瘦又小。
板车走远了，我看到她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从凤阳到南京，先坐长途汽车到蚌埠，再从蚌埠转火车。
长途汽车在土路上颠得厉害，秀莲坐在我旁边，一只手紧紧攥着我的手，另一只手捂着怀里的那个小包。她很少说话，脸色有些发白，不知道是晕车还是紧张。
到了蚌埠，我们在候车室等了三个小时才坐上火车。
秀莲是第一次坐火车。绿皮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浑浊，到处是汗味和烟味。她靠在窗边，眼睛盯着外面飞速后退的田野和房屋，又新奇又紧张。
"建国，火车跑得真快。"她小声说。
我笑了笑，说："到了南京更热闹，高楼大厦，马路宽得能跑汽车。"
她没接话，过了一会儿才说："建国，你爸……他会不会不喜欢我？"
我说："不会。我爸就我一个儿子，他巴不得我早点成家。"
她点了点头，但眼神里的不安一点也没消。
又过了一会儿，她突然转过头来，认认真真地看着我，说："建国，要是你爸不同意我们的事，怎么办？"
我握紧她的手，说："不会的，我跟你说了，不会的。就算他一开始不同意，我慢慢劝，总能劝过来的。"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轻轻"嗯"了一声，把头靠在了我肩膀上。
火车轰隆隆地往前开，窗外的风景从田野变成了房屋，从房屋变成了楼房。
南京，越来越近了。
我心里其实也有些忐忑。四年没回家了，不知道父亲变成什么样了。他在信里对我处对象的事一直态度模糊，既不说同意也不说反对，这让我心里没底。
但我告诉自己，不管怎样，秀莲是我媳妇，这个事实谁也改变不了。
下午三点多，火车到了南京站。
出了车站，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南京的街道比四年前热闹了不少，自行车铃铛响个不停，路边有卖馄饨的、卖油条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秀莲跟在我身后，小碎步走着，眼睛到处看，但又不敢看太久，像一只误入闹市的小鹿。她手里紧紧抱着那个从家里带来的包袱，指节都捏白了。
我回头拉住她的手，说："别怕，跟紧我。"
她点点头，把手缩进我的掌心里，手心全是汗。
从火车站到机械厂家属院，坐了二十分钟的公共汽车。下了车，走进那条熟悉的小巷子，两边是灰扑扑的筒子楼，晾衣绳上挂满了被单和衣服。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
到了三号楼下面，我停下来，深吸了一口气。
秀莲站在我旁边，仰头看着这栋五层高的楼房，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紧张。
"建国，我害怕。"她小声说。
我捏了捏她的手，说："有我在，别怕。"
我们上了楼，走到三楼最里面那间。
门是木门，漆皮剥落了不少，门把手上锈迹斑斑。我站在门口，抬起手，敲了三下。
"咚、咚、咚。"
里面传来拖鞋的声音，"啪嗒啪嗒"地走过来。
门开了。
父亲站在门口。
四年不见，他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背也有些驼了。他穿着一件旧的蓝色工装，袖口磨得发亮。
看到我的那一刻，他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回来了？"他的声音有点沙哑。
"嗯，爸，我回来了。"
他点了点头，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瘦了，也黑了。"
我鼻子一酸，差点掉眼泪。
我侧过身，把秀莲从身后拉到面前。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紧张得浑身都在微微发抖。
"爸，这是秀莲，我在乡下处的对象——"
话还没说完，父亲的目光落在了秀莲的脸上。
他整个人像被定住了一样，一动不动。
脸色，一点一点地变白了。
他死死地盯着秀莲的脸，眼睛瞪得很大。
秀莲被他看得浑身发抖，往我身后缩了缩。
我刚想开口说什么，父亲猛地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拽进了屋里。他的手劲大得吓人，指甲掐进了我的肉里。
他的声音在发抖，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你知道她是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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